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1986年末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一位潜心从事创作多年的朋友，把我从午间小睡中唤醒，他那一脸激动、不解的样子，让我直觉地感到有什么事发生了。果然，他塞给我一本杂志，指给我看其中的李锐《厚土》系列短篇中的《眼石》。他那个激动的样子，让我想到1977年末他也是一脸激动的样子，拿着一本《人民文学》，让我看其中刘心武的短篇《班主任》，并兴奋地赞许说：文学创作要有大变化了。只是这次，他却有些“义愤”：这种写换老婆睡的小说，深刻在哪里？那个时候，由于传统文学观念惯性的影响，很多人还在热衷于追求文学作品的平面性的社会性主题，而我的这位年长的朋友，又是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后来，在国内各主要刊物上，陆陆续续地读到了《厚土》系列短篇中的其他各篇，当时的文坛，也曾一度沸沸扬扬，其中的《合坟》还获得了1985-1986年全国短篇小说奖。
也难怪我那位朋友当时对《厚土》表示惊讶，确实的，李锐在很多时候是不易被人理解的，特别是在我们习惯用某种潮流去框定、界限、评价作家时，就更是如此。李锐的创作开始于1974年，但那时及至《厚土》获奖，他的知名度远远不及他在山西的同行。那时，成一以他的《顶凌下种》，柯云路以他的《三千万》，郑义以他的《枫》，张石山以他的《镢柄韩宝山》，蒋韵以她的《我的两个女儿》，都曾名盛一时。李锐写的小说，似乎与当时的文学主潮不大搭界，就以《当代》推出的后来被誉之为“晋军崛起”的四位作家的作品来说吧，他的《红房子》就完全迥异于其时文坛主流的直接关注社会现实的小说及刚刚兴起的寻根文学。《厚土》系列刊发后，李锐一时声名大振，但其时的文学主潮——
寻根文学，促使学界大多单一地从文化视角从批判国民劣根性这一角度来看取、肯定这部系列小说，而并未能真正到位地把握这部作品。李锐在其“后记”中对此也曾不自禁地直言道：“尽管对《厚土》的评价有高有低，有褒有贬，但在这些评价的背后，我看到的却是一种不约而同的文化决定论的视角，我得承认，这多少叫我感到一种遗憾”。作品的意义自然不能以作者本人的创作意图为准，但实在地说，单单从文化视角对《厚土》的解读，也确实局限了对作品意义的深入发现。《厚土》更看重的，或许是对人对生命在悠悠时空中存在形态、存在意义的揭示、去蔽与勘探。诚如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越来越重的暮色中，层层叠叠的山们惶恐地晃动着惊慌的额头，以为是光明正在抛弃自己。其实它们不懂，那一层层如梦魇般漫上来的黑暗正是自己的身影，它们正深深地没顶在自己对自己的遮蔽之中”。人不断地被外在于自身的东西障蔽着自身，但人又通过不断地探寻与叩问使之得以“敞亮”，《厚土》的深刻意义或许正在这里。如果说，在《厚土》之前，李锐的创作已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因之使他的作品一度与其时重在批判“遮蔽物”的时代社会性而忽视生命根基的文学主潮若即若离，那么，到了《厚土》，李锐的这种创作意识是十分自觉、明确、成熟了可以说，《厚土》是李锐创作及创作意识成熟的标志，只是他在其时还是不能逃避学界用某种主潮来对其进行“规范”的命运。我的一位学生写了一篇《〈厚土〉价值新论》的论文给我看她用女性的细腻、温情、直感一下子就捕捉到了《厚土》中作者对吕梁山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吕梁山人的爱意。她问我，为什么学界最大量的声音是说《厚土》最主要的是对国民劣根性等等的批判，而她却分明感觉到最主要的却是李锐对吕梁山的爱意？我一时语塞，而且至今语塞。但有一点，我却是隐隐约约地能够感觉到的，那就是，这种爱是一种大爱，只要具备了这种大爱，那么，不论他是批判“国民劣根性”也好，呵护“国民劣根性”也好，他都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同时，我也想到，那或许也是因为李锐的生命，李锐对生命的真正把握，成熟于他在吕梁山的六年，所以，日后他不论走到哪里，不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美国经济萧条、前苏联面临解体、欧洲统一联盟将要建立这种难得的历史重要时刻出访美、苏、北欧，还是站在诺贝尔奖百年庆典的演讲席上，他的身上，都有着吕梁山的影子，他不是让吕梁山面向世界走向世界，而是让吕梁山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在他的笔下得以真正地呈现。
