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早夏，我接到诗人书法家曹辛之的短函，约请我去他家参加一个诗人的小集会。在那之前，我和其他一些所谓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诗人，曾被热心的诗人及当时的《诗刊》负责人之一邵燕祥先生重新挖掘出来，作为一批“出土”诗人，重新出现在《诗刊》上，这不能不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当时的新诗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新诗再一次汇流、握手，而找回诗歌的更丰富的源头。辛之对我们这些出土诗人说，他认为新中国的诗歌读者们，四十岁以下的，除了中文专业的以外，大约都没有机会读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新诗，他希望那天到他家的九位诗友能各选十几首自己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旧作，出一本合集，献给今天的诗歌爱好者，以填补人们对于那个年代诗歌记忆的某些空白。那么这本合集应当叫什么呢？首先我们带着那个时期从旧时代走过来的文人普遍存在的自卑心态，否认自己的作品是“社会主义的花”，那么它们是什么呢？辛笛说“咱们九个人的旧作就算作陪衬社会主义新诗之花的九片叶子吧”，这样就诞生了《九叶集》的书名。这种以政治意识形态来为文学作品定位的做法在“政治挂帅”的日子里是很普通的，文学作品被按照作者的政治地位分成三六九等是当时评论界和出版界必须有的职业品德。因此我们心甘情愿地从“花”退到“叶”的位置上，心中暗暗庆幸，若不是走了，在我似乎并不可怕/卧在花丛里/静静地听着小夜曲睡去九人中有一位在出版界供职的曹辛之，恐怕连叶子也当不上，只好扼杀于旧日的泥土中了。回顾那些初见曙光的日子，我们还算是幸运的一批。而《九叶集》的命名人辛笛在命名的过程中充分证明了他的政治智慧和成熟，我是这个新时期诗歌队伍中的新兵，也得以幸运地当上一叶，可算老兵换上新制服。若不是辛笛和辛之对中国新诗的忠诚和努力，在那个时期出版这样一本四十年代的旧“新诗”的选集几无可能。《九叶集》的出版竟像打开了1979年后新诗出版的闸门，接着各种诗集接踵而来。一时间，诗歌成为青年作家的首选，写诗之风大盛，北岛舒婷，浪里淘沙，一夜间成为诗坛新秀，青年诗歌读者的宠儿。辛笛和辛之对《九叶集》的策划和艺术设计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新诗的振兴以极大的推动，唤醒了新诗青年读者和作者的丰富的创新欲和想像力，扩大了诗人的观察视野，丰富了新诗的内容，给诗歌以独立的地位。当诗歌脱离了强加给它的工具身份，它的生命力是如此地强大，形成文学界的一股洪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新诗如同种满新树苗的山坡，只等一场春雨唤醒万千株幼苗的潜在的生命力。在我的诗友圈子里，辛笛和辛之是那时诗歌气象预报家，他们吸到清晨空气的潮润，欣喜地预感到诗歌春雨的到来，引导我们在那场让新诗的树木泛绿的雨中，泼入我们手中捧着的那一小盂诗之浆液，也插下我们手握的那株新诗的嫩芽；在我们的诗歌圈子里，若没有辛笛辛之这样的报春者，也就不会有《九叶集》这只早春的鹧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新诗充满了等待，好像春寒中耕好了的地等待着种子。《九叶集》就是一粒较早撒下的种子，辛笛是那粒种子的新芽，当土地准备好了时，种子就会找到它。《九叶集》的问世是那个时代诗歌创作一个必然中的偶然，因为是时代创作气候的必然使得这原本不相识的九个诗人在偶然的聚会中留下了新时期诗的轨迹，历史就是这样用它的必然将许多的偶然串成项链，织成网络，这就是文化，许多偶然串成的人们心灵的必然的痕迹。1979年是中国文坛再度焕发青春的重要年代，“九叶集”的问世揭开了新时代新“新诗”的帷幕；然而那些揭开帷幕的手却是一些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拿起诗笔的，布满历史皱纹，走向老年的手，其中年龄最长，也布满最多诗歌生命纹路的手掌就是辛笛的手。他是老诗人卞之琳先生同时代的诗人，在“九叶”中，他和辛之自然是领航者，这样“九叶集”就冒失地如一叶扁舟，浮浮沉沉地出现在那时期的文学海面。“九叶集”这次远航，带给我们新“新诗时代”的入门证。
2004年10月14日
香港《诗网络》第18期2004年12月
辛笛兄与《九叶集》
赵友兰
辛笛兄离开我们将近一年，每当回忆过去曾经聚首的件件往事，总会令人产生缕缕思念之情。最近的两三年内，有不少挚友相继离去，如辛笛兄嫂、祖光兄、林宏兄等等；虽然每个人都走的是同一条路，但先走的总是留给我们尚未走的人许多的怅然、茫然，万千的思绪。
