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给这些作者的作品写评论文字。这些作者的作品往往数量不少但质量不高，阅读这些作品，费时不少，但被所评作品的文学含量局囿，所写的评论学术水准也不会高，对文坛更不会有任何影响，但写起来却并不省力：泛泛而谈吧，只能起到在文坛宣传作者的作用，近似商品广告语；针对作者个人吧，那还不如给作者个人写封信；而要通过这样的作品谈某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往往又不太可能。所以朋友们常常劝我，宁可去研究大作家的边角料，也不要把精力用在对这些作品的研读上，甚至还说，那样只会磨损自己的艺术感觉。
朋友们讲得不无道理，但面对基层文学作者渴盼的眼神，我还是不断认真地写着这类评论文字。但凡一个人，总得为自己做的事找点价值依据，我于是常常思考这样的问题：既然不可能从这些作者中培养出作家，更不可能培养出21世纪的中国文学新星、巨匠，或者，我们不能以此为目标，那么，这些基层文学作者的创作价值何在？我们对他们的帮助价值何在？
我想到了百年老林中的参天大树。这些参天大树之所以能够长成，离不开相应的生态环境，譬如气候、水分、土壤、肥料等等，而这些，又都与小草、灌木等形成的植被条件是分不开的，没听说过在戈壁滩上会有一棵参天大树孤零零地生存。我觉得在文学创作中，也有一个文学创作生态问题，没有大批的基层文学作者形成的文学创作生态，作家与大作家是难以产生的。现在文学界一方面抱怨时代社会文学气氛稀薄，一方面又对广大基层文学作者过分冷漠，这是不应该的。
我还时时听说，真正的文学家、文学创作是从民间汲取养分的，从民间创作进入文人创作，是一个时代文学高度所不能缺失的两个方面。基层文学作者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与民间有着最亲密的血缘关系，他们的创作，是他们生命的一种自然的延伸与提升，其中蕴含着最鲜活的生命形态，充满着本色的活力与生机，无论从强健民族素质，建设时代社会的精神文明，还是从发展文学创作来说，文学界对他们都应该给以高度的重视。
基层文学作者若想保持自己的民间本色，就应忠实于自己真实的生命体验，使之不被种种的时尚话语所污染、扭曲、过滤，构成自己的独立位置、话语系统，并以此与其他话语系统进行对话，在对话中构成相互的互补与提升，对这一点，文学界是不是也缺乏相应地重视与研究呢？
沉默的大多数是王小波在几年前提出的一个命题，我觉得，众多的基层文学作者就是文学界中沉默的大多数，重视这些沉默的大多数，让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并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文学界的一个当务之急。
《百家讲坛》向何处去
《百家讲坛》通过大众媒体，将学术文化公众化，在经济至上的时代，在社会上掀起了阵阵文化热潮，这对于经济时代的文化思想建设来说，无论如何也是一次功不可没足以令人三思而又三思的有益尝试。
但正因为如此，三思之后，我想从发展的角度，对《百家讲坛》提出三点批评：
第一，我佩服，王立群确实讲得精彩，我承认，尽管易中天所讲有表演色彩，于丹所讲有常识错误，但他们确实讲得是十二分地成功。他们所讲，不是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而是对公众的学术文化传播，从一时间纷纭众说《百家讲坛》的盛况来说，他们也确实赢得了公众。这不禁让我想到了1980年代中期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热，据说，当时上海妓女的手提袋里有三件必备之物，一是口红，一是避孕套，一是《文化苦旅》，可见其时文化之于时尚的程度。只是那时的《文化苦旅》，是通过文字散文这一比较日常生活化的文学文体流行于世，而今天，《百家讲坛》却是通过电视这一大众媒体而盛行于世的。通过《文化苦旅》在其时的流行，让我们看到了那一个时代社会潜藏着的对文化的巨大渴求，通过《百家讲坛》在今天的盛行，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今时代社会潜藏着的对文化的巨大渴求。
但也正因为如此，我反而有着一种深深的忧虑：一个民族的文化名着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名着，总是因为在其中深隐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密码，我们之所以对孔子所言，对汉武帝、曹操的权谋，对卫青的谨慎，对陆逊的不幸，深有同感，我们之所以对王立群、易中天、于丹们的所讲，深表欢迎，那正是因为，这些权谋、谨慎、不幸，正是以各种同构的形式、形态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或者是深藏在我们的心里呵，那正是因为，类似这样的讲解，代代沉积，早已融化到我们的血液之中，沉潜为我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了，所以，我们才这样乐于听到这些并为此而津津乐道。但是，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算计的智慧，或者因此而来的防备算计的智慧，我们是不是过于发达了？我们是不是过于沉溺于津津乐道于这种智慧之中而不能自拔了？关于这样智慧的故事，我们从小到大，是不是听得太多太多了？如果还让我们在津津乐道中，不知不觉地听下去，对我们对我们民族心智的成长，对我们成为一个现代的独立的个体的人，到底有什么好处？要而言之，《百家讲坛》在用甜得可口的毒药，满足着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精神之饥渴。