《厚土》之后，李锐有三年时间近乎停止了创作。他就是这么个人，写写停停的，总想着不再重复自己，总想着有所超越。后来，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了那本一点儿也不能算厚的近乎薄薄的一册《旧址》。其实，《厚土》那本书也不算厚，而且，其中每篇也就三千字左右，一般绝不超过五千字。李锐对文字的使用是极为吝啬的。他喜欢引用他的朋友成一的话说：“官员认为自己掌握了权力就有了特权，就可以任意胡为，那叫腐败。作家认为自己掌握了语言，掌握了发表权，就可以任意胡说，怎么说都行，说多长都行，那也是一种特权，也是一种腐败，是语言腐败”。
也许面对着沉寂永恒的吕梁山李锐一时无语，也许他要摆脱一下写作《厚土》时吕梁山给他的重负，也许他的生命中的另一部分在冥冥之中召唤着他，这次，李锐选择了自己祖籍四川自贡的百年变迁作为自己的写作对象。《旧址》出版后，赢得了一片称赞之声，这部小说后来被列入了“百年百强”。但我总觉得，学界对这部小说还是从“打破以往写民国以来历史的文学作品离不开党史教材的立场”上给予好评的，还是从重构与党史教材相异的另一种对客观历史事件、规律的新的编码这一层面给予好评的。这与从文化视角评价《厚土》有些相似。不能说评析得没道理，也确实阐释出了作品的相当的意义所在，但却总给人以不完全到位之感。如果说《厚土》是在时空淡化中呈现了人、生命的存在形态，那么，《旧址》则是在具体的历史长河沉浮中，对人、特别是对个体生命而不再是一般的生命的存在形态进行了呈现，并将之作为历史长河的本体构成，从而对传统历史小说的历史客体作了根本性的位移。读过小说的人，对紫痕、对李乃之杀死叛徒陈先生之后的感伤等等，都印象极深并为之瞠目。但是，相较与《厚土》，《旧址》的语言显得精致了，显得激情过溢，不及《厚土》语言的本色、从容。李锐曾经说《旧址》“叙述语言太浮躁”，应该说，李锐对自己的创作是有着清醒、深刻的认识的。
但是，吕梁山犹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在吸引着李锐，在故乡百年历史长河的沉浮中溯源而上之后，李锐又回到了他的吕梁山。这次，他给自己的作品命名为《行走的群山》系列，于是，有了中篇《北京有个金太阳》《黑白》，有了小长篇《无风之树》。不知为什么，《无风之树》之后，李锐停止了《行走的群山》这一命名，也不知他这一系列还有否继续下去的可能，虽然长篇《万里无云》也仍然钟情于他的吕梁山。李锐对《无风之树》自我评价甚高。在作品完成之初，他就坦言这是对自己创作的一次全面的整体超越。但小说并没有在学界引起相应的重视，以至在今年年初，李锐又在与王尧对话中再次强调：“我觉得《无风之树》是我写得最好的长篇，比《旧址》好，比《厚土》也好”，“《无风之树》对我来讲是一个整体的超越……我觉得很多评论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种自我的多次肯定与强调，在李锐来说是十分反常的，因为他一向是一个对自我创作要求近乎苛责的人，不过于此也足可以看到他对《无风之树》的重视程度了。今年年初，李锐在《收获》第一期刊发了他的长篇《银城故事》，他又一次上溯到故乡百年历史长河的源头，讲得也还是个体生命在历史长河沉浮中那荒诞的命运。但小说是更“好看”了，让你一开卷就不忍释手，内蕴也更为丰富了，读完之后让你久久回不过味来。我有时想，一个祖籍、故乡，一个吕梁山，像南北两极，而李锐的小说，就在这之间行走于世界的广阔历史的永恒，去探问被历史遗忘的生命的存在与生命的意义。他还能否有寻找到新的极点的可能么？毕竟在今天的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的质素：全球化啦，后殖民啦，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相争啦，知识分子边缘化啦，还有那令人忧心的工人下岗，让你看到物质世界的危机；还有那令人忧心的学术腐败，让你看到精神世界的危机等等。近些年，一向持笔甚严的李锐写下了大量的思想随笔，集中于《谁的人类》一书中，并在思想界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于中可以看到李锐对生命存在的当下感应。
