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剪胡子
沙皇悄然回到首都，没有惊动人们去迎接他。他去看过戈登，又到宠姬安娜·蒙斯那儿逗留数日，然后回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去。皇后还抱着同他恢复感情的一线希望，他可是见都不想见她。
沙皇回京的消息第二天才在莫斯科传开。领主们到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祝贺他胜利归来。不料这时发生了一件使贺客们大惊失色的事：沙皇吩咐给他一把剪刀，立即亲自剪除领主们的大胡子。第一个受到沙皇青睐的牺牲者，是统率忠于政府的军队、敉平射击军叛乱的领主谢英。“恺撒大公”罗莫丹诺夫斯基的大胡子被他一刀两断，接着其余几位领主也一个个失去了自己的美髯。
几天之后，又动了一次剪胡子的手术。这一次操剪刀的不是沙皇本人，而是他的侍从小丑。在领主谢英家举行的宴会上，侍从小丑在一片哄笑声中，一会儿跑到这个客人跟前，一会儿跑到那个客人跟前，嚓嚓几下就剪掉他的大胡子。这个改变俄国人外观的措施，本来微不足道，可是在彼得往后的统治史中，似乎倒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崇拜胡须的风尚是东正教教会造成的。教会认为，这“上帝赐予的饰物”是俄罗斯人引为骄傲的珍品。彼得的同时代人，阿德里安大主教把没留胡子的人比做公猫、公狗和猴子，并宣称剪胡子的做法是一种大逆不道的罪孽。
尽管谴责了剪胡子的做法，但有些勇敢和时髦的人物还是在彼得采取强迫措施之前就冒险剪掉了胡子。不过，宽而密的大胡子，也像肥胖一样，仍旧被认作仪表威严、品德端庄的象征。罗莫丹诺夫斯基大公得悉领主戈洛文在维也纳时剪了胡子，穿了德式洋服，不禁勃然大怒，嚷道：“我真不愿相信，戈洛文竟会愚蠢到如此地步！”可现在罗莫丹诺夫斯基自己的胡子也被沙皇亲手给剪了。
宫廷人员比较容易地舍弃了自己的胡子。但是彼得把强迫剪胡子的做法提到政府政策的高度，明文宣布，剪胡子是全国居民应尽的义务。农民和市一民用顽强的反抗回答这一政策。胡子成了守旧的象征，成了反对新事物的抗议标志。
要留胡子得出钱购买留须权。富商留须每年缴税100卢布，这是当时最高的留须税；领主和官吏每年缴税60卢布，剩下的城市居民每年缴30卢布。农民进城和出城每次缴一戈比。特制了一种小铜牌，作为缴纳留须税的收据。留须人把铜牌挂在脖子上。牌子的正面画着胡子的图案，写着“须税收讫”字样。只有神职人员免缴留须税。
彼得的另一个措施与家庭生活有关。他觉得，这是一项刻不容缓、必须迅速实行的措施。早在出国以前，他已拿定主意要和皇后断绝关系。他把这个棘手的问题交给留在莫斯科的朋友们办理，要他们说服她削发出家。根据沙皇同莫斯科友人们的来往信件判断，叶芙朵基雅没有被说服。季杭·尼基季奇·斯特列什涅夫答复彼得国外来信（此信已散佚）时写道：“您给忏悔神甫，给列夫·基里洛维奇，以及给我的信中谈到的事，为了让她自由地付诸行动，我们对她费尽了口舌，可是她仍执意不从。不过，应当再给忏悔神甫写封信，口气要写得强硬些，不能像上封信那样，以便促使他再努一把力。我等亦将不时敦促忏悔神甫玉成此事。”彼得在给罗莫丹诺夫斯基大公的信里提出自己的愿望：“请按照季杭·尼基季奇的建议办理，切切。”
罗莫丹诺夫斯基是政治审讯机关的领导人，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政厅的刑讯室归他管辖，现在让他来处理这件离婚案，说明彼得的意图不仅限于说服的办法，也可以采取威胁的手段，然而，可以判断，威胁手段也改变不了皇后对自己无望的前途的态度。
