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事业发展到了相当的时期，更应该知道怎样去对待发展、妥善处理。即使不选择激流勇退，也须早备一些应对的措施，避免不利于己的事情发生。
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写道：“杭相李文靖乞去，《题六和塔》诗云：‘经从塔下几春秋，每恨无因到上头；今日始知高处险，不如归去卧林丘。’”一个人能体会到“高处的危险”，自然能居安思危，就能知足知止，淡泊藏用。知足知止，就能不骄不矜，无得无失。
王翦作为秦始皇的大将，统帅兵马60万，继李信、蒙恬之后，再次攻击楚国，秦始皇亲自送他到灞上，王翦临行前，向秦始皇要很多好的田宅园池。秦始皇说：“你放心去吧，何愁贫穷呢？”王翦说：“我作为您的大将，有功劳，不能得到封侯，所以作为您的乡臣，我也及时请求田地产业，好为子孙立足。”王翦开拔到楚国后，又陆续派人向秦始皇请要好田好地。有人询问王翦这样做的原因，他回答说：“秦王疑心重，又不相信人，现在出尽全国将士，以大权给我，我不多请求田宅，为子孙立产业，以消除他对我的不信任，我战胜归来，性命将很危险。”这就是王翦自保的策略。
秦昭王时期，蔡泽评论“范睢辞相”时说：“古语说‘太阳正中就要西斜，月亮正圆就要缺损，物盛必衰’。这都是自然常理，进退盈缩，随时变化，这是圣人的常理。所以国家清平就做官，国家昏乱就隐退，而且大雁、犀牛、大象，它们的寿命不是不长吧？之所以容易死去，就是被饵料所诱惑。苏秦、智伯的智慧，并不是不能避开受辱而死，所早死的原因，就是被利益所诱而不知足、知止。所以圣人以礼法来节制欲望，取民心有限度。使用时，用有止境。所以志向不横溢，行为不骄狂，抱守着道而不失去，顾承天下不会灭绝。从前齐桓公九次集合诸侯，一统天下，至于蔡丘的集会上，有骄矜的神态，陪伴的有九位国君。吴王夫差，用兵天下无敌手，依仗着勇猛刚强，轻视诸侯，攻击齐晋兵败，以致受到杀身的灾祸，败亡了国家。”
张良成为千古良辅，被后世谋臣推崇备至，不仅在于他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佐刘邦创立西汉王朝，还在于他能因时制宜，适可而止，最后，既完成了预期的事业，又在那充满悲剧的封建专制时代里保存了自己，功成名就。
自从汉高祖入主关中，天下初定，张良便托辞多病，闭门不出，屏居修炼道家养身之术。汉六年正月，汉高祖剖符行封。因张良一直随从划策，特从优厚，让他自择齐地三万户。张良只选了个万户左右的留县，受封为“留侯”。他曾说过：“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传说中的仙人）游。”他看到帝业建成后，君臣之间的“难处”，欲从“虚诡”逃脱残酷的社会现实，欲以退让来避免重复历史的悲剧。的确如此，随着刘邦皇位的渐次稳固，张良逐步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准则。在汉初消灭异性王侯的残酷斗争中，张良极少参赞谋划。在西汉皇室的明争暗斗中，张良也恪守“疏不问亲”的遗训。张良堪称“功成身退”的典范。
而韩信却不善中庸，他被捕时，自我感叹地说：“果然像人们所说的，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经安定了，我固然应当死啊！”这就是韩信不能激流勇退，又没有避祸的方法的结局。
汉十一年，萧何建议刘邦杀韩信，这正合刘邦的心意，张良一出走，马上封萧何为相国，加5000户，兵卒500人，一个都尉为警卫。陈平前来拜见萧何说：“你的祸患从现在开始了！最好是让封不要接受，并出尽家财，资助军队，这样刘邦才高兴。”萧何听从了他的计谋，果然刘邦大为高兴。
汉十二年秋天，靳布谋反，刘邦亲自带兵征讨，一举击灭。萧何又拿出很多家产，安抚百姓，并资助军队。在征讨靳布回来后，有人拜见萧何说：“你灭族的灾祸不远了！你尊位相国，功劳又第一大，对你的封赏还能增加吗？而且你当初入关中，深得百姓的信赖，已有十多年了！民心归附你，刘邦必然注意你，怕你倾动关中。如果现在你多买田地，低息放贷款，用以自污，刘邦才会放心。”萧何听了那人的建议，依计而行。刘邦探听到萧何近况后，果然放松了对他的警惕。这就是萧何避灾自保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