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夏天，为了撰写毕业论文，我和同学兼诗友吴晓一起专程到上海辛笛先生家拜访。在南京西路一幢老式洋房的三楼，辛笛先生热情接待了我们这两个初学写诗的青年。根据我们的访谈要求，他回顾了几十年来的创作经历，向我们传授了写诗的宝贵经验。辛笛先生意味深长地说：“诗中有我，才有真情实感；我在人民之中，这真情实感才会富有意义。人有七情六欲，感情十分复杂，社会生活丰富多彩，诗要表达浓缩的感情，也可以说要有七情六感。六感就是：真理感、历史感、时代感；形象感、美感、节奏感。前三者指思想性，后三者指艺术性。好诗要做到八个字：情真、景融、意新、味厚……”他鼓励我们说：“只有不断进取，不断探索，敢于扬弃旧的，吸收新的，才能跟上时代的进展。杜甫有句诗：‘夜雨剪春韭’，写诗也要像剪春韭一样，割掉一批，又生出新的芽来。”
这之后，我与辛笛先生的交往多了起来，每次我赴上海探亲或出差，必定要去辛笛先生家里坐一会，看望自己敬重的老师。
1983年春天，“我们诗社”在杭州举办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诗歌创作讲习班。在官巷口的一条小巷内，数十位爱好诗歌的年轻人坐在上城区文化馆简陋的会议室的硬木条凳上，听诗社特意从外地请来的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作讲座。辛笛先生也应邀欣然前来杭州，5月25日、27日晚上为讲习班学员讲了两次课，一堂课辛笛先生向大家介绍了台湾香港诗坛的概况，包括“现代诗”“创世纪”“蓝星”“笠”等诗社，对余光中、洛夫、郑愁予等诗人的作品进行评析，深入浅出地讲述现代派诗歌的表现技巧，到会学员听得津津有味，大开了眼界。另一堂课辛笛先生介绍了自己的写诗过程，包括那首脍炙人口的成名作《航》的创作背景与动机。参加讲习班的学员深感受益匪浅。在辛笛先生的热情指点和鼓励下，我的诗艺大有长进，几年来我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习作。198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决定为我出版第一本个人诗集《美丽的年龄》。我斗胆请辛笛先生作序，他立刻愉快地答应了，我把校样送到他府上不久，辛笛先生就将序文寄来了，对我的诗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出版社工作，总是忘不了要为振兴诗歌出点力。期间我仍常与辛笛先生联系，每有新作，必寄他求教。1995年，我策划了一个选题，打算挖掘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新诗的原版旧作，重新编印出版，包括当时影响较大的诗人的成名作或代表作诗集，丛书名为《中国新诗经典》。我把辛笛的《手掌集》列为第一辑出版的十种之一。经与辛笛先生联系，他向我提供了1948年出版的《手掌集》影印本，那是最原始最权威的版本。《中国新诗经典·手掌集》除了“珠贝篇”“异域篇”和“手掌篇”外，我还增加了新的一辑“春韭篇”，收编了辛笛先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近作，包括那首写于加拿大的著名爱情诗《蝴蝶、蜜蜂和常青树》。这本诗集于1996年4月出版，居然发行了一万六千册，这个数字即使在当时也可算是一个奇迹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辛笛先生，大约是在2003年春。我出差到上海，顺便去南京西路王家拜访。那时辛笛夫人徐老师已坐轮椅了，但仍认识我。九十高龄的辛笛先生依旧记忆清晰，向我一一打听杭州诗人的近况。后来，上海作协举办辛笛创作七十周年纪念活动时，我正出差外地，无法赴沪祝贺，谁知竟再也无缘见到辛笛先生了。
辛笛先生离开我们已一年多了，但他亲切和蔼的笑容常在我眼前浮现，他略带沙哑的嗓音时时在我耳旁响起：“再见，蓝马店———送你送你/待我来举起灯火/看门上你的影子我的影子……”
