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怨在不舍小过，患在不预定谋。福在积善，祸在积恶。饥在贱农，寒在惰织。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富在迎来，贫在弃时。
——《安礼章第六》
【解读】
仇恨起于平常对小过失的切齿不忘，祸害起于事先没有谋划盘算。幸福来自多积善，祸害来自多作恶。肚子吃不饱，那是因为不重视农耕。身上穿不暖，那是因为没有织出布。天下安定，那是因为获得了人心。天下危亡，那是由于失去贤士。天下富足，那是因为能够聚财。天下贫困，那是因为荒废了耕种的时节。
【博弈之道】
善事积聚起来，必然要成为福，恶事积聚起来，必然要变成祸。世上没有善言善行，恶言恶行，也就没有祸害没有幸福了。农贱则米贵，米贵则食不果腹。中国古代是个农业社会，“农桑”之重，重于泰山，关系国家根基。唐尧节约俭朴，李悝让农民充分利用耕地多产粮食，越王勾践用十年时间生育人口并聚积财力，汉代平抑物价，这些都是聚积财富的好办法，也是让国家根基不动摇的好办法。而天下贫困，都是因为荒废了耕种时节。
2.大局安危全在某些人的一念之间
得人者得天下，成功的关键，不是事，而是人，正因为这个，所以唐太宗才会说“致安之本，唯在得人”。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但在关键时候，大局的安危却全在某些人的一念之间——就像袁崇焕之于明末。
崇祯帝上台后，为了整顾辽东防务，又重新任用袁崇焕，让他任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赐尚方剑。兵部尚书是最高军事行政官，督师是最高军事指挥官，袁崇焕身而兼之，达到了其官宦生涯的顶点。袁崇焕走马上任，坐镇辽西，满兵再也不敢取道宁锦以入山海关，但是却可能取道蒙古，从蓟门入寇。袁崇焕虽然官为督师蓟辽，蓟州其实是他所管不到的，因此上疏请朝廷务必加强遵化的防守，增设团练总兵。连上三疏，朝廷却因为他推荐的总兵人选被弹劾，不予理睬。朝官还在那里互相推诿扯皮，而皇太极已接受汉奸高鸿中的建议，在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率领满兵十余万，以蒙古兵为前导，从喜峰口入长城，攻陷遵化。袁崇焕二十八日闻警，即与祖大寿、何可纲率兵入援，沿路经过的抚宁、永平等地逐路置防，逐城设守，计划截断满兵的归路。十一月初十，袁军到达蓟州，与满兵交锋，满兵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遭遇袁军，大惊，于半夜越过蓟州向通州退兵，渡北运河，直逼北京。袁崇焕率五千骑兵两天两夜急行军三百多里，竟比满军早到北京三日。崇祯见袁军赶到，大喜，召见袁崇焕，赐御馔和貂裘，但袁崇焕要求让士兵入城休养，却没被批准，只得驻扎在广渠门外。满兵一路攻来，侦知袁军已在北京，无不大惊失色，以为袁军从天而降。二十日，两军在广渠门会战。袁军后来又到了四千骑兵，合起来也不过九千人，以这九千人大战十万满兵，以一当十，从早打到晚，满兵终于不支败退，连退十几里才稳住了阵脚。本身并不会武功的袁崇焕因为这一仗关系重大，披上了甲胄亲自上阵督战，把满兵一直往北追到了运河。
后金政权在宁锦失利后，调整了战略，并选定长城各关口为突破口，而明朝却仍把防务重点放在山海关一线。皇太极率大军攻城略地，一路向京师杀来，整个京城陷入一片混乱，此时的崇祯帝也六神无主，一时没了主意。对于崇祯帝来说，由谁来负责京城防务是一个难以决断的问题，经过一番权衡，他决定任用袁崇焕。在后金军队的强大攻势下，明朝负责守卫京城的两座大营，就只剩袁崇焕守军了。崇祯帝在此紧要关头召见了袁崇焕，抚慰了一番，并未理会袁崇焕进城休整的要求。而袁崇焕对于崇祯帝要求他将敌人赶到离京城远一点的地方去的命令也未作明确答复。
大战当即，崇祯一再催促袁崇焕出战，他都以兵困马乏、等待援兵为由加以推迟。袁崇焕按兵不动，是因为他知道，这一次皇太极以倾国之师深入大明腹地，本来极其冒险，拖得越久，对他们越是不利。袁崇焕的计划是等到各路勤王兵云集，时机成熟，再四面合围，截断满兵退路，把满兵围困住，进行决战。这时有两路勤王兵赶到，袁崇焕并未把他们留下守卫北京，而是一路派去昌平保卫皇陵，另一路退至三河截断满兵后路。他自己的主力预计十二月初三、初四日赶到，就可以开始实施合围计划了。
但这个计划却令生性多疑的崇祯帝顿生疑心：他怀疑袁崇焕已成了金兵的内奸。正当此时，皇太极使了反间计，说同袁崇焕已有密约，大事立即可成，马上就可以撤兵了。崇祯帝知悉后迅速采取行动逮捕了袁崇焕。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四十六岁的袁崇焕在北京西市口被凌迟。袁崇焕死后第十五天，崇祯吊死煤山，明亡。
