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务善策者，无恶事；无远虑者，有近忧。同志相得，同仁相忧，同恶相党，同爱相求，同美相妒，同智相谋，同贵相害，同利相忌，同声相应，同气相感，同类相依，同义相亲，同难相济，同道相成，同艺相规，同巧相胜。此乃数之所得，不可与理违。
——《安礼章第六》
【解读】
致力于出好谋略、做好事的人，就不会遭受坏事；没有长远打算的人，必定有眼前的忧虑。同有一个志向，就会相互促进，并有裨益。同有仁爱之心，就会为对方分担忧愁。同是恶人，就互相结成朋党。有相同的癖好，就会聚在一起。美貌相匹或者才能相当的人，相互妒忌。智慧相当的人，互相施展计谋。地位都尊贵的人，相互倾轧。都想获得某种利益的人，会互相忌恨。声音相类、气息相同的，会互相感应。同一类属，相互依聚。道义一致，互相亲近。面对同样的困难，会互相帮助。道合的人，会互相成全。这些都是根据天地万物运行变化的法则所得出的规律，凡人类所有的举措，都应该遵守这些规律，不能与之相抗。
【博弈之道】
有相同志向，就会互相促进，并有所裨益。在同仁相忧方面，比如文王与闳散、微子与箕子和比干、周公和召公、管仲和鲍叔。在同爱相求方面，君主如果贪，那么跟随他的也是贪利之臣；如崇尚武力，那么跟随他的就是凶猛好斗之徒；如果崇拜神仙，那么跟随他的也就神仙方术之士；如果喜欢观察受命的征兆，那么跟随他的必定是虚妄欺诈之人。由此看来，大凡有癖好的人，都是性情乖僻愚蔽不明的人。同类相妒的，当然不仅仅只是女人，而美也不仅仅是指容貌的美。同智相谋，比如曹操和刘备、翟让和李密。同贵相害，是由于各据势力，互相倾轧。同利相忌，则是因为都想获得某种利益，避免某种伤害，就会互相忌恨，互相残杀。而五行、五气、五声都存在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中，自然要依照各自的特征相互感应。同类相依，同难相济，都各有其原因，却并非都是同义相亲，比如六国联合是为了抗秦，六国之间并不存在什么仁义；诸葛亮辅助刘备与吴国结交，是为了抗击魏国，吴蜀之间也不存在什么道义，只不过当时面临了同样的困难罢了。
2.找志同道合的人共谋大业
仁者爱人，仁也就是爱的意思，仁爱之道，是古往今来创业守成的不易之道。志同道合的人，有共同追求，因而能团结起来共谋大业；仁爱之士，有相似的品德，所以总能走到一起，为同一件事情而努力。
在众弟子中，孔子比较喜欢颜回，就是因为颜回在生活经历和品德方面，与孔子有诸多相似的地方：他出身贫寒，自幼生活清苦，却能安贫乐道，不慕富贵；他性格恬静，聪明过人，长于深思；在做人上，他严格按照孔子关于“仁”、“礼”的要求，“敏于事而慎于言”；在求学上，他坚守“不耻下问”的精神，用毕生精力“研之弥坚”，很符合孔子对学生的要求。所以孔子称赞颜回具有君子四德，即：强于行义、弱于爱谏、怵于待禄、慎于治身。
军事上有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就出自孙武之口，记载在他所著的《孙子兵法》一书中。孙武，字长卿，又被尊为孙子或孙武子。他出生于春秋后期的齐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被尊为“兵家之祖”。孙武著有《孙子兵法》一书，共十三篇，流传至令。
孙武少年时阅读了大量的古代军事典籍，加上当时战乱频繁，兼并激烈，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善于带兵作战的将领，他从小也耳闻目睹了一些战争，这对少年孙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喜爱兵法，渴望探求战争中的制胜之道，以备将来点兵沙场，在战争舞台上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然而孙武生不逢时，当时的齐国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齐景公刚上台的时候，左相庆封灭掉了右相崔杼。可是没过多久，田、鲍、栾、高四大家族联合起来，又赶跑了庆封。内乱愈演愈烈，齐国公室同四大家族之间以及四大家族内部为争权夺利，进行着残酷的斗争。
