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不久，赵红兵就安排转业了，赵爷爷全家和二狗家都为这件事儿高兴，惟独二狗和赵红兵的哥哥的儿子赵晓波高兴不起来，因为成天带着二狗他俩到处拿个弹弓打麻雀和堆雪人的叔叔要去上班了，只能周末陪二狗和晓波玩了。赵红兵的弹弓准极了，用土制的弹弓打麻雀，三发必有一麻雀落地。小时候玩过弹弓的应该知道，这个成功率相当高了，因为有很多麻雀被弹弓打了以后不一定落地，被打到以后飞走也十分有可能，只有打麻雀的头才可以一击落地。不怕大家笑话，二狗玩了9年弹弓，玻璃不知道打碎了多少，但是楞是一只麻雀都没打下来过。
赵红兵被分配到了我市的银行工作，人民银行的办公室。所谓办公室就是负责招待客人，帮领导安排安排活动啊什么的地方，是个肥差。由于赵爷爷已经当上组织部部长的原因，加之小伙子长的精神，穿的利索，虽然当了几年的大头兵，但是人看起来还是温文尔雅，身上没有经历过战火的匪气。人民银行的行长一眼就看中了他，心想把这小伙子放在办公室，肯定提高银行的形象啊!
可接下来的事情可能是任何人都没想到的。
1984-1986年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动荡可能根本不弱于90年代的国企改革时中国社会的变革，经历了几十年公有化改革的社会又在向私有化方向改革，中国这艘巨轮在海上航行了三十几年以后又掉转方向向另一个方向驶去，整个中国变得生机勃勃的同时许多腐败现象也滋生了开来。
发生的这件事，放在现在肯定不算腐败，如果有人现在去纪检委或反贪局去告状说谁谁谁因为这事儿腐败，那肯定被人家纪检委或者反贪局的人说这告状的人有病。
1986年我市就有这么个有病的人，这个有病的人就是赵红兵。
赵红兵所在的办公室经常需要招待一下其它银行来的客人，省行来的客人之类的。几天下来，赵红兵已经十分看不过眼了。这些人来了下面号称视察工作，其实来这里就是吃吃喝喝，烧鸡什么的人家根本不愿意动，只爱吃当时流行的什么”焦溜里脊””糖醋鱼”什么的，喝酒只喝茅台和五粮液。上午来视察工作，中午就喝的烂醉，下午连班都不上，直接睡在银行的招待所里。但是到了晚上又生龙活虎的大吃大喝，一桌子10几个菜基本没人动，90%都是废品。
然后这个叫赵红兵的病人有点受不了，他心疼了。心疼国家的粮食和肉。
这个病人开始琢磨:我才当兵出去几年？走的时候很多人可是连饭都不上。才这几年咱们国家啥时候富到这地步了？整盘子整盘子的肉都倒掉？一个领导下来就要十几个人陪？这个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病人可能没想到:他去当兵这几年，国家是比以前富裕了点，但是也没富裕太多少。他所见到的现象不是因为富裕了，而是因为腐败了。
赵红兵上班第十二天的中午，又是省里的领导下来开会。开会半小时然后山吃海喝3小时。一直折腾到下午3点他才回到办公室。主要负责接待的办公室主任姓李，叫李树森。也是他的直属上司，回到办公室时醉意更浓，而赵红兵由于也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所以也去陪着喝了点，没喝多。当然，这只是据赵红兵说他没喝多，根据二狗对他的了解，二狗认为他那天肯定喝多了，因为他这人不喝酒正好，一喝就多。二十几年来无一例外，没人知道他的酒量是多少，有人说是八两，有人说是一斤，还有人说是两斤。因为他极少喝酒，但只要喝酒则只喝白的，至少一斤，多则四斤，唯一不变的是他每次都喝多。
二狗最清楚，他的酒量是五钱，也就是半两，还得说是38度的低度酒。
赵红兵这个自称没喝多的病人踉跄的走进了办公室，一进办公室他就看见办公室的李主任正在拿着”绕把子”电话在打电话:当时咱们国家还没有程控电话，起码我市是没有。所有电话都是”绕把子电话”，先接邮电局话房，然后告诉她转哪里，人家再给转。赵红兵一听，李主任正在跟话务员说转市宾馆，赵红兵心想:这才吃完回来就又要订桌了？晚上又要腐败了？又要浪费了国家的钱和粮食了？
他借着点酒劲抓住李主任的手，挂掉了电话。
李主任笑嘻嘻的喷着酒气说：“小赵，别闹，李叔办事呢，给领导晚上订桌呢”。
赵红兵说：“没跟你闹，怎么，晚上又要吃？”
李主任说：“是啊，怎么？不吃怎么办？”
赵红兵说：“你们就这么糟践国家的钱？”
李主任终于从语气中听出来这不是在跟他开玩笑了，说：“小赵，你难道今天中午就没去喝酒吗？难道你就没糟践国家的钱吗？”
赵红兵一时有点语塞，说：“中午我是去了，但我下次不会去”。
“你爱去不去，别挡着我打电话”李主任拨开赵红兵的手，终于不耐烦了。
被拨开手的赵红兵火气上来了，操着他们赵家独有的赵氏大嗓门吼了一嗓子：你们这帮蛀虫，你们这帮蛆”(请注意，他喊的是你们这帮蛆，而不是”你这个蛆，他这是连行长一起骂了)
“去你的X的，你算个什么玩意，你说谁呢”李主任也不是善茬。
“我们在老山前线流血，就是为了保护你们这帮蛆吗”
“你个臭当兵的别以为当了几天兵就可以来教训我了，谁用你保护”
“你别侮辱军人!”
