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正在为万豪集团拼命省钱的诺里斯找到了鲁宾斯坦和威廉·巴尔，希望这两位律师帮助自己处理万豪集团的税收事宜。在两位律师的帮助下，万豪集团省下了一大笔税务成本。鲁宾斯坦和巴尔也获得了一笔数额高达七位数的报酬。在看到万豪减税的全过程后，诺里斯自信地认为自己也能通过税务来获取利润，他的自信更是来源于遥远阿拉斯加那个荒唐的优惠政策。于是，离开万豪单飞的诺里斯再次找到了有着广泛人脉的鲁宾斯坦，当他被问及是否认识一些爱斯基摩人的时候，这位前总统政府官员竟然毫不犹豫地列出许多名字，这让诺里斯喜出望外。随后，诺里斯与鲁宾斯坦开始了大胆的计划。
1987年，诺里斯与鲁宾斯坦开始寻找那些由爱斯基摩人管理的亏损公司以及那些希望逃避税务的本地公司，数月中他们二人不断地往返于阿拉斯加州和华盛顿之间，为两地的公司牵线搭桥。事实上，这种事情背后的好处是有目共睹的，在双方都有利可图的情况下缺少的只是一个纽带，是一座能够连接两家有着不同目的的公司的桥梁，而诺里斯与鲁宾斯坦二人就扮演着这种中间人的角色以换取高额的中介费。所以，他们的业务进行得异常顺利，在人员、资金及办公场所都充足的情况下，诺里斯和鲁宾斯坦这对黄金组合开始准备办公司大干一场，这家公司就是后来的凯雷集团。
那么公司为何起名为“凯雷”呢？据说，诺里斯特别喜欢纽约的凯雷宾馆，每次到纽约出差都会入住这家豪华的酒店。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王族”自居的凯雷宾馆就矗立在纽约曼哈顿第76大道和麦迪逊大道交汇处，它很好地配合着曼哈顿奢华的氛围，像一位久经世面的贵族俯瞰着曼哈顿的每一片土地。后来，在诺里斯与鲁宾斯坦在为新公司起名字的时候，诺里斯极力推荐了“凯雷”这个名字，他认为这个有着贵族气质的名字会给自己带来好运，而他们的公司也会像凯雷宾馆那样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美国的标志。最终，鲁宾斯坦同意了诺里斯的想法。于是，凯雷公司诞生了。
网罗政客：凯雷入手防务的杀手锏
作为一家私募资本投资公司，凯雷最重要的业务就是从客户手中筹集大把的钞票，然后把它投入到各种领域，从中赚取丰厚的利润。凯雷成功的可能性与其掌握的资金是成正比的。然而，对于刚刚起步的凯雷集团来说，筹集资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凯雷集团将总部设在华盛顿，而不是金融业高度发达的纽约，所以遭到了许多业内同行的鄙视。有人曾经在《福布斯》杂志上评论道：“凯雷将总部设在华盛顿让我觉得有趣，因为在这一行中，通常只有门外汉才会首选华盛顿。”后来，凯雷集团不仅为一些不明智的投资项目付出高昂代价，甚至在一些极有潜力的项目上惨遭对手排挤，而各方面的不认同和怀疑让这位资本市场的新手伤痕累累、步履维艰。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市场上弥漫着一股兼并浪潮。在这些收益与风险同步、险象环生的交易之中，最热门的就是杠杆收购。一些掌握巨额资金的银行家虎视眈眈地盯着市场上的风吹草动，一有机会他们就进入那些风雨飘摇的公司，在董事会中占一席之地，随后以收购的方式控制公司，再将其拆分出售或者帮助其扭亏为盈。正当金融家们靠着这种方式大发横财的时候，凯雷正为着自己无法在市场上分一杯羹而痛苦不堪。然而凯雷有他们的杀手锏，那就是“关系主义”，他们正靠着原本积攒的人气培养着自己的人脉，企图建立庞大的政治关系网，以此来获得客户的信任以及更多的投资项目。
后来，凯雷公司盯上尼克松总统前人事主管弗雷德里克·马利克。这位尼克松手下的铁腕人物曾是诺里斯在万豪集团的上司。同时，让诺里斯更为满意的是，马利克还是下一届美国总统候选人老布什的密友，他曾在老布什的手下担任过奥尔良党代会总协调人，后来被老布什任命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很显然，凯雷公司希望自己能够站在老布什的队伍里，并靠着马利克积攒政治资本。虽然马利克在担任副主席不久之后就被扯进了一桩政治丑闻中，但这反而给凯雷创造了“收服”马利克的机会。
1988年9月初，《华盛顿邮报》指出：1971年7月，奉尼克松总统之命，马利克曾经统计过在美国劳工统计局工作的犹太人的数目。当时尼克松疑虑心理正处于巅峰状态，他相信该局里有一个“犹太小团体”正企图攻击他，他们通过向公众发布不利于他的不准确数据，来损害自己的民意支持率。在1971年7月27日的一份备忘录中，马利克报告说，在该局的35名高级官员中，确实有13名是犹太人，并向尼克松提供了这些人的名单。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劳工统计局的首席经济学家彼得·亨勒和雇员分析事务主管贺罗尔德·戈尔德斯坦被调整至该局的较低职位上。在这些事情发生时，人们根本不知道尼克松的反犹太情绪。直到17年后，《华盛顿邮报》记者在翻看尼克松政府时期的旧档案时挖掘出了那份要命的备忘录，这才让此事重新回来纠缠马利克。