沙皇于8月28日，即回到莫斯科后的第二天，和皇后面谈了一次。我们无从知道，四小时的谈话谈了些什么，但是根据后来事态发展的情况判断，这次谈话并没给彼得带来预期的结果。叶芙朵基雅仍然不肯削发出家。如果皇后终于同意出家的话，那就会举行盛大的送别会。可是没有举行这样的送别会。三个星期后，一辆没有护卫的简朴的马车从克里姆林宫开出来，向苏兹达尔修道院驶去。在那里，叶芙朵基雅必须改名换姓，脱下世俗服装，换上修女法衣。这时修道院里已准备好了修女叶莲娜的修道室。
二、解散射击军
彼得认为重新审查射击军闹事的案件，比剪胡子，比同叶芙朵基雅离婚的意义不知要大多少。
彼得和射击军的关系弄得很不好，而且每发生一次新的冲突，他们的互相猜疑和互相仇恨的感情便更深一层。这不仅是因为射击军部队缺乏必要的训练，没有战斗力，而且它在组织形式上暴露出来的极端落后性。
射击军为了便于从事商业和手工业，需要常年驻在莫斯科，和家属团聚在一起。可是，为了实现彼得的外交宏图，要求射击军不要长期驻留首都，多年固定在一个地方。四个闹事的团，起初是戍守亚速，后来调防大卢卡区。他们切望回到留在莫斯科的贫困交迫的家里，重操旧业，可是这期望落空了。射击军把自己的一切不幸和军事勤务的沉重负担同彼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由此便产生了对他的仇视。
在彼得眼里，射击军“不是军人，而是一群祸害”，这首先是因为他们不仅多次“祸害”他，曾在他登位的道路上设置障碍物，而且还要谋杀他。对射击军的不快，随着时光的流逝发展成了狂热的憎恨。作为一个强者，他是这场冲突中的胜利者，他的为所欲为的专横暴戾，招致了血腥的结局——成百名射击军士兵惨遭杀戮；经过这番屠杀，射击军部队事实上已不复存在。
当首都变成一座巨大的断头台的时候，在血腥镇压射击军之前，发生过一些什么事呢？
我们还记得，1698年4月，政府成功地控制了局势：赴京请愿的射击军士兵被撵出了莫斯科。可是他们刚回到大卢卡区自己的团里，哗变就开始了。射击军士兵撤掉他们的指挥官，把指挥权交给自己选出来的人，然后向莫斯科进发。他们的目的是要消灭那些不中用的领主和外国人，把索菲亚扶上皇位；如果彼得侥幸没有死在国外，活着回到俄国的话，那就杀死他。射击军在新耶路撒冷被忠于政府的部队击溃。统率政府军队的领主谢英对这个案子进行了迅速的审讯，处决了首要分子，其余的射击军士兵则分别流放到各城镇和修道院。
彼得接到射击军叛乱的报告时，正在维也纳，7月16日他从维也纳写了一封简短的信给罗莫丹诺夫斯基。信的全文是：“Min Her Kmih！您6月17日来信，我已收到。您老信里说，伊凡·米哈伊洛维奇播下的种子正在抽芽生长，我请求您对此切勿心慈手软；对这场火灾，除了扑灭它，别无出路。
“虽然我们十分不愿放下眼前正在进行的有益工作，但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将回到您那里，采取您所想象不到的措施。”
这封简短而形象的信既表述了射击军骚动（沙皇认为它是伊凡·米哈伊洛维奇·米洛斯拉夫斯基早在1682年就播下的种子孕育出来的）的概貌，又表达了要进行残酷镇压的意图。此信的调门表明沙皇对射击军深恶痛绝达于极点，表明他回莫斯科后将坚决解决射击军的命运。
