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巴金说来，这并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在“五四”前后传播的各种思潮中，最吸引他的是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政论《告少年》和廖抗夫的剧本《夜未央》等鼓吹这种思潮的读物，都曾给过他很大的激动和启发，由此逐步形成巴金青年时代的人生信仰和政治观点，指引他走上生活的道路。他最早的一篇文章，就是题为《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的宣扬无政府主义的政论。从此开始到20年代末，他一直怀着极大的热诚，翻译编写了不少无政府主义的书籍。“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科学和民主，也带来了社会主义的思潮。人们那时急迫地吸取一切从外国来的新知识，一时分不清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界线，尼采、克鲁泡特金和马克思几乎有同样的吸引力。到后来才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解放人类的唯一真理和武器。许多寻求革命真理的先进人士，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过这样曲折的路途。现代中国作家中，巴金在这方面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他的思想跋涉是艰苦的。这种蔑视一切权威和约束的思潮推动巴金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成为他坚决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武器，也使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具有和旧世界决裂的鲜明的、激进的色彩。与此同时，这种思潮又或多或少地妨碍巴金正确理解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在一个时期内持有这样那样的疑问或保留，给他的生活和创作带来某些消极的影响。不过，巴金关心的是人民群众的解放，是中国人民的实际问题，因此他能根据中国社会的现实决定自己的理解和行动，即使在最热衷于无政府主义的时候，也能提出和坚持自己的看法。这不仅使他当时有别于一般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使他经过10多年的思考探索，终于和这种思潮分道扬镳。
巴金最早的创作，是发表在1922年7月~1922年11月《文学旬刊》（《时事新报》副刊）和1923年10月《妇女杂志》上的一些新诗和散文。它们传达了“被虐待者的哭声”，闪现出“插着草标儿”的“丧家的小孩”、轿夫、乞丐……的面影，指出世上绝没有主动将财富送给穷人的富豪，“要想美的世界的实现，除非自己创造”。这些带有习作性质的作品，当时和后来都很少为人提及；但是，从现实生活吸取题材，注意尖锐的社会压迫和阶级矛盾，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呼唤人们起来反抗，将抗争的锋芒直指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革命的激情以至于晓畅热烈的文字等，都已显示出巴金以后几十年创作的基本倾向和特色。
他的正式的文学生涯开始于1927年旅法期间。在初到异国的孤独单调的日子里，过去许多经历、见闻在回忆里复活过来，“为了安慰我这颗寂寞的年青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四一二”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新军阀取代旧军阀，将准备迎接革命胜利的中国人民推入新的苦难的深渊。不久，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拯救无政府主义者、意大利工人、被巴金奉为“先生”的凡宰地免受死刑的抗议运动，而美国政府不顾各国舆论的警告，仍然下令将他处死。这些重大变故，都使巴金感到极度震惊和愤懑。为了寄托和发泄这些激情，他又断断续续地写下了一些篇章。到了1928年夏天，经过整理和增删，就是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
小说写的是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上海。从一开始军阀的汽车碾死行人到末尾革命者的头颅挂在电线杆上示众，中间穿插着封建家庭破坏青年男女的恋爱，工人因为运送革命传单被杀害等情节，表明这是一个到处都沾满了“猩红的血”的世界。小说以主要的篇幅描写处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受到“五四”新思潮鼓舞、寻求社会解放道路的知识青年的苦闷和抗争。响彻全书的是这样的呼声：“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这其实也就是小说的主题。主人公杜大心怀有“为了我至爱的被压迫的同胞，我甘愿灭亡”的决心。