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早在“文革”初起的1966年，就不知经由什么渠道流传到社会上，有油印本广为翻刻。油印本上，《念奴娇》的最后一句是这样的：“不须放屁，请君充我荒腹！”作者填词年代在我国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民饥馑，空腹荒慌；这首原本就是针对修正主义的词作，油印本的结末句就显得相当贴切。
1976年元旦，周总理病危之际，这首词与《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一块公开发表。后一首《水调歌头》中偏偏又有“到处莺歌燕舞”的句子，与当时全国人民极为阴冷的心情十分矛盾，颇难引发共鸣。而且，《念奴娇·鸟儿问答》的结末句竟然变成这样：“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当年，是什么人的胆量与权势都大到那种程度，胆敢狂妄地改动主席诗词？
至少在当前，这还是个谜。破解它，有待时日，有待专门研究家来考证。
问题是，1976年元旦两首词发表的时候，由着名播音员以普通话美声朗诵，许多地方不押韵。那样的形势，那样的心情，听那样的官腔，就更加不悦耳。其实，就诗词而言，毛泽东写得相当好。只不过用普通话来读，不免煞风景。普通话的四声，取消了入声，而《念奴娇·鸟儿问答》所押的偏偏正是入声韵。
推广普通话，不过是半个世纪以来的事。我国古来所通行的官话四声，原本是“平上去入”这样的四声。1932年，专家投票以一票之差取消了入声。平声分为阴阳，叫成一声、二声。
那么，原先的入声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需要多少费点笔墨。
比方，老太原说话，“吃喝玩乐”，四个字，除去第三个，其他三个就都是入声。十个数字，“壹陆柒捌拾”，我们晋方言来训读，竟然有五个入声！
这样，我相信咱们山西人马上就能明白：入声原来就是这个呀！
在我国广大地区，众多的方言里也极富入声。或者说，古来的官话四声所以包含入声，恰恰在于入声有丰厚的生活基础和广泛的实用价值。方便显豁的例子，是古来的文人作诗填词，多有押入声韵者。例如苏东坡的豪放派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李清照凄婉的名篇《声声慢·寻寻觅觅》，国人耳熟能详的岳飞的《满江红》，皆步入声。毛泽东三十年代所写的另一首《念奴娇·昆仑》，也是入声韵。
关于入声的研究，就我所知，专家教授们举些例证，往往首先爱讲广州方言多入声，其次则要讲上海方言及长沙方言也有不少入声。这样举例，当然不错。
但若非所见不广，至少是思路有偏。试问：唐诗宋词广泛采用入声韵的时代，是广州话和上海话以及长沙话流行的时代吗？你们去广州，不是专门浪费差旅费吗？
入声，是为古来官话四声之一。而古来通行的官话，主要建立在北方音韵的基础上。比方，由山西家用晋方言来诵读一番上述提到的词章，随口念来自然而然合辙押韵。三晋方言，入声比比皆是，我十分惊异研究家们何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新近的研究结论，把晋方言列为我国北方语系中最主要的方言。山西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晋方言包括它丰富的入声资源，定然对北方音韵的形成有其不可或缺的功用。
方言不利于广泛交流，因而倡导普通话。不过，正如京剧即便尽善尽美，亦不能完全取代地方戏；即便官方倡导、行政干预，普通话在事实上也难以完全取代地方话。
广东人要听粤剧，红线女该怎么唱呢？