在这件事情被人揪出来以后，马利克已经清楚，他已被打上了反犹太人的标签，这在当时是危险的，他明白在美国有着重要政治、经济地位的犹太人们不会容忍一个种族主义者的政治活动。所以，马利克迅速辞去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此时马利克的失魂落魄全被诺里斯看在眼里，诺里斯明白凯雷的机会来了。于是，他打电话给马利克，希望对方能接受凯雷集团的工作并承诺提供丰厚薪酬，而陷入困境的马利克自然接受了诺里斯的邀请。
在马利克来到凯雷集团之后，很自然地成为公司里社会关系最广的雇员。尽管马利克并未给凯雷集团的生意带来多少起色，甚至在他的手下产生了像收购凯特空航空公司这样不成功的交易，但是他对凯雷集团的贡献是无可厚非的，他为凯雷集团带来了与布什家族、沙特王朝及华盛顿无数权威人士的深厚关系。相比这些，马利克给凯雷集团最大的好处莫过于他将弗兰克·卡卢奇带上了船。
1930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的斯克兰顿城有个男婴呱呱坠地，这个小男孩就是后来出任凯雷集团董事长的卡卢奇。读完中学的卡卢奇以优异的成绩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在那里，他结识了密友拉姆斯菲尔德，两个人在同一个屋檐下度过了一段美妙的大学时光。卡卢奇在凯雷集团工作之前有着丰富的履历，这份履历也常被看作是外交政策混乱的缩影。
1960年6月，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刚果正处于政治旋涡之中。此时，在国务院工作还不满4年的卡卢奇在结束南非两年生活之后，来到了危机四伏的刚果。为了夺取新国家的领导权，刚果各方面的势力正在激烈斗争当中。卡卢奇为了美国利益不断穿梭于部族之间，处理政治危机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锻炼。而到了“伊朗门”事件时期，这位出色的美国外交官员已经成为国际外交事务中的常客。1987年11月，在里根政府最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卡卢奇顶替温伯格担任国防部长，他的政治生涯达到了一个顶峰。
卡卢奇的政治才能已经充分显现出来，但是他并不满足于现状，1982年，卡卢奇带着自己完美的从政记录和广泛的人脉关系离开公众视野而投身到商业活动中。这时候，有着高度商业嗅觉的马利克邀请卡卢奇来到了凯雷集团。
事实上，美国联邦政府曾为了防止离职后的公务人员利用其在位时获得的信息情报谋利，推出了许多限制令，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设置“限制期”，它规定官员们在离职后的一段时间内不得参与任何私利活动。这些措施显然是一纸空文，根本敌不过金钱的诱惑。卡卢奇加入到凯雷集团之后，很快投身到集团的具体业务之中。此时，凯雷集团高管的心里清楚，如果想要充分榨取卡卢奇的价值，凯雷这部资金机器必须要进入他了如指掌的行业——防务业。卡卢奇对BDM国际公司的成功收购向世人证明了一个道理，哪里有卡卢奇，哪里就有生意。凯雷集团复杂的关系网由此暴露在世人面前。
早在20世纪90年代，当冷战结束的哨音传遍世界之时，联邦政府军费开支开始大幅度萎缩，美国各大军火制造商都渐渐处于低迷的状态，福特公司也不例外。由于缺少资金支持，无能为力的福特想要低价转让自己的防务业务，也就是福特航空公司。在这种局面下，多家公司都盯上了这块肥肉，包括凯雷集团。然而凯雷当时的实力确实无法同那些有着雄厚实力的竞争对手相抗衡，不过因为有了卡卢奇，有了他的关系网，凯雷集团还能分点肉汤，而这碗汤就是作为福特航空一部分的BDM国际公司。
BDM国际公司成立于1959年，总部设在德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城，公司成立之初主要从事武器系统分析。1962年，该公司聘请了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年轻工程师厄尔·威廉姆斯，并在1972年，将其提升为公司首席执行官。在其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威廉姆斯对公司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他将BDM公司与政府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得到了政府很多好处。