第二，《百家讲坛》正在成为《一家讲坛》，成为讲授中国帝王生存之术、权臣生存之术、草民生存之术但就是不讲什么是“人”的一家讲坛，但值此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中国社会，值此从草民向公民转型的中国社会，值此面对新的社会形态，不知何去何从失去价值指向的中国大众，《百家讲坛》既然名曰“百家”，那么，在“百家”之中，是不是也可以有其他几“家”的声音呢？面对金钱迷心之惑，是不是也可以讲讲巴尔扎克呢？面对女性生命之问，是不是也可以讲讲包法利夫人讲讲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呢？或者面对大众今天的价值迷茫，是不是也可以讲讲在“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之后，现代中国人的漂流之旅呢？讲讲鲁迅不停地出走的漂泊人生，讲讲郁达夫们无路可走之后在海边的祈告，讲讲朱自清们在夜晚温馨妻儿家中仍然不得归宿而离家的寻觅，讲讲徐志摩们“甘心作一条水草”而不可得的最终的死路一条。我相信，这些鲜活的生命形态、人生形态，虽然不能让大众在思维惯性中给以无条件地认同，但却也因为其时代的鲜活，因为对其的见仁见智，反而更能给大众以心智、情感的激活，甚至因此更能引起大众的欢迎。
我甚至以为，即使是对希腊众神生态的介绍，即使是对卡夫卡小公务员人生的品评，也同样能得到中国大众的欢迎。我也相信，能够把上述这些讲得其效果并不亚于王立群、易中天、于丹的讲授者，在中国，不说是比比皆是吧，但也应该是不乏其人的。关键不是能不能做到，而是要不要给中国大众以新的精神食粮。退一万步说，偏食不利于小孩子的健康成长，这个道理人人都懂，那么，成人在精神上偏食，为什么大家就视而不见了呢？
第三，如上所述，我相信，能够讲好西方文化、中国现代文化的人，大有人在，想通过了解西方文化、中国现代文化而加深对自身了解的观众也大有人在，但在这其中，必须有媒体给以沟通，如果媒体在此出现“梗阻”，那么，想发出的声音就发不出来，想听到的声音就听不到。或者说，媒体可以强化许多信息、声音，可以弱化甚至泯灭许多信息、声音，在媒体的作用下，当大众长期接受一种信息时，其内心就会因此而形成一种心理结构而对其他信息不再接受，当大众长期接受一种声音时，其“耳朵”也就会将其他的声音视为“噪音”。我不大懂得“媒体霸权”之类的理论，但我总觉得，在信息时代，从小里说，媒体是有沟通各种信息之职责吧？从大里说，媒体是有引导大众之责任吧？那么，《百家讲坛》作为大众日益信赖的“名栏”，在“讲”什么给大众时，在让大众接受什么样的信息，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时，是不是也应该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给以认真地考虑与精心地设计呢？
神性自律与网络道德建设
网络道德建设之所以在今天为众人所关注，那是因为网络的日益普及所带来的网络犯罪率的上升及网络对人们既有道德的消解，尤其是对青少年一代精神成长人格形成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神性自律口号的鲜明提出，则对网络道德建设具有某种根本性的意义。
我们或许首先应该查找一下网络道德失范的根本原因所在。
中国的传统社会，以群体伦理为社会本位，构成这一群体伦理的基础，并非是个体经济，而是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血缘关系，其关注的重点，不是个体的经济利益及建筑其上的个体生命，而是维护人与人之间各种等级关系的稳定。如是，这一道德范型就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内在矛盾，那就是个体利益个体生命的发展与维护人与人之间各种等级关系的群体规范性的矛盾，在这一矛盾中，作为个人，一方面，要发展个人利益个体生命，一方面，又要服从群体伦理规范，这就带来了人的内心世界与外在表现的差异性，一方面，个人可以因了外在社会规范而束缚自己内心世界中的邪恶性因素，一方面，个人又为着适合这群体性规范，而给自己带上了各种各样的面具。要而言之，个人是依附在这群体规范之中，成为这一群体中的一分子，而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主体性的。