京剧昆曲的唱腔念白中，还保有相当多的“尖、团”字，传统与习惯并不容许把它们变成普通话。
昆曲，特别是南昆，唱腔念白说的是江苏昆山话。演唱中最大的讲究是“逢入必断”。因为，入声，原本就有气息断开的特征。
曲艺小品中调侃广东人说的是鸟语；其实许多地方的方言土语，都是只管本地人交流方便，外地人听来都像鸟儿问答。作为古典格律诗词的欣赏，想要读好《念奴娇·鸟儿问答》，还必须是“鸟儿问答”。
酸甜苦辣细细品
大概是央视《开心辞典》节目中，曾经问到选手一个问题：酸甜苦辣中某一味道，在口腔舌头的什么部位较为强烈？
选手思考有顷，不得其解。
所谓美女主持王小丫，很矜持的样子。好像什么都懂，其实她也只是预先拿到标准答案罢了。
当时，我会心一笑。觉得那位考生脑子不开窍。至少，对我们日日时时使用的汉语言，缺少起码的敏感。
其实，汉语之神妙正在汉语本身。酸甜苦辣四字，如何发音？举例来说，甜字的发音部位，正是甜感在口腔舌头的准确部位。其余几字亦然。
你说“苦”，发音正在舌根喉咙；而品尝苦味，最苦正在舌根。
你讲“辣”，声母发音在舌尖、而韵母发音在口腔上下。口感最辣部位，就在这些地方。
何谓“呼吸”？你会说汉语，你将之念出来就明白了。
“开合”、“吐纳”亦然。
人们日常频繁使用言说的“来去”二字，也是这样。
来，舌头有回卷；去，不仅发音送气，连嘴唇都要噘出去。
便是几欲通行全世界的英语，他们的“来去”——come和go，也是前者发音有收拢气息的意味，而后者有送气特征。
或者说，全人类的语言，其创建之初都有若干象征和譬喻的符号功能吧。
且说我们日常使用极多的这个“去”字，在中国的各大方言区，有着差别巨大的不同发音。比如在我们山西，比如在云贵川地区，包括湖南方言中，去字发（ke）的音。与普通话差异相当大。
我们还以古诗诵读来举例。唐诗五言绝句里，有相当着名一首：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用普通话来朗读，同样不押韵。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白居易着名的《长恨歌》末尾一段里，有这样的诗句：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
读起来，也是不押韵的。
这个去字，莫非还有另外的读音吗？
多年留心，终于有所发现。在我们山西忻州市原平市，请老乡们顺口念一遍上述诗句，他们的诵读，立即合辙押韵，非常和谐。
因为原平口音，那个最最平常不过的“去”字，原平老乡的读音是“取——务”！
“处”字，他们读如“此务”；原平话，那个“去”字，读如“取务”。此刻我们终于发现，上述古诗的韵脚绝对一致。
除了日常口语，汉语中当然还有许多很书面的词汇。那么，若干书面词汇，和我们的口语有没有关系？这些书面词汇，是什么天才想象创作出来的吗？
让我们还是举例来说明。
比如，驾驭，是个常用词，但是很书面。然而它却只不过由吆喝牲口的两个字眼来组成，原本极其口语化。驾，喝令牲口开步走；驭，命令牲口止下。两者合起来，就成了驾驭。
人们为什么是这样来命令牲口？那在最早大约属于有意味的发音形式，约定俗成了。驾驭二字，前者发音是开口呼，向外向前送气，后者是撮口呼，有吸气收气口型，大约就有前进与停止的不同意味。
还有，至少在中国广大北方，使役牲口令其左行喊“得儿”，令其右拐则喊“窝儿”。这又为什么？多半也是上述类似情况。硬要追索一点缘由，也行。山西晋东南方言，讲“这儿”发音是“得儿”；整个山西地面，说“那儿”都讲是“窝儿”。赶车扶犁的人规矩是在牲口左边，令牲口向左当然是来这儿即“得儿”，令牲口往右无疑是去那儿也就是“窝儿”。
方言、口语，蕴涵保有着许多语言的神奇。
面对这样的神奇，我们应该睁大眼睛、竖起耳朵，有所发现、有所吸纳，而不是稀里糊涂背过身去。
语言馆舍是家园