在莫斯科，臣属向沙皇禀报了射击军骚动以及镇压这一暴乱的情况，他亲自研究审讯材料，他了解到的具体情况愈多，他的不满就愈强。他认为，侦察工作做得浮皮潦草，惩办闹事者的措施过于软弱，审讯人员没有弄清这次闹事者的目的，以及与本案有密切关系的势力——他把这股势力叫做米洛斯拉夫斯基播下的“种子”。他最不满意的是对首要分子的处决过于仓促。这些人死了，也就是把沙皇最关心的秘密随身带走了。
高度的神经紧张有时使沙皇无法控制自己，以致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惹得他大动肝火。同时代人曾详细描写沙皇在列福尔特家吃饭时发生的一件荒唐事。那次赴宴的客人有领主、将军、首都名流和外国使节，共约500人。在客人纷纷就座的当儿，丹麦和波兰两国的外交官因为席次问题发生争执。沙皇高声斥责他们是两个傻瓜。大家坐定后，沙皇继续和波兰大使谈话。沙皇说：“我在维也纳吃到了好面包，长胖了。可是贫穷的波兰又把这点油水给刮走了。”受辱的大使对此不能沉默，他表示很奇怪：怎能有这种事呢，他大使本人生在波兰，长在波兰，不是个大胖子吗？沙皇反驳说：“你不是在波兰，是在这儿，在莫斯科吃胖的。”
彼此寒暄一番之后，已经开始缓和的气氛又被彼得的狂妄行为给破坏了。他同谢英吵起架来，他指责这位大元帅接受贿赂，徇私提升了许多人的官位。沙皇越说气越大，他跑出大厅，向守卫的士兵打听，有多少普通士兵得到提升，当了军官，然后抽出佩剑奔回大厅里，一边用剑击着桌子，一边对谢英叫嚷：“我就是要砸碎你那个团，剥你的皮，一直剥到耳朵根。”罗莫丹诺夫斯基大公、佐托夫和列福尔特跑过去劝他，可是他挥动佩剑，敲打佐托夫的脑袋，砍伤罗莫丹诺夫斯基的手指，打击列福尔特的脊背。只有缅希科夫才劝住他，使他的怒火平息下来。
不过，沙皇大发雷霆的真实原因，倒并不是因为谢英徇私提升了属员的官位，而是因为他过早地处决了射击军叛乱的首犯们。
彼得决定重新审查该案，并把审讯的全部领导工作抓在自己手里。沙皇对戈登说：“我来审问他们，要比你们严厉。”第一步，他下令将所有在叛乱的团队里服役的射击军士兵1041人，全部押来首都。
从1698年9月中起，除了星期天和节日，刑讯室的工作无一日停顿。彼得吸引最可靠的亲信参加审讯，他们是：主持政治审讯事宜的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政厅总监、“恺撒大公”罗莫丹诺夫斯基，以及切尔卡斯基、多尔戈鲁基、普罗佐罗夫斯基三位公爵和其他一些显要。所有射击军士兵的命运，早在审讯结束之前，就由沙皇事先作了决定。“他们犯上作乱，不听主力团调度，仅此一条罪行就足够判他们的死刑。”从这个前提出发，被指控的射击军士兵，作为单个的人来说，对审讯工作是没有用处的。审讯者想的是查明这次动乱的共同问题，因为所有参加这次动乱的人都采用了“聚众密谋”的活动方式，而根据当时的司法观点，无论是首犯或从犯，都负有同等罪责，而且他们互相之间也负有责任。此外，按刑法典（《1649年法律汇编》）的条款规定，蓄意作乱未遂与作案已成为事实者，受同等惩罚。“聚众密谋”与“知情不报”者，一律处以死刑。
侦讯过程中，发现索菲亚确实参与了这次叛乱活动。这样就有了两起受审者。一起是射击军，他们分别被关押在20座监狱里，遭到残酷的折磨，受着吊刑、火刑、棍刑等严刑逼供，呻吟之声，溢于牢墙之外；审讯者仔细记录他们的口供，要他们互相对质，一次又一次地严刑拷打那些拒不认罪者。另一起受审者是两位公主：索菲亚·阿列克谢耶夫娜和玛尔法·阿列克谢耶夫娜，以及接近她们、为索菲亚公主和射击军搭桥拉线者。两位公主周围的人受到了与射击军同样的拷问。