2005年1月14日于杭州雅仕苑
辛笛叔
章洁思
天，阴了两天。空中，时而飘洒着雨丝。尽管气象预报执拗地坚持着“多云”，可就连一线阳光也不肯透露到大地。
就在这样阴沉的日子里，传来了令人伤感的消息。
一大清早接到圣思的电话，告诉我她爸爸辛笛于前一日病逝。自那一刻起，我的眼眶就情不自禁地一阵阵潮涌，我已经很久没有如此控制不住自己了。唉，文绮阿姨刚走了百天，辛笛叔就立即追随她去了，留给在世者怎样的感受呢？虽然充满诗意，但悲哀弥漫在所有亲朋的心里。
辛笛叔是父亲靳以的好朋友，他在怀念父亲的文章中曾不止一次说：我们两家是通家之好。正因如此，在父亲1959年辞世以后的四十几年，他一直那么慈爱地关注着我们。令我特别难以忘怀的是，每次我有文章发表，他（或请圣思）一定打电话鼓励我。尤其是那些日子，我为了某人对父亲的不实之词而气愤，辛笛叔一家都一齐为父亲抱不平。当我最终调查事实写出了文章，虽然文章首发在《香港文学》，辛笛叔和文绮姨立即读了，并来电赞我，说我文章写得好，告诉我他们是我的支持者。
今天，回首这一往事已相当平静。但在当时，我身后没有大山，文章难以发表，在感受孤军作战之时，辛笛叔的话语令我倍觉温暖。他对父亲的了解是真切的，他对父亲的感情是不变的。无论父亲已经作古多少年，他的感情永远都不会变。
辛笛叔和父亲是天津南开中学的校友。其实，说得确切一点，辛笛叔与我二叔是南开的同窗好友。后来，在圣思写她父母的文章中，才知她父母的姻缘是我二叔牵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父亲在北平三座门大街14号编辑《文学季刊》和《水星》之时，辛笛叔亦是那里的常客。“我们那时对你爸爸佩服得不得了。”这是文绮阿姨对我说的。说这话时，文绮阿姨已患骨质疏松症只能坐在轮椅上，但她的健谈，在回忆年轻时代的那刻又回来了。而辛笛叔，则经常会出其不意地问我一些有关父亲的事（当然也是我最想了解的事）。比如有一回，我去看他，他忽然问我：“你可知道你父亲是因哪篇文章成名的？”我摇摇头。他就告诉我：“你父亲的成名作是短篇小说《圣型》。当时，小说一发表就引起轰动，许多人都争相传阅。”我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因为小说充满异国情调，这使读者感到新奇，尤其是一些青年读者。”
其实，我从八九岁起一放假就爱往他们家钻。他们家真是个快乐热闹的家庭，有四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我与老二圣群同年，但我与老大圣贻最接近，因为我最早认识的是她。当年父亲被派到沪江大学任职时，辛笛叔曾带她跑到杨树浦来看望父亲，那时我作为小主人像个野孩子般带她到校园的沙坑里狠狠玩了一把沙。这事对于她这个城里的孩子，当然是难以忘怀的。那会儿在他们家，大姐圣贻最有号召力，因为她时常担任市少年宫的小主席，是个小社会活动家。在她的带领下，我们的游戏花样层出不穷。我们笑呀闹呀，文绮阿姨从不嫌烦，而辛笛叔每每下班总是先跨进我们嬉闹的房间，他那慈爱的笑脸至今还晃动在我眼前。
然后我就是大病致残，接着是父亲离世，我们都开始长大。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我常常同老三圣珊通信，用英文写，因为我们读的都是英文系。1968年的一天，我踩车经过她的学校，特地弯进去找她，谁知得到的回答是她是反动学生。后来我分配在一所中学教书，遇见她同校同系同年级的人，我又打听圣珊的消息，回答是支支吾吾的，仿佛怕沾了什么祸水一样。后来漏出一句，说她已经发配到贵州去了。
近读圣思写的《智慧是用水写成的———辛笛传》，才了解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辛笛叔一家的痛苦遭遇。在我周围的家庭，痛苦是家家有的，但很多细节仍让我读来心酸。比如辛笛叔中秋节为买一只小小的月饼，给即将远去贵州的圣珊送行，省下七分钱的车费，自己从外滩步行回家。还有不善家务的他，居然“心相好得很”，用橘子皮做出橘子酱，还自觉“非常得胜”，吃得津津有味。他这种苦中寻乐的性情，是否也体现着他那与生俱有的诗人品格呢？