“你个残废不就是靠你爹才……”
这句话李主任没能没有说完，这也是李主任在之后的半个月里最后的半句话。之后整层楼都听到了山崩地裂似的一声巨响，然后又听见”哗啦”一声。
在医院里，医生问银行的同事”:他这是被什么重物砸的胸部，肋骨骨折了这么多根？”
“被人打的”
“被多少人打的，打成了这样”
“一个人打的”
“用什么打的？”
“用脚踹的”
“踹了多少脚？”
“一脚”
“被什么人踢的？”
“……”
据说医生听完以后楞了，这可能是他所接诊过的病人中被踢的最惨的一脚，以至于他到最后在警察来问话的时候，他坚信这不是一个人打的，也不相信是只踹了一脚。医生可能不知道，在这一脚里:有着赵红兵对社会现状的惊诧与愤怒，有着赵红兵对断指造成的自卑的发泄，有着赵红兵对那些无耻嘴脸的愤懑，更有着他对现实巨大落差的恐慌。
十二年后，赵红兵口中的这只蛆终于被证实了的确是个蛆。那年二狗上高三，放学时看见公审大会，旁边有着一张榜。第五行写着:原工商银行副行长李树森在担任市工商银行副行长期间，挪用公款XXXX万圆用于赌博，现一审判决有期徒刑十一年。
二狗回家后兴高采烈的去告诉了赵红兵。没想到，当时已经是黑道大哥的赵红兵听后没什么反应，只是淡淡的说：“二狗，他只是一只蛆。你记住，那天我说的是”你们这帮蛆”。
是啊，一只蛆可以被正法，可全中国那么多只蛆能正法的完吗？又有谁能正法的完？二狗直到那天才知道，赵红兵那天那一脚踹的不是一个人。
在这之后的十四年里，不知道为什么。赵红兵一直再也没在任何场合中提到自己曾经是个当兵的，起码二狗再也没听说过。即使战友聚会在一起回忆当年一起当兵的事，赵红兵也避而不言从不参与讨论。
直到1999年夏天已经在外面读大学的二狗回家后听到考到本市某高校的一个高中同学讲了一个他认为的笑话，虽然已经过去了8年多，但是对话二狗一句都没敢忘，以下基本是原文实录:
“二狗啊，炸大使馆的时候你们去游行了吗？”
“游了，我嗓子喊哑了”
“我们也游了，不过特搞笑”
“被炸大使馆又不是什么好事，有什么搞笑的？”
“游行那天基本全是本市几个高校和中专的学生，可是你知道不，那天在游行在最前面口号喊的最响，别人都只游行了半天，谁整整游行了一天？”
“谁？”
“红兵，哈哈，知道不？红兵大哥!他在最前面，身后带着费四等几个大流氓，还扯着一面条幅，游的真欢，从城南走到城北，从城北走到河西，然后又走到棉纺厂。一路上那些小流氓地癞子一看红兵在游行，全加入了，从早上走到晚上，身前身后聚集了200多号流氓，染着黄毛的，纹着身的，光膀子穿拖鞋的什么都有。走到中午，我们这些学生就都不行了，走到学校附近，人全散了冲食堂去了，红兵领着那群流氓战斗力倒是真强，走了大半天水都没喝一口。红兵还跟学生说，他当过兵，费四也当过兵，小纪也当过兵。都打过仗，现在国家有难，只要要他们，他们还去当兵，他们不怕死太搞笑了，他们这群奔40的老流氓，居然还想当兵？谁要啊？去了各个都是大兵痞。靠他们打仗国家早完了。同学都说:现在才知道黑社会也爱国啊。二狗你说他们这是出哪门子洋相，平时少犯点事少砍俩人什么都有了”
”你说话真操蛋，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别瞎说”
“二狗，你怎么了，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滚!”
一向与人为善的二狗之所以罕见的对高中同学说出了“滚”字，是因为二狗没有在他的言语中听出一点点对美国炸我们南联盟大使馆的愤慨，没有从他的眼神中没有读到一丝丝对客死他乡的三名中国人的同情，更没有从他的手舞足蹈的谈吐中看出哪怕一分一厘对此事的悲哀。
就这样的一个人，他凭什么举着国旗去游行？或许，他只是想去凑热闹吧。
遗憾的是，6年以后的2005年，上海，人民广场临近延安东路的天桥上，加了一通宵班准备回家的二狗又亲眼看见了一群嬉皮笑脸的举着“抵制日货”的大横幅游街的学生。看到他们那洋溢着兴奋与激动的脸庞上那空洞的眼神，听着他们喊着仿佛中国已经征服了全世界一样欢快的“抵制日货”口号声，二狗实在不能跟着兴奋起来，反而心中感到一阵又一阵的凄凉。
当时二狗还拉住了一个笑的最欢、喊的最响的男孩子问：“同学，这次是因为什么游行啊？是因为又去参拜靖国神社了还是………？”该同学支吾半天，竟无法回答二狗的问题。二狗的心沉到谷底。二狗相信游行的人群中真的有很多爱国且有思想的同学，并且也钦佩他们。但从心底，二狗鄙视在游行队伍中那些打着爱国的旗号以参加这盛大的集会为目的的人。
赵红兵去游行还要被嘲笑，那是因为他是流氓，他是黑社会头子，他是几进几出监狱的人。二狗相信，经历过战火并为其付出了三个手指头的赵红兵爱国程度未必比那些在街上游行的其它的人低。
人一旦被定义成流氓，连爱国都变成了笑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