其实，仔细分析，这关系大局安危的“一个人”并不是孤独的一个人——比如袁崇焕，在他的背后，其实还有千万将士。当日，崇祯派了个太监向城外袁军宣读圣旨，宣布袁崇焕罪状，便立即引得三军放声大哭。而正南下赴援的袁军主力在途中听说主帅被擒，也立即失去了主心骨，溃不成军。这样看来，明不战而亡，就是必然的了。
3.任何荣辱都不是一时一事造成的
“福在积善，祸在积恶。”一个积字，说明任何荣辱都不是一时一事造成的。老话说，善恶到头终有报，这个到头，指的就是“积”的过程吧？在这里，我们来看看几位恶毒女人的“积恶”史，以及她们最后的悲惨下场。
第一个恶毒的女人是吕后，刘邦的结发妻子。吕后在政治上的发迹始于诛杀异姓王，她凭借心狠手辣，一步步攫取了西汉王朝的最高权力。
公元前195年四月，刘邦去世。五月，刘邦十七岁的儿子刘盈即位，他就是汉惠帝。由于他少不更事，大权落入太后吕雉的手中。为了达到篡权的目的，吕雉开始屠戮同姓王。吕雉最嫉恨戚姬和她的儿子赵隐王刘如意，一次，趁汉惠帝打猎之机，将刘如意毒死，然后命人砍掉戚姬的手脚，挖掉她的双眼，给她灌了哑药，称之为“人彘”，并扔到臭气熏天的厕所里。不仅如此，吕雉还派人请惠帝来看“人彘”。看到这没有手脚不能行动、没有眼珠看不见东西、张开嘴发不出声的妇人横躺在厕所里，惠帝几乎吓破了胆，再仔细一瞧，原来是父亲最宠爱的妃子、刘如意的生母戚夫人，惠帝顿时失声号啕，回到宫中便卧病在床，后来在忧郁中死去，年仅二十四岁。汉惠帝死后吕后又操纵少帝继位，虽然她千方百计地想巩固政权，不辞辛劳地帮扶少帝临朝，但少帝并不感激她。公元前184年，少帝逐渐长大，知道自己生母竟为吕后所杀，不谙宫廷险恶的他气愤地说：“太后怎么可以杀死我的母亲呢？将来我长大了，一定替母亲报仇！”吕雉闻知这件事后，立即将他幽禁在永苍宫，不久就杀害了他，另立恒山王刘义为帝。不过，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四年以后，吕雉一命呜呼，她的族人全都因为她的恶行而受了牵连。
另一个恶毒的女人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的皇后刘氏。刘氏小名玉娘，被册封为皇后之后，和李存勖一道聚敛钱财，贪婪而且吝啬。刘氏自幼与父亲刘叟失散，当刘叟确认宫中贵人就是女儿后，迫不及待地来到宫中求见。刘皇后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不认这个贫病父亲，还用棍棒打他，把他赶出宫门。老人气得昏死过去，醒来之后号啕大哭，从此再也没有了消息。刘皇后占有国库无数财宝仍不满足，还派人到全国各地经商贩卖物品，从中渔利。公元926年，赵在礼在邺都谋反，叛军很快攻到都城，李存勖在抵抗中被冷箭射破面门。李存勖拔出冷箭后，口渴得要命，到处找水喝。刘玉娘一看大势已去，非但不去看望庄宗一眼，反而叫宦官送去一碗酪浆给他喝。而据当时传说，凡是被弓箭或兵刃所伤的人，往往感到又渴又闷，如果喝水的话，还可以救活；喝粥或酪浆，则死得更快。李存勖死后，刘玉娘收拾细软，与李存勖的弟弟李存渥逃出宫门，但最终还是被人告密，不得不自尽。
还有一个恶毒的女人是北魏宣武帝皇后胡充华。胡太后临朝后，耗巨资广建寺院，开凿石窟，其建筑规模之宏大，实属历代之最。如在洛阳龙门山建造石窟寺，前后用工达八十多万个。她在皇宫旁修建永宁寺，其中一所浮屠塔高九十丈，塔上立柱高十丈，离开京城百里之遥犹能望见。鉴于崇佛造成大量社会财富流失，大臣李崇、张普惠等人多次上疏进谏，然而胡太后固执如常。胡太后又极爱饮宴游乐，高兴之余，常常赏赐亲信大量财物。一次，她上山游玩，随从多达数百人，为了取乐，传令手下大开府库，命王公、嫔妃、公主们随意攫取，结果，大量绢帛散入私家。胡太后豪奢无度，荒淫无节制，流风所及，达官贵人竞奢夸富。更令人发指的是，胡太后竟与亲信将孝明帝毒死，向天下宣布由年仅三岁的临洮王元钊继位。消息传出，天下震惊，朝野愤慨。大都督尔朱荣趁机兴兵作乱，南下攻陷洛阳。胡太后见大势已去，便自行削发为尼，躲入佛寺。武泰元年四月，尔朱荣兵入洛阳，将胡太后和幼帝沉入黄河溺死，又将文武大臣二千余人尽数杀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河阴之变”。
所谓“亡也忽焉，兴也忽焉”，这个“忽”不过是相对于漫长的历史而言。一个人、一个国家，其发展和灭亡都不可能是毫无征兆的。发展，是善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灭亡，是恶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这个规律，没有谁可以逃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