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四季》在某些方面与《失语者》有共同之处，虽然《一年四季》是写一个小说作家与一些乡镇资本积累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部小说中，您仍然把自己的满腔同情给了物质贫困却坚持文学创作、精神追求的张耕夫，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素质低下的最初的原始资本的积累者，乡镇铁厂的乔大德、刘明河，生动地展现了他们所积累的原始资本怎样渗透着血污。
您又用辛民这样一个勤劳致富的农民形象，描画了一条真正的原始资本积累之路。对这样的小说，我一直是赞不绝口的，觉得正是这样的小说，构成了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风俗画卷。市场经济使金钱充满了血腥气，传统的美好在血腥的金钱的肆虐下，显得软弱无力，但在经济的活跃中，人民生活毕竟在缓慢而又扎实地进步，贫困的辛民最后得以温饱即是一个明证。
如果让我提更高的要求的话，我总觉得，巴尔扎克精神还不能被许多中国作家真正领会，而今天，套用我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应该是“回到巴尔扎克去”。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时说：“他描写了这些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下逐渐屈服，或者被这种暴发户所肢解；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在婚姻上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嫁人的方式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为了金钱或衣着而给自己丈夫戴绿帽子的资产阶级妇女”，“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无可阻挡的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对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寄予了全部的同情，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恰恰是这个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
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抄下恩格斯这样一大段话，是想提醒您，您是不是对张耕夫的同情太多了一点呢？您是不是对乔大德、刘明河这些金钱的代表（虽然这些金钱充满了铜臭之气）在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作用上，过于忽略了呢？虽然在作品中，您也写到了正是乔大德、刘明河一类人物的出现，曾一度地改变了张耕夫的生活。让我们认真客观地回想一下，咱们人生方式的许多变化，不都是经济力量金钱力量及其代表人物介入社会之后所发生的么？虽然在他们最初出现时，充满了血腥污秽之气。
二
正是无奈地意识到了曾经与我们十分一致的废墨、张耕夫们价值立场在今天的无奈与失落，所以，新的价值立场的寻求就成为必然，这就是我要谈到的您的另两部中篇《田野上的教堂》与《重返秀女峰》。
《田野上的教堂》是一部难得的好小说，这部小说通过村民拒交公粮，写出了物质利益与精神力量的关系中，价值抉择的重要性。交售公粮，无疑与村民切身利益紧密相关，是什么力量可以使农民自觉自愿交售公粮呢？行政权力么？尽管杜明林动用了村里的行政权力，并清点、公布了村里近年来的账目，以求得村民对行政权力的信任，但村民并不为之所动。传统的血缘关系么？尽管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血缘关系至上，传宗接代至上，但杜明林动用了村中学校的力量，利用学生打动家长交售公粮也终于无济于事。传统的政治思想工作么？乡党委副书记关子池可谓是做传统的政治思想工作的行家里手，但听其报告却只能靠乡村学校学生来坐场，却只能靠不来听报告罚款五十元来制约。派出所的手铐和电棒的武力压服么？作品未写其效果如何。
但读者却不难推测其效果必不佳。当原有的种种方法均告失效后，教会的宣抚力量却尽显神通。与屈从压力而去听关子池报告的“零零散散地落座”成对比的，是“十分破旧的教堂里已恭敬地坐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中年男人和青年男女也占了一大半儿”。而牧师季春寒布道的结果则是“村委大院交公粮的熙攘声汇成了夏日的一股热浪”。