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威廉姆斯自从干了首席执行官以后，就拼命地想要挤进华盛顿的权力中心。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断地召集政治募捐活动，出席民众活动，与政要们勾肩搭背。这样无休无止的折腾最终让这位野心家与海军高层搭上线，并被任命为海军研究顾问理事会成员。BDM公司与海军的交易逐年增长着，让威廉姆斯的竞争者们都感到非常不安。然而，如鱼得水的威廉姆斯并没有想到，美国的五角大楼正面临着一场“暴风雨”的袭击。
1988年夏天，联邦政府发起针对五角大楼腐败问题的“恶风行动”。这次历时长达7年之久的调查活动，最终清查出一连串的腐败、贿赂和欺诈案，并把数十名政府官员送进监狱。这其中就有好多矛头直指时任国防部长的卡卢奇。其实卡卢奇与威廉姆斯早就相识，二人还有过不少生意上的合作。威廉姆斯在被传讯的时候坚称自己是清白的，甚至告诉自己的主顾们：“我们并没有做错事，我也理解人们为何认为我们参与了这些丑闻，但是我要声明的是，BDM公司从来就没有真正被卷入‘恶风行动’中。”也许是证据不足，也许是关系够硬，威廉姆斯最终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场风暴过后的损害却是无法弥补的。受到丑闻和福特总公司背信弃义的双重打击，BDM国际公司的股价一路下跌，情况岌岌可危。
1990年，濒临深渊的福特航空公司开始考虑接受劳拉集团的收购，但是威廉姆斯因其自身利益问题并不愿意为当时劳拉集团的总裁伯尼·施瓦兹卖命。就在这关键的时候，一个电话打到了威廉姆斯的办公室，刚刚踏入凯雷大门不久的卡卢奇在电话里说道：“亲爱的威廉姆斯，不要再犹豫了，来凯雷集团效力吧，这里有你想要的东西。”聪明的威廉姆斯当然明白卡卢奇话中的意思，他接受了与凯雷集团进行谈判的邀请。最终，威廉姆斯与卡卢奇就凯雷集团收购BDM国际公司一事达成一致，在开出13亿美元的价格后，BDM国际公司成为凯雷旗下的子公司。这个价格与福特航空两年前收购BDM国际公司支付的425亿美元相比已经是相当优惠了。从这项收购案中人们明白了当年威廉姆斯与卡卢奇有着何种亲密的关系，事实胜于雄辩。卡卢奇拉来了威廉姆斯，让凯雷集团这个庞大的私募投资集团吞下了极具潜质的BDM公司，其触角开始伸向防务事务。
在收购BDM国际公司后，凯雷集团像头狮子一样闯进国际防务交易中，它与众多防务承包巨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此后，凯雷集团又将目光转向了另一个充满争议性的目标——优利系统公司。当BDM国际公司遭受“恶风行动”打击之时，这家以制造大型计算机及IT服务为主业的科技公司也没能幸免，公司贿赂公职人员的行为被大量曝光。在承认其所犯罪行后，优利系统公司竟被处以高达19亿美元的罚款。为了摆脱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包袱，优利系统公司迫不得已低价处理其防务与航空子公司LTV。此消息一经发布，便引来了大量有意向的收购者，凯雷集团就在其中。
在此次收购案上，凯雷集团最大竞争对手是防务业巨头马丁·玛丽埃塔公司。当卡卢奇找到该公司董事长诺曼·奥古斯丁，表示凯雷希望加入对方的收购集团时，被奥古斯丁一口拒绝。由于此前马丁·玛丽埃塔公司已宣布将与洛克希勒公司以355亿美元的价格联合收购优利系统公司的防务与航空子公司，因此他没必要带上这个“乳臭未干”的防务新手。但接下来的事情却让奥古斯丁感到异常的愤怒与无奈。
凯雷集团在收购方面一直四处碰壁，除了与BDM公司的交易外，很少能获得可观的收益。这次，凯雷集团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为了加大收购砝码，缺少资金的凯雷将手伸向了它的老恩人梅隆家族，并成功地获得后者的支持。资金到位后，凯雷集团立即将收购价码升至4亿美元，这比马丁·玛丽埃塔公司和洛克希勒公司的联合出价高出4500万美元。奥古斯丁被彻底激怒了，他先后与国防部长助理保罗·沃尔福威茨、国防副部长唐·艾特伍德、陆军部长助理史蒂芬·康沃会面，希望军方代表能站出来反对凯雷集团的收购案。当然，卡卢奇也没有闲着，利用五角大楼的关系网四处游说。后来，凯雷集团又找到劳拉集团和诺斯罗普公司两个强力帮手，以475亿美元的价格一举击败马丁·玛丽埃塔—洛克希勒组合夺得收购合同。凯雷集团凭借BDM国际公司案及LTV案，在黑云笼罩的防务业中杀出了一条血路。在这两起收购案之后，没有人再怀疑凯雷集团的资本实力，它也被世人看成是玩弄关系资本主义的行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