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梁启超，生于1873年，卒于1923年，近代政治家、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既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之一，也是中国文学革新运动的重要发起人。
作为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梁启超在致力于社会改良的同时，也关注文学的改良，于变法前一二年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与同志试作“新诗”，欲以诗歌的革命为突破口，推动文学革命，与政治改良相呼应，进而促进中国文学社会的改良。
戊戌变法之前70年，知识界，特别是维新派曾一度推崇新学、实学，认为致用的西学才是富国强兵的根本，认为文学是虚学，无用之学。而梁启超则提出“文学新民救国论”，重新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认为文学也可以为救亡强国的目的服务。而当时的“诗界革命”既是改良运动的需要，也是黄遵宪新近代进步诗歌潮流发展的结果。由此在黄遵宪的新派诗前导之下，梁启超与夏曾佑、谭嗣同等最初竞相写作新诗。即使在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时仍然继续鼓吹诗界革命，提出不仅要“新名词”，更要“新意境”，使诗界革命更前进了一步。
继“诗界革命”之后，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着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提出“小说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提出，不但是为了支持和配合维新改良运动，而且对梁启超本人来说也是其对小说的重新认识。中国的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是在市井小民的通俗化娱乐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最初被文人士大夫所鄙弃，直到明代后期才有李贽、冯梦龙等极个别的具有异端思想的文人开始重视、抬高小说的文学地位。在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前的几年，已有改良派出来为小说争取正宗的文学地位，而梁启超则把这种斗争推进到“小说界革命”的新阶段。
他不仅摆脱了传统士大夫对小说的偏见，而且把小说视为宣传革新、改造国民思想意识的最有力工具，如他所说“欲新一国之民，可先新一国之小说”。另外，梁启超所说的小说也包括戏剧在内，所以“小说界革命”同时也意味着“戏剧界革命”。这样，“小说界革命”就与他此前提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构成了全面的创造新文学的主张。
鲁迅
生平和思想发展
鲁迅，生于1881年，卒于1936年，原名周树人，字豫才，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鲁迅年轻时受过诗书经传的教育，爱好民间艺术和绘画，稍长又读了许多野史笔记，对中国文学和历史有较深的了解。
鲁迅的外祖母家住农村，他经常随母探亲，因而和农民保持着亲密的联系，深知他们身受的压迫和痛苦。不久，鲁迅的祖父因科场案件入狱，父亲又长期患病，家道中落，少年鲁迅经常出入于当铺和药店，在被侮辱、受歧视的环境里，认识到社会的冷酷和势利。1898年，鲁迅离家到南京。继洋务运动之后，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正进入高潮。鲁迅抛弃一般人认为是正路的读书应试，进了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随后又转入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在这里，他接触到宣传变法维新的《时务报》和介绍西方国家政治、哲学、经济、法律的《译书汇编》，经常留意当时翻译过来的科学和文艺的书籍，其中赫胥黎的《天演论》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从书里初步接受了进化论思想，根据“物竞天择”的规律联想到祖国在竞争剧烈的世界上的命运，期望祖国的自尊自强。1902年，鲁迅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先在东京进了弘文学校。当时的东京是中国革命党人在海外活动的中心，留学生中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反清爱国运动，鲁迅积极参加这些活动。刚满21岁的他，在一首短诗里抒写了自己爱国主义的襟怀：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阁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19世纪后期轰动世界的达尔文学说在日本思想界十分流行，无政府主义和尼采哲学也受到知识分子的赞赏。这一时期鲁迅的注意力主要在科学方面，除了译述爱国主义小说《斯巴达之魂》外，他先后介绍了居里夫人新发现的镭，研究了中国的地质和矿产，翻译了灌输科学知识的小说。他原准备通过学医，卒业回国救治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便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在仙台二年，有一次，教室里放映纪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画片，其中一个中国人据说是为沙皇的军队当侦探，被日军捉住杀头，周围站着看热闹的同样是一群中国人，面对惨剧，神情麻木。鲁迅深受刺激。他本来从日本维新想到自己民族的前途，一直在探索所谓“国民性”问题。这一次深深地感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于是他决心医治国民的精神，中止学医，改治文艺，因为他以为改变人们精神的手段首推文艺。
1906年，鲁迅回到东京，开始提倡文艺运动。原来计划创办文艺杂志《新生》，终因人力物力的限制，没有办成。他一面埋头翻译北欧和东欧被压迫民族的作品，和他弟弟周作人合作出版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一面又在留学生办的《河南》杂志上，发表提倡反抗和独立精神的论文如《文化偏执论》、《摩罗诗力说》等。他非常喜爱果戈理、契诃夫、显克微支等现实主义作家；同时又引拜伦、雪莱、雨果、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和裴多菲等浪漫主义诗人为同调，介绍他们同情弱小、抵抗强暴的作品。他既反对贵族地主洋务派的“竞言武事”，“不根本之图”，也不满官僚集团维新派的主张“制造商估立宪国会”，对于新起的买办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同样充满了不信任和憎恶，认为他们提倡的是假民主，“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鲁迅把民族革命和人民解放作为实践任务，作为理论推理的出发点，并且根据上述认识，从西方思潮里取精用弘地吸收他所需要的材料。他相信进化论，在日本读了许多介绍进化论的书籍，进化论给予鲁迅要求社会变革的理想以很大的支持，使他坚定地相信未来，不惮前驱。他反对资本主义物质弊害的戕贼，要求“张灵明”，也不满守旧群众和习惯势力的约束，倡议“排众数”。他以个性主义为武器，反对封建主义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支持新生事物的成长。个性主义和进化论是他前期思想中很重要的部分。