山西太原，作为古代着名的繁华都会，四方杂处交往，渐渐形成它独特的太原地方话，所谓“阳曲官话”。
山西与内蒙古中西部共同流行使用的“晋方言”，和阳曲官话相当接近。在呼和浩特老城区，人们说的语言，和太原话几乎完全一样。
中国自秦始皇一统天下，车同轨而书同文以来，散居九州的汉人所说所写皆成统一汉语汉字。地方话的区分主要是语音的区分。地理山川水土的差异，造成地方话的千差万别。闽南话、潮汕话，北方人听来和外语差不多，但写出来竟然都是一样的汉字，令人好不惊讶。
中国数千年来始终是统一的大中国，“书同文”肯定起了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凝聚作用。而同样大小的欧洲，由于水土不同造成发声不同，因而形成语言文字的不同，最终出现了多民族多邦国，除了发声不同，地方话的区别当然还有许多遣词用语的差异。
比如，“吃饭”，汉人都说吃饭。而且见面问好都问“吃过了吗”，简直就等于英语的“早上好”与“豪肚油肚”。但我们太原人乃至山西人，在特别的情况下，这个吃字讲作。了几大碗，讲起来很传神很得劲很有力度。
，古语，原也就是吃的意思。
古汉语，早已成为一种书面语言，令现今的中学生翻译背诵十分头疼。但古汉语绝不是古人造出来专门为难后人的，而是古代的书面语，与当时的流行口语距离不会太大。
有一则笑话，讲有个学生向老师请假。一位先生，太原人，随口说“ke吧”。
山西人说去字，包括云贵川地面，发音是“ke”，写出来当然还是去。
另一位先生，太原郊区人，揶揄道：ke吧？一去二三里，还能成了一“ke”
二三里？
太原先生反唇相讥，回敬一句：依你说，烟村四五家，就该念成烟村四五“馆舍”？
原来，不止太原郊区，在山西晋中许多县份，老乡们说“家”字这个极为常用的字眼儿，都说是“馆舍”。在老乡们的生活中，日常交往中，这是使用率极高的活生生的语言。这两个字究竟应该怎么写，我和朋友们曾经一再探讨。依据发音，有人认为该是“锅首”。请客人到锅首，有请客人用饭的意思；也有请客人先暖和一下的意思。但我觉得那两个字应是“馆舍”，是居处下处的意思。好比我们平日来客，多半总是让至客厅，大约不会先请到厨房。作为佐证，太原有的郊县，又把家说成“居舍”。
当然，家字在有的方言里本身就发“锅”的音。比如江苏南通话。
家，如何发音成了“锅”呢？
这时，我们可以回头说说前文提到的“贾”字了。
贾，作为姓氏，发音是（jia）；作为商贾，发音则是（gu）。这绝不是谁的规定，也不是简单的约定俗成。而是在人类的语言语音发展史上，有了这样的一字多音的现实存在。汉语拼音的（g、k、h），渐渐在发展中，演变出了（j、q、x）。
长江之“江”，水缸之“缸”，简直就是最生动显豁的例子。
一度，报章上展开讨论，解读河北地区多见的“杨各庄、王各庄”。有人借用民间故事说话，说那个“各”字，是哥哥的意思。其实，杨各庄，只不过就是杨家庄。各与锅，都是家字的方言发音罢了。
如果说，城市人的成分因了交往杂处流动，变化会大些；语言趋于流行的发展变化也是显见的。比如我们太原，改革开放以来，原先的阳曲官话已不很流行，中小学生和街面上的青年男女，大多在说不那么标准的所谓“醋熘”普通话。那么，唯有城市郊区的民众，才可能保有着本地曾经使用过的传统语言。因而，恰恰是相对封闭的地区而不是大城市、恰恰是民众话语而不是普通话，成为语言的馆舍亦即语言的家园。
天赋便为了使命永远奋然前行的人们，真的永远失落了自己的家园了吗？
文字仓库大
两个字，有的字典写成库仑。这也未尝不可。因为使用文字来表音表意，原本就在语言之后。传说中的仓颉造设文字之前，人类以语言相互交流不知已有多少万年。
但是发行数量和影响范围都极为巨大的多种版本的字典，解释这两个字，却出现了巨大的错误！
不知有何依据，亦或是以讹传讹，权威的字典上毅然断定这两个字是外来语。来源于蒙古语。
