1944年春，我去榆林，CC特务谢永鹏带着电台、家眷准备去三边，他来找我，公开说他带着电台，问我住在哪方便一些，实际上他想到安边对我们进行控制。我想好了，你想控制我们，我还想利用你呢，就说：“你就住在安边吧，你的安全一切由我负责。”到了安边我就安置他和我住在一个院子里。我把这些策略和想法告诉了地下党负责人冯世光、牛化东等，他们非常赞同。在和谢永鹏聊天时，我有意问他：“你知不知道我的身份？我是国民党，还加入过复兴社。人家共产党不要我，我对国民党也看不惯，我是主张中间路线的。不信党，也不信共，谁的对赞成谁，主张民主。”谢说他赞成我的观点，也觉得国民党很腐败，自己也是混事而已，后来还把复兴社密告我们的情况透露给我。
1945年春，从西安又来了一个军统职业特务郝登阁，安置住到我开设的店里。我们经常聊天，他大骂西安大特务李犹龙，说他看透了国民党。三边地委保安处曾派葛申来安边了解郝的情况，郝登阁也去过定边。葛申了解后对郝说：“你要革命，我们欢迎，但要等待。”葛还对我们说：“对郝登阁要再看看。”
为了准备起义，我们办了两期排以上军官训练班，对下级军官进行民主革命的思想教育。我任班主任，冯世光任队长。还报请三边地委批准，成立一个“西北民主运动促进会”，宣传民主，广泛团结进步人士。为了迷惑敌人，民主运动促进会还选郝登阁当了主任，牛化东为副主任，我任组织部部长，冯世光任秘书长，还让谢永鹏也加入了这一组织。新十一旅旅部及一团排以上官佐都被吸收进来，实际上成了地下党的一个外围组织。后来定边派来张景生，以同学的名义住在我家，帮助我们起草促进会的章程等，从事革命活动。
1945年10月起义时，我们先把谢永鹏、郝登阁扣了起来。郝登阁要见牛化东和我，问为什么扣他？我让人告诉他：“现在搞民主的行动开始了。”郝是绥德人，说：“搞民主，是我教给他们的，他们才搞民主，搞了民主倒把我先扣起来了。”起义后，我们把他和谢永鹏都送到定边转送延安，延安组织上给他们做了工作，建立了关系后，便把他们放了。后来郝到旬邑当了国民党的县长，带了一个保安团起义了，真的革命了。谢永鹏释放后在榆林还为我们做了些工作。
四、点委受贿，为我说话
1945年春，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派员来三边点验新十一旅（人称“点委”），实际上是考察新十一旅一团是否赤化了。点委到了榆林后，听到特务们说安边不敢去，新十一旅一团已经赤化了。我们得知情况后，即令住榆林的同志就近欢迎点委来安边。点委来安边时，我亲自到中途迎接，到安边后亲自招待并请点委到牛化东、冯世光等家里去玩等等。我故弄玄虚地对点委说：“你看牛、冯等像不像共产党？他们都有很多家产，人称‘牛10万’，‘冯8万’。”点委说：“这哪是共产党？”我们还给点委送了钱和皮大衣等物品。后来西北长官公署给新十一旅拨发步枪1000余支，还有机枪、迫击炮等武器弹药。9月间接到一批步枪，其余正在运输途中，部队起义了，未能收到。由于点委回去的汇报，直到我们起义了两三天，榆林方面还不相信我们会起义。
五、贺晋年说：“欢迎起义，我们支援！”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蒋介石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积极准备打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命令邓宝珊将新十一旅调往包绥线上进行整编，企图清除新十一旅一团的共产党和进步势力，并预定由史钫城任整编后的师长。地下党组织和我们一分析，认为新十一旅一调走，一团就完了，新十一旅也完了。所以，我们积极向曹又参旅长建议，不走，逼得不行就起义。曹又参当时还抱有幻想，希望邓宝珊能顶住不调，于是就亲自去榆林找邓宝珊活动。结果邓也抗不住，没办法，非调不可。为了麻痹和迷惑我们，放出风说整编中一团军官都要安排，还说让牛化东任师参谋长。
与此同时，二团团副、复兴社分子张鼎臣亲自到安边进行活动，大肆宣传改编成正规的好处，拉拢下级军官。张对一团三连连长赵武臣说：“跟上走，你的前途由我负责。”赵武臣是地下党员，把张的活动及时向党组织汇报了。
10月20日，牛化东、冯世光和我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应该立即起义，不能再坐失良机，遂议定地下党负责人冯世光和我到定边，向驻定边部队警三旅贺晋年旅长汇报。我以买布为名向旅参谋长石佩玖请了假，到定边后立即向贺晋年汇报了情况，说明非起义不行了，请求警三旅给予援助。贺即向三边地委汇报并向延安中央军委请示。