1909年鲁迅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授课之余开始辑录唐代以前的小说《古小说钩沉》，编定古代有关会稽史地人物的逸文《会稽郡古书杂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在故乡绍兴积极参加宣传活动。也就在这段时间里，他根据生活实感用文言写下短篇《怀旧》，描绘了小镇封建势力在革命风声中的种种动态。临时政府成立，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在南京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政府迁到北京。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没有完成历史任务，帝制虽被推翻，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和思想体系不曾有丝毫动摇，帝国主义依旧虎视眈眈。鲁迅由兴奋而失望而苦闷。从1912年到1917年，他虽有时忿而战斗，但更多的时间却在沉思默想。工作之余不断抄写古书，辑录金石碑帖，校订《后汉书》、《谢承》和《稽康集》。他分析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进行探索。这些都成为他以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必要准备。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沉睡的中国大地蠕蠕欲动。鲁迅于1918年起和李大钊等一起参加《新青年》杂志的活动，陆续发表小说、论文和杂感。第一篇白话体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就刊登于《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5月），以文学的形式揭露“礼教吃人”的罪恶，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接着又发表《孔乙己》、《药》等短篇，集中力量从各个角度向封建传统进攻，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极大地激动了青年读者，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他在同一时期写的论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对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家庭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适应时代潮流，不仅助长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声势，而且深化了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鲁迅是五四运动中斗争最彻底和影响最广大的作家。这时鲁迅的思想基础仍然是以他所理解的进化论为基础，他从现实的斗争要求出发，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引申了达尔文学说里辩证主义的核心：发展观点和变革观点。他反对封建礼教，抨击国粹主义，诅咒“现在的屠杀者”，激烈地批评各种被扭曲了的生活现象，对中国社会作出切中肯綮的分析，并且引导青年前进。他清楚地看到新旧之间的冲突，要求给予新生事物以应有的地位。也明白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他的思想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一方面在1919年已经歌颂了人民创造的“新世纪的曙光”，另一方面到1923年还没有摆脱对人民力量估计不足的弱点，认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一方面散发着集体主义的思想光彩，主张“一分热”和“一分光”应该心悦诚服地消失于“炬火”和“太阳”之中，另一方面又还没有完全突破个性主义的樊篱，不仅正面援引了尼采的话，并且有“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的疑惧。但是，由于鲁迅怀着革命民主主义彻底变革现状的要求，对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具有清醒的认识，敢于直面现实，主张坚持战斗，主张“打落水狗”，这就使他的实践始终具有深刻的社会斗争的意义。
鲁迅在这个时期里写了20多个短篇，先后结成《呐喊》、《彷徨》两个小说集。他比较集中地描写了两类人物，农民和知识分子。农民问题是鲁迅早期作品重要的主题，他以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深厚感情关注着他们的命运。《阿Q正传》、《故乡》、《祝福》等篇具体生动地表现了农民当时的境遇。他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也充分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特点。因此，他的小说成为中国社会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面镜子。除此以外，他还写有散文诗《野草》和收录在《华盖集》正续篇中的杂文。《野草》以优美的艺术形式记录了他在“五四”退潮时期彷徨苦闷的心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他除了在教育部任职，还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校教课，编写了《中国小说史略》讲稿；先后支持和组织了语丝社和未名社，出版《语丝》、《莽原》、《未名》等刊物，主编《国民新报》的文艺副刊，还编辑了专收译文的《未名丛刊》和专收创作的《乌合丛书》与《未名新集》。1925年，他在当时任课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中积极声援学生，直接和北洋政府对垒。次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又以实际行动参加群众斗争。在斗争中，他突破了进化论和启蒙主义的某些局限，隐约地预感到：一个更猛烈的风暴——实际上也就是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就要到来了。
“三一八”后，鲁迅受北洋政府通缉的威胁，于同年8月南下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他在厦门写完了在北京时已经开始动笔的散文《朝花夕拾》，编定《汉文学史纲要》前10篇，并和青年们合作出版了文学刊物。当时大革命的形势迅速发展，北伐正处在胜利阶段，农民运动日益蓬勃兴起。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里，对革命形势表示了欢欣鼓舞的心情。由于个人生活方面的原因和他对南方革命的向往，不久便应中山大学《由广东大学改名》之聘，于1927年1月抵达广州，任文科主任兼教务主任。他准备在文学上“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到广州后，他和共产党人有了更多接触，也有更多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同国民党右派进行的激烈斗争中，鲁迅思想上酝酿着一个巨大的飞跃。反映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野草〉题辞》等文里的思想，标志着这一飞跃的即将开始。4月12日，蒋介石实行反革命政变，广州也于“四一五”发生大屠杀。鲁迅向学校当局要求营救被捕学生，没有结果，愤而辞去一切职务。在这段时间里，他目睹了更残酷的杀戮和更英勇的牺牲，也“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鲁迅受到很大震动，原先循着进化论而进行的“思路因此轰毁”，认识到真正的革命力量是工农群众，自己应该自觉地走向他们。“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这是鲁迅在实践中探索多年逐渐认识的结论。“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彻底转换了自己的阶级。
1927年9月鲁迅离开广州，10月定居上海。1928年主编《语丝》半月刊，并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从1929年起，又与柔石等组织朝花社，编译《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出版《朝花周刊》和《朝花旬刊》，同时又印行《艺苑朝花》，介绍苏联和欧洲各国的版画。在这段时间里，他就革命文学问题与创造社、太阳社展开论争。论争涉及文艺理论上许多问题，促使鲁迅比较系统地读了马克思主义书籍，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时又介绍了苏联小说。通过翻译和介绍，鲁迅深刻地进行自我批判与自我教育，不但更加巩固了他对现实的革命斗争的认识，也加深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使他在向共产主义道路迈进时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