还应值得注意的是，教堂并非本土文化中所具有，牧师季春寒是高考落榜生，也即是被主流文化拒斥之后，才进入神学院成为牧师的，但就是这田野上的教堂，成了凝聚村民的中心。1980年代中期以来，刘小枫所张扬的基督神学思想在哲学界、文化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民间，在下层社会，种种气功热弥漫大江南北。在文学界，政治热情极度高扬的“新星”柯云路一转身迅即成为“大气功师”的狂热鼓吹者。《田野上的教堂》深刻、尖锐、及时地揭示了这样的一种社会景观。小说又通过不信教的杜明林的视角，对这种景观表示了深深的忧虑，虽然这种忧虑感还可以表现得更沉重些，但能够将这种社会景观展示给读者，引起读者的思考，我以为，作品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重返秀女峰》从另外一个角度体现了新的价值寻求。高秀虹作为一名北京知青，在被大款丈夫抛弃后，拿着丈夫给自己的五十万元，重新回到自己插队的吕梁山区的秀女峰。
在这里，她又经历了一场对初恋情人田青林的希冀的破灭，但对秀女峰的开发、建设毕竟已经开始扎实而又成功的启动了。读这篇小说，引起我特别关注的有三点：第一，高秀虹毕竟是以大款丈夫给她的五十万元作为资本来开发、建设秀女峰的，没有这五十万元，开发、建设秀女峰就是一句空话。就是说，资本在其积聚之时，确实是充斥着血腥与无耻，犹如那个女模特在高秀虹家那大卧室里一丝不挂的丑态。但一旦在付出了血腥与无耻的代价之后，资本也可以转而成为造福于人的基础。
在高秀虹没有用一根火柴将那五十万元存折烧掉之时，我也分明地看到了我们作家对资本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与价值选择。第二，当高秀虹回到她魂牵梦绕的田青林身边时，她才发现，现实生活中实在的田青林并不是她在虚幻中一次次忆念着追寻着的田青林。
通过田青林这一鲜活的形象，使逃离城市重返乡村的神话得以破灭。而这样一个神话，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被一再地制造，似乎都市是欲望的陷阱，乡村才是纯净的精神家园。只有击碎了这一神话，我们才能找到一个新的价值支撑点，才能确立一个新的出发地。因之，第三，这一新的价值支撑点，这一新的出发地，才是《重返秀女峰》所应着重加以展示的，那就是用付出了惨重代价的现代文明，在坚实的传统大地上，建立一种全新的生活。我觉得，您的这篇小说，在上述第一、二点上都把握的较好，但在第三点上，则更多地流于对秀女峰的物质改造上而未能从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人生形态来着墨了。
您还是更多地把秀女峰作为高秀虹的精神皈依之处，而未能较多地通过高秀虹这一现代文明的代表对传统的乡村社会的秀女峰的启蒙、改造，来体现一种有别于京华老潘，有别于传统秀女峰的新的生活形态的锻造。但即使存在着这样的缺陷，仅仅以上三点，也使您的这部中篇有了一种全新的意味了。
三类如上述面对社会现实的这样的一种价值困惑、价值选择，在回首历史时，就使您的小说中的社会历史意蕴显得十分饱满、丰厚。譬如《乡村的轮回》。
初看这篇小说，会给人一种宿命的意味，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间万物可以说：风水轮流转，明天到我家。一切似乎都是冥冥注定。但细细品读，就会觉得这篇小说中充满了马克思的辩证观念，而这种辩证观念又是建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唯物基础之上的。
譬如地主张之尧，解放前是全村权力的体现者，是全村人的核心，但由于经济对立的尖锐，在解放后理所当然地成为被镇压的对象。但是，当这种压制涉及到其孙子张明乾时，这种压制就显得十分不合理了；而当地主优越的物质条件下形成的文化优势在其孙子张明乾身上得以承续时，这种对张明乾的压制就显得十分荒谬了，就成为愚昧对文明的折磨了。而新时期之始，当阶级对立消除，当经济建设使科技文化占据主流位置时，地主孙子张明乾成为一村之长成为全村的中心也就是大势所趋理所当然的了。
十年浩劫中，对张明乾的打击压制，也就使其时的张明乾有了一种悲壮的色彩。
譬如翟占魁，其父因给地主张之尧看护庄稼而惨遭不测，阶级仇恨使其在政治革命的年代，理所当然地成为村子中的风云人物，但在经济建设大潮来临之时，因不愿放弃手中应该放弃的行政权力，从而成为一个历史中的悲剧人物。譬如翟雅雯与田芒种，最初因为雅雯出身书香世家，而芒种家境贫寒，所以，二人即使怎样刻骨铭心相爱，芒种即使怎样忍辱负重，甚至甘愿做倒插门女婿，但也终于被雅雯父母棒打鸳鸯。而新时期之后，由于田芒种成为经济上的富户，而一家几代从教的翟雅雯家由于脑体倒挂、教育界贫寒，所以，曾经因贫寒而忍气吞声的田芒种一家变得财大气粗，而曾经因书香世家受人尊重的翟雅雯一家则穷酸潦倒被村人所歧视。
发生了戏剧性变化的是，尽管田芒种的女儿与翟雅雯的儿子倾心相爱，但颠倒了一个个的，却恰恰是翟家不论怎样乞求田家，而田家就是不答应这门婚事。但在经济转型期，脑体倒挂，教育界的贫寒又是不合理的，正是这种不合理，使翟雅雯一家的命运有了悲剧性的色彩。