我的老伴曹辛之于1946年，从重庆到了上海，与林宏、郝天航、臧克家等友人，集资办起了星群出版社，由于他们都是诗人，大家一致赞同创办一个专门发表诗歌的刊物。经过筹划、集资，1947年以丛刊的形式出版了《诗创造》第一辑《带路的人》；1948年，星群出版社有了一定的基础，业务上增加了不少支持者，也就是这一年，由诗人臧克家介绍，辛笛兄与辛之相识，二人相见恨晚，成为挚友。辛笛兄在诗词与学识上的造诣，以及诗歌创作上的见解，与辛之有着共同的思想要求和艺术追求。在1948年的6月，辛笛、辛之以及唐祈、唐、陈敬容共同编辑的另一本诗刊《中国新诗》第一集《时间与旗》出版了。而辛笛兄对星群出版社，除在业务上的支持，在资金上的支持外，也是使出版社能够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得以艰难维持的力量，直到1948年底被国民党查封为止。在相互的支持中，他们的友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他们先后离去。
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1979年，辛笛与辛之一起探讨能否出版一本反映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统区诗歌创作的诗集，因为当年在国统区存在着大批诗人，他们用诗的形式反映人民的疾苦，呐喊出时代的声音；而这些诗人的作品，因狭窄的艺术尺度和复杂的时代变迁而被淹没，使得新诗自“五四”以来，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发生了断层，这些诗人及作品，很少为人所知；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并平反了冤假错案。中国的春天来了，正是在这一时刻辛笛兄与辛之认为编这样一本诗集的可能是存在的。《九叶集》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81年出版了。
编辑《九叶集》的初衷，只是感到建国后的三十多年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统区各种不同风格的诗篇，长期没有机会与广大的诗歌爱好者见面，甚至人们都不知道曾有过各种流派的诗歌存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一段空白；编辑出版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诗歌选集，可以使得这段历史更加完整。
为促成此事，辛笛兄利用来京之际，与辛之反复商讨，并邀请了当年曾在《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上发表作品的几位在京的诗人袁可嘉、杜运燮、郑敏、陈敬容等人，共同研究编选诗集之事。
当时，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过去多年来形成的政治气氛，在很多人心中尚有余悸，对于出版这样一本曾被批为“现代派”“唯美主义”的诗集，究竟有无风险？出版后会不会受到批判、打压？但另一方面，诗人们由于祖国文学艺术春天的到来，心中也涌动着重新拿起笔来的冲动，当然也渴望着能够出版，使广大的诗歌爱好者，有机会认识他们，知道他们的存在。他们又邀请了唐祈、唐，加上西南联大的四杰：穆旦、杜运燮、袁可嘉、女诗人郑敏，以及辛笛兄、辛之和女诗人陈敬容共九人，各自选出自己的诗作，由辛之具体操作，编辑成集。然而为诗集命名却煞费了一番周折；他们不敢以“花”自居，认为自己只是百花园中为花儿作陪衬的绿叶；但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统区还有许多与他们诗风相同或相近的诗人，这本小小的诗集不可能把所有相同风格诗人的作品，全部包括进去，他们九位诗人只是这许多诗人的代表而已。辛笛兄想到他们九位诗人只是几片绿叶，用“九叶”命名似更恰当；而“九”字在中国历来都是代表最大之数，最高之数，有“天地之至数始于一而终于九”之说，如“九牛一毛”、“九转迴肠”、“九五之尊”、“九重天”……等等；虽然《九叶集》只包括了九人，但却包容和代表着许多和他们一样的诗人存在。
至于“九叶派”曾为人质疑，当年没有听说过这个流派，事实上的确没有这个“派”名，当年他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团体的形式或同名的中心刊物，只是有着共同的艺术倾向与追求。之所以被称为“九叶派”，是在《九叶集》出版之后，人们为提起时方便才叫出了“九叶派”，而这个“九叶派”后来更被收入吴欢章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十大流派诗选》中，正式被人们承认这个流派。这就是从《九叶集》到“九叶派”形成的前前后后；而《九叶集》的命名者，即辛笛兄也。
《九叶集》在1981年出版，在诗坛及广大读者中，特别是青年诗歌爱好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们十分惊讶地知道还曾经存在过这样的诗作。当时在刊物上及大专院校的中文系中，引起了一股“九叶”热潮，《诗刊》杂志上连续发表了评论文章，但这股热潮只持续了一个多月，很快就接到了对《九叶集》的宣传“到此为止”的指示；一下子没人再提《九叶集》，原来准备发表的文章也停止刊发，一部分最热心的“诗友”也一百八十度地改变了态度，甚至有个别人提出“‘九叶’真有那么好吗？”的疑问。