孙武对这种内部斗争极其反感，他不愿使自己身陷其中，因而萌发了远奔他乡、另谋生路去施展自己才华的念头。当时南方的吴国（今江苏大部和安徽、浙江的一部分）东靠大海，西邻楚国，南接越国，北面与齐、晋相望，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吴国自寿梦称王以来，联晋伐楚，国势强盛，很有新气象，孙武因此认定吴国是他施展才华和实现自己抱负的地方。大约在齐景公三十一年（前517年）左右，正值青春年华的孙武毅然告别齐国，长途跋涉，投奔吴国而来。孙武一生事业都是在吴国展开的，死后也葬在了吴国，因此《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就把孙武称为“吴人”。
孙武来到吴国以后，并没有急于追求功名，而是在吴都郊外隐居下来。他一方面过着田园式的生活，浇菜种地；另一方面潜心研究兵法，著书立说，寻求发展的机会。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从楚国而来的伍子胥。伍子胥原是楚国的名臣，公元前522年因父亲伍奢和兄长伍尚被楚平王杀害而潜逃到吴国，一心想凭借吴国的力量讨伐楚国，替父报仇。他最初在吴王僚的叔伯兄弟公子光门下做宾客，希望在公子光的推荐下接近吴王，可是后来他发现公子光想图谋不轨，篡权夺位。伍子胥无意卷入王室的内部斗争，于是在给公子光推荐了一名叫专诸的勇士后，也到吴都郊外隐居起来。孙武和伍子胥结识以后，谈得十分投机，于是结为密友。这时吴国的局势也处在动荡不定之中，两人便深居简出，等待时机谋求发展。
公元前515年，公子光利用吴国伐楚、国内空虚的机会，假意邀请吴王僚参加宴会。在宴会上，公子光以专诸为刺客，击杀了吴王僚，然后自立为王，称阖闾。阖闾掌握政权以后，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称霸天下，就勤于政务，体恤民情，不贪美味，也不近女色，注意发展生产，训练军队，因而深得民心。他还注意探求人才，礼贤下士，首先任命伍子胥做了行人。阖闾非常器重伍子胥的内政外交才干，经常同他商议军国大事。
公元前512年，吴国国内稳定，府库充足，军队精悍，雄心勃勃的吴王阖闾想西征楚国。伍子胥向阖闾提出，这样的长途远征，一定要有一位精通韬略的军事家指挥，才能够取胜。因此，他向吴王推荐了还在隐居著书的孙武，称赞孙武是个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盖世奇才。可是孙武自从来到吴国以后，一直隐居著书，默默无闻，吴王连孙武这个名字都不曾听说，又怎么能够相信孙武的才能呢？尽管伍子胥费尽口舌，甚至一天早上就推荐了七次，可是吴王仍然无动于衷。伍子胥见光凭口说打动不了吴王，便将孙武写的兵书拿来，呈给吴王看。
吴王看罢孙武的兵书，连连称好，让伍子胥快快把孙武找来。
孙武受命为大将以后，加紧训练吴国军队。在孙武的严格训练下，吴军的军事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就在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伍子胥和孙武，指挥吴军攻克了楚的属国钟吾国（今江苏宿迁东北）、舒国（今安徽庐江县西）。这时吴王阖闾头脑发热，想长驱直入攻克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县纪南城）。孙武认为这样不妥，便劝说吴王阖闾：“楚军是天下的一支劲旅，非舒国和钟吾国可比。我军已连灭二国，人疲马乏，军资耗费严重，不如暂且收兵，养精蓄锐，等待更好的机会。”吴王听从了孙武的劝告，下令回师。
伍子胥也完全同意孙武的主张，并向吴王献策说：“我军人疲马乏，不宜远征。但是，我们可以设法使楚人疲困。”于是伍子胥和孙武共同商定了一套扰楚、疲楚的计策，即派出三队人马，轮番袭扰楚国。当吴国的第一支军队袭击楚境的时候，楚国见来势不小，便全力以赴，派兵迎击。然而楚军出动以后，吴军却主动撤了回去，结果楚军扑了空，白跑了一趟。可是楚军刚返回驻地，吴国的第二支军队又攻入了楚境。如此轮番袭击，弄得楚国穷于应付，耗资严重。这样，吴国扰楚疲楚的计策大为奏效，楚国劳师丧财，属国纷纷叛离，逐渐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公元前506年，吴国征伐楚国的机会终于来临了。这年夏天，晋国支持蔡国灭掉楚国的属国沈国，于是楚国发兵围困蔡国，为沈国报仇。备受楚国侵凌的蔡国和唐国主动与吴国通好，希望联合吴国共同出击楚国。于是在这年冬天，吴王阖闾御驾亲征，以孙武、伍子胥等人为大将，率三万精兵，并联合唐蔡两国，乘坐战船，溯淮而上，直趋蔡国与楚国交战。楚军见吴军来势凶猛，不得不放弃对蔡国的围攻，收缩部队，调集主力，率领二十万大军以汉水为界，加紧设防，抗击吴军的进攻。不料孙武突然改变了沿淮河进军的路线，放弃战船，改从陆路进攻，直插楚国纵深。