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的小说时说过，他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而从您的《乡村的轮回》中，我觉得现在的读者和以后的读者，确实是可以从其中看到在历史长河中，各种社会力量、经济形态的消长起伏的。在这种消长起伏中，您正确地揭示出了现存的各种力量怎样从不合理转入合理，又从合理转入不合理，正确地揭示出了“当旧的事物应该相信而且也实际地有其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从而用马克思的革命辩证法思想对社会历史的运行做了深刻的把握与展现。我总觉得，或许是历史与您在今天建立在自身切身利益基础上的感受有着一定的距离，所以，对乡村的历史，您往往有着透彻的描写与展示，如果您把这种把握历史的视角用来把握今天变动中的现实，也许会使您免除某些失误之处吧。
譬如，面对今天新兴的经济力量，您就不能如面对历史那样，用一种辩证的眼光而往往采用一种激愤的道德态度。
四读您的小说，我有两种深切的感受。
第一，您的小说，往往是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而作，往往有着一种实在的现实生活质感体现其中，这是您不同于学院某些才子作家从书本中讨观念然后敷衍玄虚故事之处。但是，您的小说，又往往被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体验所局囿，而不能从一个更开阔的文化视野中来审视、处理自己笔下的题材。这使您的《失语者》、《一年四季》、《田野上的教堂》、《重返秀女峰》虽颇具新意但终未能将这新意做得更足，从而使您的创作未能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同时，这种不足，也浪费了您许多的切身体验。
譬如《山村叙事》、《冻结的乡村》、《幽静的苹果园》等等，这些作品均写得真切动人，但由于您不能够用一种新的视角对所写素材作新的处理，所以，这些作品就流失于当今类似的大量作品之中了。譬如《幽静的苹果园》，反映的依然是现代的利益与传统的亲情之间的冲突，结论依然是道德与利益的二律背反现象，而这样的一种故事，一种揭示，由于没有找到新的视角，新的价值立场，您就只能步《鲁班的子孙》等后尘了。
身处传统气息浓厚的山西，我想，那种主要依靠体验进行创作的创作观念对您的影响或许是非常之大的。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扩大自己的文化视野，也许对您这样的作家是更为迫切的吧？
第二，我觉得受传统惯力的强大影响，我们往往对今天新兴的经济力量在推动历史进步，从最根本上也有益于人的精神建设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对新的人生形态的积极性估计不足，对我们非常留恋的也关涉我们自身的传统的文化立场缺乏必要的自我反省。我们往往热衷于类如孔乙己所言的茴香豆的茴的四种写法，并把其视为是一种纯洁精神的坚执与护守，这一点，对你我来说，怕都是需要十分的加以注意的吧？在您的作品中，我看到的更多的是面对今天变动着的现实，您对传统价值观念的依恋而不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批判，而不是对新的价值观念、人生形态的探寻，这恐怕也是值得引起您警觉的一个方面吧。
在这封信即将收束的时候，我还想谈谈您的新作《倾听生命》，我更看重的是，如果您能以此作品为起点从生命的视角而不是从社会的、历史的、道德的视角来处理您对社会现实对实际人生的切身体验，也许会因此使您的创作开辟出另外一番天地的。
谨祝笔健！
关于农村题材电影、影视现状及农民文化代言人之忧思录
农村题材电影：问题的提出若谈农村题材电影，还是要极简要地先谈谈农村题材这个概念。任何概念，都是在历史中生成的，并因此有着特定历史赋予其的含义，否则，单单就字面上来解释概念，就无异于玩文字游戏了。如果说，乡土题材、乡村题材是念书人或者是知识分子想像中的农村图景的话，那么，农村题材则是政治文化想像中的农村画图。1990年代以来，随着时代的社会重心从政治革命、政治变革转向市场经济、经济建设，文化形态也从政治文化居于文化形态的中心，变得日益具有了包容性、开放性、兼容性。如此一来，今日沿用的所谓“农村题材”这一概念，虽然字面上没有任何变化，但其内涵却因此而含混、丰富了。当下农村社会形态、农民命运的变化；历史上农村政治面貌、社会结构的变迁；乡俗民风的展示与演化；现代／都市对传统／农村的冲击；传统／农村对现代性／都市缺陷的挑战；农民自身的话语诉求等等，似乎均可以涵蕴其间。在没有合适的概念指谓出现时，如果我们摒弃经院化的讨论，我们或许可以在此意义上，仍然沿用“农村题材”这一称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