10月23日下午，贺晋年约冯世光和我到定边东门外边墙上，在一个看瓜棚子里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说：“欢迎起义，我们支援！”对起义的具体事宜又进行了一番研究。我说：“安边没问题，新十一旅自己就能解决，柠条梁非打不行，一团没力量，主要靠八路军了。”冯世光却说只要给他两个营，包打柠条梁。我认为他对二团史钫城的反动性、顽固性估计不足，就对贺晋年说，不要听世光胡吹。贺晋年最后说：“打柠条梁由我们负责，我们可调几个团支援你们。现在有了黄色炸药，一下就可以把城墙炸开。”当时，警三旅七团在盐池，八团远在吴起，需要三四天才能赶来，遂定于10月27日起义，贺晋年旅长决定派警三旅参谋长张文舟带部队先到安边。
冯世光10月23日晚即赶回安边，我24日晚回去。回去后觉得很累，正准备休息，牛化东、冯世光、李树林、赵武臣都在赵级三家，派人找我去。我已经躺下了，先后三次派人来找，说化东有要事研究。我去后，他们说得到消息，张鼎臣要走了，并散布说一团如不接受整编，二团便于28日以长途野营名义进驻安边，以武力解决一团。我们当即决定提前于10月25日起义，并决定成立起义指挥部，牛化东为总指挥，我任副指挥。由冯世光派人到定边向贺晋年报告提前起义的情况，派高昆山到白泥井，带着我给一团二营柴明堂营长的亲笔信，调二营朱子春连到安边，并告知柴有什么事听我命令。
10月25日拂晓，起义开始。安边城门紧闭，不准出入。首先抓了新十一旅反动军官副旅长兼政治部主任吴芬、参谋长石佩玖，占据了邮政局，封锁了对外联系。谢永鹏是我扣的，郝登阁也扣了。张鼎臣是冯世光到万发店抓的，因张拒捕，被当场击毙。当时还没有公开宣布起义，说是搞独立，搞民主。
10月25日晚，警三旅副旅长吴岱峰和参谋长张文舟率警三旅七团部分部队赶到安边。10月27日，在安边城内北大操场召开军民大会，旅部一团、警三旅七团、八团和安边市民参加了大会，三边地委书记高峰、专员吴志渊也出席了大会。由我正式宣布反内战武装起义，并下达了攻打柠条梁、武力解决二团的命令。警三旅参谋长张文舟代表警三旅宣读了贺信，表示欢迎起义，支援起义。
堆子梁驻二团周效武营的两个连，一团派李树林带部队去包围时，已经跑掉了。柠条梁史钫城听到一团起义的消息后，积极部署顽抗。当时寨内有七个连的兵力，寨堡比较坚固，地形开阔，四面多沙漠，不易接近，易守难攻。
10月28日，攻打柠条梁的战斗打响了。11月1日，贺晋年旅长亲临指挥，发起强攻。11月3日拂晓攻克了柠条梁，击毙了史钫城，俘虏了慕寿山等800余人。打下了柠条梁，整个三边“一片红”了。
六、曹又参说：起义“对对的，前途光明。”
安边起义后，由于我们控制了邮政局，封锁了消息，两三天后，榆林方面才听到安边出事了。但传说不一，有的说一团“红了”，有的说是一、二团闹矛盾，榆林也闹不清楚。曹又参旅长这时还在榆林，他心里有数，就趁机对总部说他赶快回去看看，出了榆林城，他怕人家追他，快马加鞭，昼夜兼程回到白泥井。
曹又参青年时代在北京上平民大学时就接受了进步思想，组织上曾经让他参加共产党，他没有参加。这个人思想进步，但小心谨慎。他曾经对我说，斗争这么尖锐，参加不到头，还不如不参加，在党外照样可以做些工作，能做多少是多少。在北京上学时，假期他曾到包绥散发过传单，贴过标语。当了一辈子兵，从来没放过一枪，就是有个嗜好爱吸大烟。1926年春，他出任国民党靖边县县佐（驻柠条梁），当时，石英秀骑兵连驻柠条梁，二人关系甚密。石英秀被苏雨生扩编为第九旅，曹又参就任该旅参谋长。苏雨生失败，八、九两旅相当一部分官兵逃回陕北，石英秀、王子元、陈国宾、曹又参等率两旅的部分人到甘肃靖远，被兰州雷中田收编为新编八师第三旅，石英秀任旅长，王子元任团长，曹又参任特务营营长。1935年秋，曹又参改任一团一营营长。1941年，新十一旅旅长刘宝堂被张廷芝弟兄谋杀，陈国宾任旅长，曹又参升任一团团长。1944年陈国宾病故，曹又参任代旅长兼一团团长。