我经常羡慕地看着圣思，看她在父母跟前忙碌。辛笛叔在前年他届九十岁之际，上海图书馆为他举办了“诗人王辛笛创作生涯展览”。展览前，三个女儿为他找手稿找书，圣珊还把他的多首诗译成英文，出版了中英对照的《王辛笛短诗选》。翻译之间，父女一同斟词酌句，那是一幅多么美丽而又多么令人钦羡的画面呀！而圣思也在父母身边完成了她父亲的传记。虽然文绮阿姨没有看到书的出版，但她听完了全书的清样，并对女儿说：“你写的比我现在记得的更全面。”这是完美的评价，辛笛叔和文绮姨可以含笑九泉了。
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仿佛在应和我悲伤的心情。辛笛叔马不停蹄追随文绮姨去到天国，可以誉作美谈，也是他诗人品性的一种流露。况且生老病死本是自然规律，我也曾这样劝慰圣思，可我的感情却不容我驾驭。我的泪，情不自禁流淌下来，就让泪水溶入窗外有情的雨，送辛笛叔上路吧。
2004年1月
南京《开卷》第5卷2004年2月
怀念辛笛
智量
“我的诗，甘愿让一个读者读一千遍，而不愿让一千个读者只读一遍。”我把法国诗人瓦列里的这句话记了许多年，原话是不是这样已经记不得了，但意思是决不会记错的。因为这几乎就成了我从事文字和文学工作的座右铭。几十年来这句话随时提醒我，要脚踏实地地工作，切勿哗众取宠。而这句话，我是从辛笛那里首先知道的。他很看重这句话所表达的写作态度，所以也用它来激励我这个学生和后辈，他还曾经把这句话写进他的一个诗集的序文里。这其实正就是辛笛贯彻一生的为人和写诗的态度。
辛笛为人和为文的谦虚严谨，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比如，他那本1948年印行的《手掌集》已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而他却在那篇短短几百字的后记里说着“除了惭愧，我竟是一无可说”这样的话。到1983年，当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他出作品合集《辛笛诗稿》时，他又把这篇《手掌集》的后记印在作者自序的后面，就是为了再次说出这句话。但是我们知道，当他那天静静地在《小夜曲》款款的乐声中，躺在鲜花丛里离我们而去时，给我们留下的，却是多么丰富而贵重的文字、思想和艺术的遗产啊。
我是个教书的，为了教学的需要，往往喜欢从人家的文章里寻找理论和思想观点的踪迹。我从辛笛的书里就找到许多。而且早已用到了我的讲课里。比如，他给他的诗集《印象·花束》所写那篇题为《学诗管见》的“代序”，还是短短几百个字，却提出了文艺学上有关形式与内容、生活实践与艺术创作等一些根本的问题，我曾经让我的研究生反复去阅读这篇短文，认真体会其中那些深入浅出的话语。让他们从中懂得“情文相生，引笔生花”，必须有生动的形象才能有艺术的美，作家必须有生活实践才能捕捉到真正的美……这些道理。
辛笛是从西方学习诗艺归来的，他笔下倾流而出的那些象征、联想、通感等等的诗歌艺术表现手法大多来之于欧洲的古典与现代诗歌。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就已经写出了许多让中国读者耳目一新的印象派诗篇。
读他《手掌集》中写于1934年的那篇名作
《印象》：
……
蒲藻低下头
微风摇着得意的手
满河的星子
涨得和天一般高……
简直就像是在观看一幅莫奈的油画，你会不自觉地随他进入一个似清晰又似朦胧的意境。
而读他的那篇《航》，那起首和结尾的几行：
帆起了
帆向落日的去处
明净与古老
风帆吻着暗色的水
有如黑蝶与白蝶
……
将生命的茫茫
脱卸与茫茫的烟水