我觉得，正是由于李锐执着于生命存在本身，所以，使得他得以具有一种超越于西方、东方，全球、本土之争的宏阔眼光。还是在写作《厚土》时，他就认为“说到人和人性，我觉得它们不应当成为一种已有的、先验的、抽象的、理想的，当然就更不应当只成为西方的专利。西方人的痛苦是痛苦，东方人的痛苦也是痛苦”。他自信：“中国人的处境也是人的一种，卡夫卡式的痛苦，加缪式的荒谬，也只是各自的一种”。正因此，他发出了“谁的人类”的质问。正因此，他对海外“中国通”对中国的指责给以迎头一击，但又绝不是出自民族主义的立场。他认为“现代派”是“一种刻骨的真实，而非一个正确的主义”，并对国内纠缠于现代派的正统名分不以为然。近些年来，李锐多次应邀出国，又担任了海外“花踪文学奖”“世界华人文学奖”的评委。一段时间，因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教授的多次高度夸赞，曾一度传言李锐有可能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大家见面，未免拿这个话题打趣他，李锐只是平和地笑笑，那笑里有着一种不惊不乍的大气。记得有一次我们学校请他去做讲座，适值他从海外评完“花踪文学奖”回来不久，又在为去法国参加一个什么会做些准备，未免一时事多，时间也比较紧张。讲座主持人未能免俗，也想借此引起大学生们的重视，讲座开始前的惯例介绍中，对此多有强调。李锐登台之后第一句话就是对此说予以“纠正”，意在指出国内外的平等而切忌挟洋以自重，倒弄得讲座主持人一时面有尴尬之色。不过，这也就是李锐，率直而毫无世故，他也因此而常有“得罪”人之处，但了解他的人，却也因之而不放在心上。我觉得。出访的亲历亲见，对海外文坛的密切关注，无疑有助于李锐对中国文坛认识的清醒与深刻及建立在这基础之上的自信。我很看重他的这一意见：“人们都不愿意相信眼前的奇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已经出现了堪称杰出的作家和作品，不只在中国杰出，就是拿到国际上也照样是杰出的。只是有些人还没有了解，还没有认识罢了”。因之，他一再地推举韩少功、莫言、史铁生、王安忆等人。
也正是因为执着于生命存在本身，李锐对过去了的历史，对中国的传统，特别是十年浩劫，有着刻骨的清醒的认识。他对某些知青“至今还以青春的浪漫在浪漫地歌唱当年的青春，还在满怀深情地‘青春无悔’”，十分反感。对当今学界的许多人，因为不满于今天社会的不公，接受西方某些学者的观点，试图重新从“文革”中开掘有益于今天的文化思想资源，也十分反感。他用文字直接批评某些西方学者：“比如说，詹明信，提到中国的‘文革’，就采取肯定的理想主义的态度，完全肯定。这是他们思想上理论上的一个盲点。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对中国的‘东方化’”。因为他的小说常被人视为是写乡村，批判国民劣根性，李锐对因之而涉及的传统文化因素有着高度的警觉，他曾说过：“当乡土二字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变成了落后与守旧的同义语的时候，那些深藏于心的‘悯农’和‘田园’也在不期然之中，变成为中国文人身上的‘慢性乡土病’。那个潜在的感情方式，更为曲折又更为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当代中国作家的字里行间”。他还说过：“中国的文学只能沿着新文化运动所开辟的道路走下去，问题是要有自己主动性的创造。我们必须把他们已经达到的某些目的和成果，内化成为我们手下的过程，而不是去再造他们的目的和成果的复制品”。这就是李锐，这就是李锐对中国古文化传统，对五四以来的现代传统，对过去不久的“文革”的深刻认识与体察。
李锐常常被朋友们视为是一个充满激情、义愤的人，尤其是在评判当今社会的弊端，在评判当今文人的精神滑坡时，就显得更为突出。他的那篇《精神撒娇者的病例分析》，一直被思想界文化界所看好。在那篇文章中，他以海德格尔、周作人、顾城为例，对知识分子的精神病态痛加针砭。我尤其赏识这篇文章的结尾：“我们只有依靠自己的沉着和冷静了。我们的沉着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退路。我们冷静是因为我们已经把理想的火把远远地留在了身后。因为那火把太多次地烫伤过我们的眼睛。一切只有好自为之。一切也只能好自为之。别再糊涂，也别再撒娇了，走吧”。最近几年，李锐几近狂热地大谈语言。他的《语言自觉的意义之一、之二、之三、之四》源源不断地刊发出来，以至于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的《谁的人类》一书，把《语言自觉的意义{之四}》后面的一篇《首先是一种自信》也错排为《首先是一种自觉》了。后面又是《被简化的语言》《网络时代的“方言”》，让你在“语言”面前甚至不知该怎样使用“语言”。又让你在他的引导下，一次次重新走进、回味汪曾祺，又重新去体验、发现语言。海德格尔有言；“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迷失，家园何在？这也正是执着于生命存在的李锐，要为生命存在、要为处于弱势文化的生命存在找到栖身家园的一种急迫努力吧。但这又谈何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