由于曹又参思想进步，对牛化东、冯世光等地下党的同志一贯信任，每到斗争紧要关头，都找牛化东等商量。1932年，高鹏飞领导的陇东西华池起义，有力地支援了陕北红军。这次起义是杨林、苏杰儒两人周密策划的。起义前后，慕寿山在曹又参面前竭力攻击地下党员，说：“李友竹（李树林）、冯世光是危险分子，应早处理。”石英秀也知道这一情况，问曹又参，曹说：“我相信李、冯即便是共产党员，也绝不会危害新十一旅。”石英秀从而再未追究此事。1938年，新十一旅移防榆林，刘宝堂、史钫城、张鼎臣及叛徒任怀义，密告牛化东、冯世光、李树林等9人是共党分子，陕西行辕主任蒋鼎文曾电告邓宝珊，令将牛化东严解西安。在曹又参支持帮助下，劝说一团团长陈国宾向邓宝珊活动，担保牛等没问题，使一团地下党组织未受损失。新十一旅二团由于刘宝堂、史钫城等复兴社特务严密控制，地下党被该团团副、叛徒张鼎臣出卖瓦解，最后只剩下个别党员，发挥不了作用。而一团由于曹又参的保护，牛化东任一团副团长，3个营长中李树林是地下党员，13个连长中有11个是地下党员，一团基本上为我地下党组织所掌握。
原来曹又参早就和谢子长有过接触。1944年，他曾通过苏杰儒与西北局联系请示工作，西北局还拨给他30万元法币的补助费。
曹又参从榆林回到白泥井一团二营柴明堂处，闭门不出。他不是反对起义，而是不了解安边发生的新情况，认为我们没等他从榆林回来就发动起义，是牛化东和我把他甩了，面子上下不来。打下柠条梁后，贺晋年旅长让我去请他，延安要求务必把曹又参请回来，领导起义。
这时，榆林也派出部队来支援柠条梁，已到了昭皇。我们怕榆林把他劫持走了，我带了二营六连和赵级三营的三个连，连夜赶到白泥井东堂。东堂距白泥井寨子还有十里地，我派人送信求见曹旅长，曹传出话来让我一个人进去，不让带兵，我也不敢进去。白泥井寨子很坚固，旅长在里面，我们是来请他的，又不能攻打，一时处于僵持之中。
那天中午，正在吃饭，突然阴云密布，骤雨大降。我令部队紧急集合，冒雨开进了白泥井寨子。我令二营六连朱子春（地下党员）连长带队走在前边，到寨门口哨兵拦住不让进寨，朱子春骂道：“妈的x，瞎眼了，我们是六连，回防来了，进！”哨兵也认得朱连长。六连进寨后立即上了寨墙，控制了寨子。我到二营营部，柴明堂派人报告了曹旅长，曹让我去他的住处，我冒雨跑了十来里路，想稍事休息，喘口气再去。曹旅长迫不及待，亲自来到营部，上了炕问我：“子庄，这是咋回事？”我说：“起义了。邓宝珊也不能顶住调防，不起义咋办？不都完了？！”然后我详细汇报了他走后安边发生的新情况及不得不立即起义的原因。曹又参听后这才说：“对对的，前途光明。”同意回安边，带头起义。我立即派人给贺晋年旅长送信，贺旅长派军政及地方民众代表到白泥井欢迎，曹又参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安边，然后由贺晋年旅长陪同到了延安，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欢迎，毛主席在枣园小礼堂接见了他。毛主席在听了贺晋年的介绍后，笑着握住曹又参的手说：“好，好，你来了好，我们欢迎。”
新十一旅起义，是国民党军队广大官兵反对蒋打内战的第一个信号。延安《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说：“十一旅起义是反对蒋介石打内战的火车头。”在解放战争中，后来陆续有国民党的成百名将军率部起义，因此，新十一旅的起义影响和意义不容忽视。
新十一旅起义后，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仍用新十一旅番号，曹又参被任命为旅长，牛化东任副旅长，我任参谋长。起义后，我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忆安边起义和解放柠条梁
马文俊
我是1942年5月在柠条梁镇拿粮食换布时，被国民党拉去当兵的。国民党把我编在十一旅一团二营六连四班，班长叫刘长恒，排长叫解占鳌，连长为陈俊仕，营长是李友竹，团长陈国宾，副团长牛化东，旅长刘宝堂，参谋长石佩玖。十一旅共有两个团：一团驻安边；二团驻柠条梁。二团团长史钫城，副团长张鼎臣（1945年十一旅起义时被击毙）。
关于安边起义的情况
1943年，我到团部给陈国宾当勤务兵。1944年我又给牛化东当勤务兵。牛化东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十一旅已发展李友竹（三营营长）、王子庄（参谋主任）、朱子春（六连连长）、张成石（参谋）、高宜之（二营营长）、冯世光（四连连长）等几个党员。牛化东经常和共产党的部队——警三旅有来往。因为我是牛的勤务兵，牛在夜间经常到定边去（警三旅驻定边），所以我知道牛的情况。同时我跟牛在夜间活动的事，牛一再告诫我不要给任何人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