编写字典的专家们，如果不是太过无知，至少也是极其草率。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是否有汉语这两个字的对应词汇？如果有，蒙古语族作为粘着语，除了，还有什么可以类比的词汇？即便蒙古语里有这一词汇，专家们如何能够断定：它不是蒙古语的外来语？
显见的事实是，蒙古是有许多地名叫库仑（），但那恰恰是走口外的山西人的说法。比方，把乌兰巴托叫作“大”。那是出口语言而不是进口语言，字典正好解释反了。
这个词的语音构成很特别，很典型。既不是双声如“美满”，也不是叠韵如“美味”。它的构成有点接近汉语古老的注音方式“反切”。两个字，写法本身就颇有趣。一个方框里是“四方”，一个方框里是“八面”。其字形已颇可表意。而这两个字的读音，山西人念如“窟奁”。按这样的方言发声反切一下，差不多是个“圈”字。圆圈，山西方言就说是。一个大圈子，一大片场地，就说是大。
，何以是山西语言晋方言、而不是蒙古语外来语？且听我细细分说。
内蒙作家肖亦农写过一部中篇小说《红橄榄》，有些影响。他说的红橄榄，其实原意是指沙漠地带生长的红柳。内蒙中西部流行的汉语，大多是山西话，亦即晋方言。红柳，老百姓口语说是红圪栏。
所谓“圪栏”，方言指粗壮木杆。有时借指男根，用作粗话骂人，分外痛快。
而“圪栏”的读音，只不过是记音符号，两音相切应该是个“杆”字。二杆子，方言说是个二圪栏；打了谁几棒子，就说是打了几圪栏。要是写成文字，说某某是个“二橄榄”，打了狗日的几“橄榄”，就相当费解。据肖亦农讲，他的中篇发表后，内蒙不少报章杂志凡介绍红柳，一律写成“红橄榄”。就字面来看，橄榄本是南方植物，用来代替红柳树，意思不知岔哪儿去了。
由两个字的读音反切出另一个字来，而后者与前者的意思一样，在现时流行的普通话中也能找到例证。比方，窟窿与孔。都是孔洞的意思。而窟窿的急读或反切，正是孔。
而类似的情况，在山西方言里十分普遍。绝非孤例。只不过它们绝大多数存活在人们的口语中，不容易用文字记录罢啦。
比如：
拨拦，切音是个绊字。绊倒，说是拨拦倒。外地人都知道的疙瘩汤，山西人叫拌汤，有时也说是拨拦汤。
拨来，切音是个摆字。着名的左权民歌《开花调》起兴句子有“门搭搭开花拨来来”，那是花朵摆又摆的意思。
拨拉，切音是扒字。以手指或工具从浅处拨寻。
拨捞，切音是刨字。从较深处挖寻。
圪料，切音是翘字。形容不平整的样子。形容性格古怪，山西话也常说是脾气“圪料”。
曲溜，切音是虬字。弯曲的样子。“太宗虬髯”，正是说他胡须弯曲，不类汉人。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其它，象声词里的“嘶喽”即是“嗖”，“啪嚓”即是“叭”。普通话里也用，至少评书艺人常说。
北京话里有个胡同，中国多数地方说是巷子。这个巷字，在矿井里则特别念成“航”音四声。而在山西口语中，发双音“壑廊”。
北京城里多胡同。习惯的解释也说，这是蒙古语。
试问，茫茫大草原，蒙古人怎样能有“胡同”的概念？
恰恰是山西人，叫巷子是胡同；比如袖筒，口语也说是袖胡同儿。它怎么就成了蒙古语的呢？
顺便再举两个更为普通的例子：
什么，急读便是啥；怎么，急读便是咋。
至少，山西作家的小说里，人物对话中，就是这么写的。而外地读者，也完全能够看得懂。
语言的发展，是一条百川汇集的长河。在山西之外，库仑已发展演变为“圈”，圪栏变成了“杆”，壑廊读作巷。既不失原意，又便于文字符号的记录。对于交流而言，这无疑是一种进步。据考证，我们书写用的笔，古代秦晋之地念作“不聿”。不聿演变为笔，训读与书写方便了多少！
但在山西本地人相互交流时，还在大量使用着上面列举的许多双音而反切的词汇。顺口方便，生动传神。大家觉得比讲普通话更来劲儿，更有趣儿。这正是次类话语至今未被淘汰的生命力之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