不过，残酷的社会现实、痛苦的个人经历、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还有严重的肺结核病，使他染上很深的厌世情绪，“他把死当作自己的义务，想拿死来安息他一生中长久不息的苦斗”。他的行动因而带有浓厚的悲观色彩和盲动性质。为了给被军阀杀害的战友复仇，他企图暗杀戒严司令。结果对方只受了轻伤，自己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作家赞美他的献身精神，同时看到并且写出了这种个人恐怖行动并无多大意义。巴金说：“我自己是反对他采取这条路的，但我无法阻止他，我只有为他的死而哭”，并把杜大心称为“病态的革命家”。杜大心的形象，很可以表明巴金的前期创作中所体现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他对于这种思想的突破。
1929年初，《灭亡》在《小说月报》上连载。革命和反革命激烈搏斗的情节固然很有吸引力；杜大心和李冷、李静淑兄妹之间展开的对于人生应该是爱还是憎、是讴歌还是诅咒，对于现实社会应该是逐步改良还是彻底摧毁的争论，全书时而昂奋时而抑郁、骚动不安的基调，以及杜大心自我牺牲的行为等，更在迫切地寻求前途的青年读者中间，激起强烈的反响。正如一位读者所陈述的那样：《灭亡》“把这个残杀着的现实，如实的描写出来，……还把那万重压榨下的苦痛者的反抗力，表现了出来……从反抗压迫的叫号中，我们可以知道：弱者不是永久的弱者，他们有的是热血，一旦热血喷射的时候，哼！他们要报复了。”他们不只是深切地体会了作家总的创作意图，而且准确地感受到了作家情绪上的起伏波动，沉浸在同样的痛苦和欢乐、幻灭和期待之中。这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真正的思想感情的交流融合。所以，虽然《灭亡》艺术上还比较粗糙，思想上也存在着弱点，但却立即成为1929年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这个出乎意料的成功，使巴金第一次发现，文学创作可以成为自己同那些和他一起经受生活煎熬的青年们精神联系的手段。他说：“《灭亡》的发表，……替我选定了一种职业。我的文学生活就从此开始了。”
《灭亡》的续篇《新生》，叙述李冷、李静淑兄妹在杜大心牺牲的激发下，先后走向革命的故事。小说采用日记的形式。作品渲染了群众的麻木落后，革命者的孤独寂寞——他们只能靠着“信仰”坚持生活和斗争，因而涂抹了一层阴郁的颜色。不过，李冷在就义前想到的，却是“把个人的生命连在群体的生命上，那么在人类向上繁荣的时候，我们只看见生命的连续广延，哪里还有个人的灭亡”。可见作家胸怀“大心”，关注的是广大人民的命运，瞩目的是经过斗争、牺牲达到的未来。他希望用先驱者的英勇业绩唤起更多的后继者，共同起来推翻罪恶的旧世界。虽然这样的信念失之空泛，在艺术上也没有得到充实的表现，却还是具有一定的鼓舞力量。
在前期创作中，巴金自己最喜爱的是总题为《爱情三部曲》的三个中篇。第一部《雾》篇幅短小，主要描写周如水的爱情生活。他虽是“五四”以后的新青年，却摆脱不了封建道德观念的羁绊，在恋爱中表现出软弱、优柔寡断的性格，因此失去了心爱的人。到了《雨》中，在再一次恋爱失败以后，投江自杀了。第二部《雨》的人物比《雾》多，情节也较为复杂，几个人物的形象比较丰满。小说着重描写的是“热情的，有点粗暴浮躁”的吴仁民与郑玉雯、熊智君的爱情纠葛。但这并不是一个三角恋爱的故事，而是提出了应该如何处理革命与恋爱的关系的严肃课题。作品中两个女子结局都很凄惨，吴仁民却终于摆脱了感情的牵制，完全投身革命的斗争中去。在第三部《电》里，前面两部作品中的一些人物，逐步成熟，显示出作家所说的“一种近乎健全的性格”。有关爱情的描写已经不多，不再以此作为贯串的线索了。作品通过工会、妇女协会、学校等方面的活动，展现了某城一个激进团体的反军阀斗争。青年人的真诚友谊、坚定信仰、勇于献身的精神和行为，构成全书的主要内容。就所反映的社会现实而言，这是三部曲中最为宽广的。《电》也是巴金最喜爱的一部。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一再出现的关于是否应该采用个人恐怖手段反抗反动势力的论辩。作家反复说明“我们恨的是制度，不是个人”因此“痛快地交出生命，那是英雄的事业，我们似乎更需要平凡的人”，“能够忍耐地、沉默地工作的人”。和《灭亡》相比，《电》较为清晰地强调了这一思想。不过小说仍以较多笔墨描写恐怖行动，歌颂牺牲精神，使那些“英雄”比“平凡的人”更有光彩。这些地方，反映出巴金思想感情上深刻的矛盾。
从《灭亡》到《爱情三部曲》，主人公都是一些作为旧世界的叛逆者的知识青年。他们出身剥削阶级，但决心献身于被剥削者的解放事业他们以人民的代表自诩，却又看不到人民的力量，更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还保留着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灵魂。他们的勇敢和脆弱，信心和空虚，往往矛盾地交织在一起。巴金一再提到他是从自己的朋友身上提取这些人物形象的素材的。他不仅熟悉而且热爱他们，总是用饱和着真挚感情的画笔，描绘下他们的身影，表达他们的情绪。不容否认这些作品留下了无政府主义的某些消极影响，但它们的确真实地记录了这些知识青年的生活和斗争，真切地刻画出他们复杂的、常常是有些病态的精神风貌。具有类似的矛盾和苦闷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在20年代、30年代的现实社会中，为数不少。把这种类型的形象带进文学画廊，正是巴金的小说能够激动那么多青年读者的重要原因。