市场经济从生产关系的变革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基础性的根本改变，个体利益个体生命有了得以被充分肯定的生存空间与价值空间，这样的一种整体的社会变革，再辅以网络的虚拟空间给个体生命以充分自由展现的技术性便利，又由于中国从来缺少如何面对个体生命个体自由的思想、精神资源，如是，就使得个体生命在得以独立有了自由之权的时候，却发生了头重脚轻的“晕眩”，就好像一个被从小严格管教而又对这管教不满的小孩子，一旦失去了这种管教，就不会自己管理自己，变得无法无天起来一样。现在的网络道德失范就类似于这种情形。其历史根源、思想根源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长期对个体生命欲望压抑而形成的能量，一旦被市场经济所刺激而形成的强大反弹，这种反弹造成了个体生命欲望的放纵与失控，在这种放纵与失控中，造成了个体生命不能把握自身的主体意识的丧失。
这可以视为是强大的传统惯性对新产生的个体生命的变相的恶性的扼杀。第二，后现代后工业文化浪潮的冲击。消解主体、消解深度、消解意义、平面化制作、大众狂欢等等，使中国的个体生命的主体意识尚处于萌芽状态即纵向的传统惯性与横向的后现代后工业文化浪潮双重夹击之下，也使网络世界的虚拟空间里，在上述能量的强大反弹的肆虐中，又有了随后现代文化之波逐后工业文化之流的雪上加霜。第三，个体生命的主体意识在中国历史上缺乏相应的历史资源、精神资源。
面对这种情形，我们应该首先肯定这是在历史进步中所出现的新问题，无论如何，个体生命浮出中国历史水面，总标志着历史的一大进步，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的理想社会，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我们的任务是怎样使个体生命正确地面对“自由”得到“自由”，而不是再让个体生命消失在群体之中，也不能让个体生命消失在后现代的文化浪潮中。因之，我们不能简单地回过头去，用过去建筑在群体伦理基础上的道德来约束新的个体生命，也不能盲目追新求新，让个体生命消解于后现代文化的浪潮中。
由于传统的强大惯性及对其的逆反心理所形成的惟西方是从，这样的思维方式和做法，在当前有着极大的市场，成为我们面对网络道德建设的一大误区、一大危险。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建立、健全个体生命的主体意识入手，形成一种新的现代的道德风范，神性自律口号的提出，正是基于此而发生。
神性自律的首要之义是个体生命主体意识的确立。以个体生命为本位的人的解放，是标志着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五四时代的一个具有根本性的命题，时至今日，这一命题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远远没有完成。慕尼黑大学教授贝克说：他“不相信19、20世纪是与个人告别的世纪”。柏林科学院院士密特尔施特拉斯说：“我们在提到‘个体’时就踏上一个现代主体性的领地，而主体性被看作是现代历史的真正成就。独立的、自我决定的个体是现代人的真正范例”。只有具备了个体生命的主体意识，才是一个能够把握自己的现代人，也才能在网络的虚拟空间里，不是靠外在规范，而是自觉自由地展示自己现代人的风姿。
对他人的尊重是神性自律的又一要义。德国总理施罗德说：“个体认真对待其主体性并希望自己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个体一方面必须追求自己的利益和愿望，另一方面又必须不断问自己，在追求自己的愿望和利益的过程中，其他人会受到什么影响”。马克思不仅把未来社会描绘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对现存的商品社会，他也认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这都说明，以个体生命为主体基本单位的主体间性关系，应该是一种相互承认、理解、认同、促成的关系。确立了这样的一种主体间性关系，才能为网络世界的道德建设打下坚实的根基。
神性自律的再一要义是对神性的皈依。所谓的神性，就是个体生命能够不断超越个体生命眼前的、具体的功利需求，以一种更健全更理想的个体生命形态来要求自己提升自己，使个体生命的主体意识在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对自身的认识、把握不断趋于深化与完善。
神性自律表面看起来有些玄虚，不能够具体落实，不是一种有形的规范，但神性自律的提出与倡导，对网络道德的建设，却有着一种根本的长远的意义，在今天，是应该明确地提出来，并形成一种强大的价值导向的。
鲁迅梁实秋亲情、友情之比较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向以血缘作为维系人际关系的基本纽带，所以，特别看重家庭、亲情及由此而扩大的友情。如是，家庭、亲情、友情也给人的生命以血肉般的粘连。鲁迅、梁实秋也是如此。又由于他们作为中国最先进的现代知识分子，身处中国社会新旧更替时期的漩涡、前沿，所以，他们面对家庭、亲情、友情的人生姿态及其给各自命运的影响，就具备了非常丰富的时代含义与文化含义，值得后人去细细地品味、咂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