伍子胥问孙武：“吴军习于水性，善于水战，为何改从陆路进攻？”孙武告诉他：“兵贵神速，应该走别人想不到的路，这样才能令敌人措手不及。逆水行舟，行动迟缓，楚军必然加强防备，那样我们就很难破敌了。”伍子胥听了连连点头称是。就这样，孙武在三万大军中精选三千为前阵，身彼坚甲，手执利器，连连大败楚军。吴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五战五捷，终于在旧历十一月二十八日攻战楚国都城郢。楚昭王见大势已去，带着妹妹仓皇出逃。
在这场吴楚大战中，孙武指挥吴国三万军队攻击楚国二十万大军，五战克郢，获得全胜，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这是孙武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而这一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伍子胥协同他一起完成的，也就是所谓的“同志相得，同仁相忧”。
3.不用无益的事来损害有益的事
人们结成团伙，除了利益相同之外，更重要的是心性、品性相同。仁德的君主身边，总有忠臣；庸碌的君主身边，总有奸臣。
仁德的君主和身边的忠臣会说些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武王和姜子牙的对话吧。有一次，武王问姜太公治国的方法，太公回答说：“治理国家的方法，最根本一点，就是爱民。”武王又问：“要怎样爱民呢？”太公说：“对人民有利而不要有害，帮助他们成功而不要使他们失败，让他们生活下去，而不要杀害他们，给他们财物，而不要夺取他们的财物，使他们快乐而不要使他们痛苦，使他们快乐而不要使他们愤怒，这就是治理国家的方法。使用人民的道理，也就是爱他们，老百姓失去了本职工作，就是害他们；使农民错过耕种季节，就是让他们失败；对有罪的人加重刑罚，就是杀他们；加重征税收刮，就是抢夺他们的财物；徭役繁多会使人民疲惫，就是坑害他们；让人民劳苦忧乱，就会引起人民的愤怒。所以善于治理国家者对待人民，好像父母爱子女、哥哥爱弟弟一样，听到他们吃不饱、穿不暖，就可怜他们，见到他们劳苦，就为他们悲伤。”
至于庸碌的君主，其所做的无益的事情当然因人而异、五花八门——比如宋徽宗，尽管他的金钩铁划自成一体，但作为一国之君，他的确是极其不称职的。
当哲宗去世，徽宗还未当上君主的时候，章说徽宗轻浮不牢靠，统治全国的重任不能交给他；辽天祚帝灭亡，张觉向朝廷归降，并以平州作为贡奉之礼，赵良嗣认为收留张觉必然在金国面前失去信义，会导致金国攻打宋朝。如果这两个人的计谋能得到实施，徽宗当不上宋朝皇帝，宋朝将张觉拒之门外，即使金国十分强大，又怎么能找到侵犯宋朝的借口呢？由这些事可以知晓事情发展变化的原因，这个道理即便是小人也能熟知，但君子却听之任之，不能采取措施把局面控制住——这样看来，北宋后期的祸乱，章、赵良嗣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
宋徽宗痛失天下，探究其中的因由，他并非像晋惠帝那样愚蠢、孙那样残暴，也并没有遇到三国时曹氏、司马氏夺权这种情形，只是因为依仗自己的聪明，心理偏向一方，对正义之士进行疏远排斥，却接近奸佞之臣。所以蔡京才凭借自己卑劣、邪佞的资质，使徽宗的骄奢淫逸的愿望得到满足。徽宗迷信道教虚无的学说，崇尚游乐，大肆营造景观，使百姓困苦不堪。君臣都沉溺于游乐之中，相互影响，荒诞放纵，每天都干些荒唐的事情，贻误了国家大事。到了童贯掌握兵权之时，又将优势兵力调到偏远地区，祸端日积月累，最终酿成天下大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