索菲亚公主也没有逃脱审讯，只是没有对她用刑。彼得不是一人，而是押着五百人长阿尔杜什卡·马斯洛夫和射击军士兵瓦斯卡·伊格纳杰耶夫，带着他们的口供记录，来到新圣母修道院。供词里记录着这次叛乱的为首者曾经收到过索菲亚的信件。
索菲亚自从1689年事件后被幽禁在修道院以来，彼得已有九年没见到他姐姐了。这些年来，公主在修道院的生活并没有遵守那里的严格规定——她仍然有机会与外界来往，可以使唤女仆，接受亲戚馈赠的食物。在这些小节上也反映出彼得的性格——他不对被打倒的敌人施行报复，不侵犯他们的任何权益。他对他们以后的命运，不闻不问，这不仅可以从他对索菲亚的例子，而且也可以从他对他的发妻的事例中看到（本书以后将讲到此事）；他的第一位夫人虽然削发为尼，但由于当局的放任，仍然过着世俗的生活。
姐弟俩具有同样倔强的性格和坚定的意志，因此一见面就冲突起来了。这次见面既没有导致双方的和解，也未能使被告认罪。公主和她弟弟带来的射击军士兵的对质也无济于事。索菲亚知道彼得没有掌握原信作为直接的物证，一口咬定她同射击军没有任何往来。交谈的双方既然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一个以起诉人的身份发言，振振有词；另一个得处处为自己开脱罪责，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那么可以想象，在唇枪舌剑的交锋中必然会充满紧张的情节、突发的怒火、指责、互相的仇恨。可是这场交锋的原始记录却保持着一种肃穆的情调：在回答彼得的审问时，“索菲亚·阿列克谢耶夫娜对他——皇上说：‘这样的信，也就是侦察机关说的那信，她——公主没给射击军兵团寄过这样的信。至于射击军说，他们叫她——公主上莫斯科去，重新主持政府，那么，这并不是根据她的信，而是他们知道她从190年（按即1682年。——作者注）起曾经主持过政府’”，彼得带来的证人说的又是一套。他们一口咬定各团里念过由一个女乞丐转交的索菲亚的信。索菲亚断然否认这个指控：“她——公主对他——皇上说：‘这样的信，她——公主没有要女乞丐转过这样的信给他——瓦斯卡。她不认识他——瓦斯卡，不认识阿尔杜什卡和瓦斯卡·伊格纳杰耶夫。’”
对另一个姐姐的审问，也由彼得亲自主持。玛尔法·阿列克谢耶夫娜公主和索菲亚过从甚密，她被指控为索菲亚与射击军之间的牵线人，姐姐的信就是由她转交射击军的。玛尔法·阿列克谢耶夫娜只肯承认，射击军逃兵到达莫斯科的消息，是她告诉索菲亚的，但是对于转信的指控，她却矢口否认。
审讯尚未结束，死刑已经开始执行。第一批射击军士兵总共201人于9月30日执行处决。百十辆大车，每辆车上载着两个手持点燃的蜡烛的射击军士兵，从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村缓缓地驶往莫斯科。在波克罗大门，当着彼得、高级官吏和外交使节的面，向射击军士兵宣读了沙皇对“盗贼、叛徒、叛教徒和叛乱分子”处以死刑的判决书。犯人被分送到首都各区，全部处以绞刑。
第二批犯人于10月11日行刑。这一批射击军士兵，有的被绞死在特制的绞刑架上，有的被吊死在插入白城碉堡的枪眼中的圆木上。这一批被处决的144人，没有经过审讯。判处他们死刑，只因为他们是在四个参加叛乱的射击军团里服役的。
9月底和10月里被处死的射击军士兵共达799人。其中半数以上的人是未经审问就被处死的。只有一些年龄在14到20岁之间的青少年射击军士兵免于一死，他们在受到惩罚后，被流放到外地去了。彼得和他的亲信们亲临刑场监刑。当领主们砍伐叛乱者的脑袋表现出手软或手法欠佳时，沙皇就很不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