巴金虽然以表现知识青年着称，却从一开始就触及到现代产业工人的斗争。《灭亡》出现过革命工人张爱群的形象，随后又在中篇《死去的太阳》中以更多的篇幅展现了南京工人为了抗议“五卅”暴行掀起的罢工运动。30年代初，巴金接连写了2部主要描写工人的中篇：《砂丁》写的是锡矿工人的生活，《雪》（原名《萌芽》）写到了煤矿工人的斗争。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幅幅阴暗的画面：工人的苦难，不仅在于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贪婪的资本家掠夺去了，还有更多的中世纪式的非人折磨——从被诱骗到矿山起，一直到被埋进土坑（死了的或者被活埋的），他们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生命毫无保障。矿山对他们说来，无疑是座死牢。小说也写到了工人的朦胧的觉醒，从自发的个人反抗到初步组织起来的罢工斗争。作家说：“我是把一个垂死的制度摆在人们的面前，指给人们看：‘这儿是伤痕，这儿是血，你们看！’”作品里的工人形象虽然不很成功；但就真实地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生活——无产阶级所忍受的种种惨无人道的超经济剥削这一社会现实而言，小说还是写得出色的。
从1929年起，巴金开始写作短篇小说。到1937年抗战爆发，已经写下60余篇，分别收入《复仇》、《光明》、《将军》、《发的故事》等11个集子。这些短篇描绘了一个广阔的世界。取材异域生活的篇什，占了很大的比重；许多篇是以法国人为主人公的，此外像俄罗斯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奥地利人、犹太人、日本人、朝鲜人，尤其是其中的革命者和具有反抗精神的青年，都常常是巴金短篇的主角。这些作品，少数是根据历史文献、传记提供的素材改编而成，绝大部分都是通过作家与外国友人的交往，有了认识和思想感情的交流以后写下的。在五颜六色的异国风光中，表现的同样是民族压迫阶级对立的严酷生活，同样是反抗不合理制度的英勇斗争。“五四”以后，随着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中外交流的增加，从内容到形式都给文学创作带来明显的影响。外国题材较多地进入中国作品，正是其中的一个变化。巴金的短篇就是很好的例子。取材国内生活的短篇，也写到了现实社会的多种矛盾。《煤坑》、《五十多个》、《还乡》、《月夜》、《一件小事》等篇，反映工农群众在天灾人祸、在地主资产阶级沉重摧残下的苦难和抗争。《知识阶级》、《沉落》等篇，鞭挞了上层知识分子的堕落。《父亲买新皮鞋回来的时候》、《春雨》、《雷》、《星》等，则以作家熟悉的革命者或者在苦闷中寻路的知识青年为主人公，透露出较多的理想的闪光。
巴金的短篇喜欢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不少属于书信体或日记体。其中的“我”可能是故事的中心人物，也可能是事态发展次要的参与者或目击者。他后来解释自己常用这类写法，积极的原因是可以直接“倾吐自己的感情”，消极的原因是便于对“不知道的就避开”不写。他的小说大多数较多主观感情的抒发，较少客观生活的刻画。巴金还说过：“我写文章，尤其是写短篇小说的时候，我只感到一种热情要发泄出来，一种悲哀要倾吐出来。我没有时间想到我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我是为了申诉，为了纪念才拿笔写小说的。”他一般地不怎么注意结构故事、剪裁情节、节制文字等方面的推敲而是感情奔放，一泻千里，读来激动人心，十分流畅。
尽管如此，巴金的短篇仍然是丰富多彩、色彩缤纷的。隐藏在落魄的音乐师难听的歌声里的，原来是一场不幸的恋爱悲剧，通篇笼罩着淡淡的哀怨（《洛泊尔先生》）。从断了弦的三角琴，引出了一个流放西伯利亚的热爱艺术热爱自由的俄罗斯农民的庄严形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于专制制度的控诉（《哑了的三角琴》）。取材法国大革命的几篇，用颜色鲜艳的画笔，很有气势地渲染出时代的狂风暴雨，并在这样的画面上凸现出几位历史巨人的面影（《马拉的死》等三篇）。这些作品，带有比较鲜明的浪漫主义的情调。收入《抹布》集里的两篇：《杨嫂》叙述一个处身社会底层的女佣的悲惨经历，《第二个母亲》描写一个栖身上层社会任人玩弄的女性的痛苦生活，以她们的善良和热爱生活，反衬出社会的冷酷，洋溢着人道主义的义愤。《将军》塑造一个潦倒上海滩、靠着妻子卖淫为生的白俄贵族的形象，从昔日的荣华和今天的破败的强烈对比中，指出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神·鬼·人》的前两篇（《神》、《鬼》），通过一连串平凡琐细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刻画出几个日本人苦于现实生活的磨难，转向宗教寻求解脱的空虚苦闷的灵魂。这些作品，有较多的细节描写，人物形象丰满，具有现实主义的特色。另外，在《幽灵》、《狗》等篇中，吸取了一些象征的写法。《长生塔》各篇，都是童话。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作家借象征和比喻，表达对于阶级压迫的抗议，宣告不合理制度终将消灭的信息，艺术上别具一格。虽然在巴金的整个创作中，短篇小说的成就、影响，不如长篇和中篇，它们在思想上艺术上仍然具有值得重视的特点，显示出作家多方面的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