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2000年8月，我收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一份邀请函，请函上明明白白地写着“2000年8月7日召开纪念《九叶集》出版二十周年大会”。我参加了大会，百余人的会议开得很热烈，与会者给予了“九叶”诗派以极高评价，这个会的召开说明了社会对“九叶”的认可与肯定，也证明了历史永远是真实的，不可掩盖的；当时辛笛兄远在上海，没能参加这个大会，但他委托了代言人，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九叶集》终于被人们认识，并在文学史上得到应有的位置。
2001年底，我和我的家人，在上海美术馆开家族画展期间，我去拜访辛笛兄嫂，当时我因患卵巢癌开刀刚满一个月，肚子上还裹着绷带，身体很虚弱。在我看到辛笛兄嫂时，心中真是百感交集。辛笛兄因心脏病，安装了起搏器，坐在沙发里，当年十分健谈的辛笛兄，说话不多显得有些疲惫；而当年美丽小巧、活泼热情的文绮嫂因患严重骨质疏松病，极度消瘦，坐在轮椅上双眼望着我，却说不出一句话。这时的我，心情比身体更加虚弱，又想到1991年我与辛之同到上海拜访辛笛兄嫂的情景，如今辛之已先我们离开了六年之久，心中倍感凄苦；更没有想到的是，此次与辛笛兄嫂相见，竟成永诀……
2004年11月6日于北京
辛笛诗的注脚
赵长天
从1985年开始，我在上海市作家协会做书记处常务书记，后改称秘书长，职责都差不多，主持日常事务。这个岗位的事情琐碎繁杂，大事小事都有，大事小事都不能马虎。终日忙忙碌碌，一年下来算算账，却似乎说不出干了些什么，没多少事情可以写到总结报告上去。直到1997年卸任，一直做了十二年。但现在回过头去，看看那段岁月，发现自己的时光没有白费，经历很有价值，比如，我有幸结识了那么多的文学前辈。由于上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这座城市集中了一大批优秀的老作家。
从巴老开始，施蛰存、于伶、王元化、王辛笛、王西彦、师陀、柯灵、吴强、杜宣、峻青、陈伯吹、草婴、贾植芳、徐中玉、钱谷融、茹志鹃、罗洪、罗洛等等，不胜枚举。如果我不在这个岗位，对声名显赫的他们，我只能仰望，最多在一些会议上，向他们握手致意。因为当了秘书长，因为要为老作家服务，要张罗日常琐事，便和他们有了或多或少的日常接触，渐渐就熟悉起来。现在他们多半已经故去，回想起来，在和他们的相处中，我获得了很多精神补给，在潜移默化之中。
最近辛笛先生的女公子王圣思教授来信，说“友人建议我编一本王辛笛纪念文集，这也是我应该做的事。家父辛笛生前与您颇投缘，期盼您能拨冗赐文，予以支持。”王圣思的信将我引入记忆之中，我想起坐在辛笛先生英国式公寓的客厅里，在书籍报刊的包围之中，喝着茶，没有主题，散散淡淡地闲聊。聊天的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似乎也没有很重要的事情。辛笛的诗作意象飘逸唯美，但在现实生活中他特别关心社会、关心现实。他的日常生活和他的艺术活动隔得很远，似乎着意追求着某种间离效果。
在那么多老作家中，辛笛是很特别的一位。1949年以后，文坛有名的作家，几乎全部都在文化部门从业，作协、文联、报社、出版社、大学等等。唯有辛笛，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然后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英国文学。他当过教授，又是“九叶”诗派的代表人物，在文坛有很大影响，是1949年新中国首次文代会的代表。但1949年以后他一直在工业单位工作，直到退休。像他这样既是杰出的诗人，又有很高的外国文学修养，在工业部门工作，实在是人才的浪费。记得刘少奇说过，找一个好的地委书记容易，找一个好作家难。我相信在1949年到1966年期间，他一定会有到文化单位工作的机会，但他做出了和别人不一样的选择。在那段惹是生非的年代，他在文学上选择了沉默，直到“文革”终结。甘于寂寞，默默地远离虽然不太平毕竟还是热闹的文坛，不是容易的事情。但他因此成功地封存起自己内心柔软敏感的那部分艺术世界，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重新创作，他的诗作的艺术感觉，和半个世纪以前依然能够和谐衔接。我觉得辛笛先生具有的不仅是艺术的智慧，而且是人生的大智慧。
文学追求的就是独特。我们或许可以从辛笛先生独特的人生道路上，寻得他优秀诗篇的重要注脚。
2004年10月
《浙江日报》2004年11月19日
常青的绿叶
———怀念老诗人辛笛先生
赵丽宏
癸未春节前，我去看望辛笛先生。老诗人已经九十二岁了。
那天早晨，知道我要来，辛笛先生早起坐在客厅里等着。因为堵车，我迟到了一会儿。辛笛的女儿王圣思是我的大学同学，她为我开门时告诉我，老人等得有点心急了。不过一见面，辛笛先生还是满脸笑容，和我握手时，能感觉到他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