你又会觉得，他已远远超出了欧洲那些象征派诗人的迷茫，他毕竟是在悠远的中国文化背景和深厚的国学渊源的根基上去学习西方的，他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彻悟了人生。所以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所写的诗，就显得开阔得多、潇洒得多，更富于热情，风格也似乎更硬朗一些。和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许多新月派和现代派诗人相比，辛笛是中国诗人走出象牙之塔的先行者之一。
而诗人之所以步入一个更加开阔、热情的境界，是时代和现实生活使然。也是因为诗人从来就怀着一颗深爱自己民族和人民的赤子之心。他师从西方那些印象派大家，但是他没有接受他们的唯美主义和个人主义，更是摒弃了他们的虚无主义。对于西方的诗歌，他的主张是要引进，同时又加以驯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他的这个“引进驯化论”是至今仍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发挥的。
我们注意到，早在辛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写的作品中，就已经深深惦记着中华民族的命运，而到四十年代，他已经是在为广大劳苦人民的苦难大声疾呼了。他的那篇写于1946年诗人节的名作《布谷》，那种“要以全生命来叫出人民的控诉”的激烈的情感，毫无疑问是在我们民族的解放斗争进程中起过良好作用的。中国解放前夕，辛笛和一帮比他年轻的诗人一道办诗刊，编丛书，印诗集……他终于和他的朋友们一同高唱着他们的欢歌携手步入了新中国，而紧接着他又不知疲倦地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真是一个愈老愈显纯真的可爱的人！
如今我们大家都在关心着台湾的回归，而我们的辛笛老人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写下这样的诗句：
……
盼啊，一只，两只，三只……
无数的喜鹊群飞而来
嘴里衔泥，背负着朝霞的虹彩，
一架金色的桥，希望的桥，
筑成在海峡的两岸之间！
（《鹊桥梦》）
……
一潮又一潮
正期待着无其数的船舶，
满载着一天的霞彩
筑成一座海上的桥，
把亲人们送往迎来。
……
难道这还会是一个遥远的梦吗？
……
归来呵，十亿亲人在期待你们归来！……
（《中秋夜的良好祝愿》）
这些诗句里浓浓地凝聚着诗人对国家大事的关切，对祖国人民的深爱。从这样的诗句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式的，中国文化人的传统的伟大爱国主义感情。
我第一次见到辛笛，是在方平先生家里，他那朴素、平易、谦和的气度和言谈之间流露出来的高深学问，令我难忘，从此我便对他心存仰慕，奉他为师长前辈。后来，我们一同分担着上海译文出版社《狄更斯文集》的翻译任务，让我有了许多向他学习的机会，我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时，也曾请他批评过译稿，他的女儿圣思考上华东师大本科的那天，他还特意带她到我家来，算是“拜师”，圣思后来也真的没有辜负他的期望，跟我读完了研究生课程，取得硕士学位。我和辛笛就这样建立了一天天更深的友谊。而在这些年的交往中，辛笛始终是我心目中的前辈、长者和老师。
现在他离去了，永远地离去了，但是又好像并没有离去。读着他的诗，想着他的人，总觉得他仍在我们中间。辛笛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永远留在我们身边和心中的人，一个可敬可爱的人，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
而现在我却只能在这里写下对他的怀念。怎么办呢，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生啊！
安息吧，辛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