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唐到盛唐这一阶段，诗人们的性情高昂、乐观的精神，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促使他们积极入世，以凭借才华涉入仕途。但入仕非常讲究出身门度使大量延揽文人入幕，如孟浩然依张九龄于荆州幕府，崔颢依杜希望于代州幕府，王维依崔希逸于河西幕府，岑参依高仙芝于安西幕府，高适、严武依哥舒翰于河西幕府，这为大多数文人提供了体验生活，扩大视野，积累素材，培养性情的有利条件，在此基础上，大多豪放、雄心四溢的文士抱着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以昂扬的情绪、乐观的精神，奔赴边疆请缨杀敌报国立功。他们在战斗之余，领略边塞风光，描绘战争场景和异域风情，抒发缭绕不尽的相思边愁，写下了大量传诵千古的边塞诗，这些边塞诗有极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代表人物有王昌龄、王之涣、崔颢、李颀、高适、岑参等，于是边塞诗在盛唐诗坛上风行一时。在这一豪侠之气，雄奇壮伟的时代歌唱中，高适、岑参、王昌龄无疑是边塞诗这一流派的优秀代表。
清新劲健的边塞诗
在盛唐诗坛上，有一批位卑名高的诗人，他们在仕途上落拓不遇，但意气风发的时代精神始终不因仕途坎壈而消减，在他们的诗中激荡着按捺不住的蓬勃风神，诗情通过他们的创造才华喷泻而出，虽然他们在题材上各有侧重，在形式上各有擅长，但诗境都能得到拓展，别开天地，初唐以来的“风骨”审美理想得到了淋漓尽致、血肉丰满的表现，王昌龄、李颀、崔颢就是年辈较早的杰出代表。这些边塞诗人虽然性情不同，经历、出身、才情气质各异，但边塞诗在摄材构思，描绘景物，表达情怀诸方面却以标新立异之举，焕然一新的面孔雄踞文坛，给文坛带来了熠熠生辉的局面，极大的丰富了唐代文学体裁的多样性。
这群诗人，大多生活于北方，具有北方男儿的阳刚之气、豪侠之举。他们大多热衷于功名富贵，非常自信和自负，有一股横空出世的狂傲气概，但他们入仕之后，多有不称意处，与他们的人生理想反差较大，为此多有失意之感，然而雄心壮伟之气魄依旧，创作的诗歌豪侠俊丽，风骨凛然，形成了清刚劲健之风。这一群极具个性的豪壮诗人，大多数为进士出身的寒士，其文学活动大约在开元，天宝年间，现在对这一风格的边塞诗作以总略探讨。
王翰是这群诗人进士及第较早的一位，王翰是并州晋阳人，生卒年不详，于睿宗景云时进士及第，“发言立意，自比王侯”《旧唐书·王翰传》。，为人狂傲放纵。据说在进士及第后赴吏部铨选时，他将海内文士分为九等，于吏部东街张榜公布，第一等人仅有三人，除了被誉为“一代文宗”的张悦和大名士李邕之外，剩下就是他自己，可见自负到了狂妄的地步，入仕后生活放荡，每天与才士豪侠游乐，纵酒蓄妓，为此而被贬，卒于任上。
王翰狂放不羁的行为心态，在盛唐士人中具有典型性，这与追求功名、与及时富贵行乐思想相关，他曾在《古娥眉怨》中说：“人生百年夜将半，对酒长歌莫长叹。情知白日不可私，一死一生何足算。”以放纵狂傲为风骨，不免显得轻狂，但这恰恰是当时文士极为坦荡胸怀和豪侠刚健气格的具体流露，正因如此，他的诗往往一气呵成，流转自如，其代表作《凉州词二首》之一就可见一般：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前两句写盛宴和豪情酒兴，后两句写盛宴上的畅饮和劝酒，有人认为“故作旷达语，倍觉悲痛”。将腥风血雨的征战与沙场写的如此豪情四溅，都是诗人主观情绪亢奋激烈的结果。一股杀气欲裂的精神在，还有人说“故作豪饮之词，然悲感已极”。都离不开一个“悲”字。后人又有用低沉、悲凉、悲伤、反战等词语来概括这首诗的思想感情。清代施补华评后两句诗说：“作悲伤语读便浅，作谐虐语读便妙，在学人领悟。”《岘佣说诗》。后两句不仅是豪放、开朗、兴奋的感情，而且还有视死如归的勇气。那明快的语言，跳动跌宕的节奏所反映出来的情绪是奔放的、狂热的。给人一种激动和向往的艺术魅力。
王昌龄（698？-757）字少伯，京兆长安人。开元十五年（727）进士及第，补密书省校书郎。又中博学宏词，迁汜水县尉，曾贬岭南，开元二十八年（740）任江宁丞。天宝年间再贬龙标尉。因“不护细行，屡见贬斥”《旧唐书》本传。与当时许多著名诗人交往频繁，如孟浩然、王维、李白、高适、岑参等多有酬赠。有“天下夫子王江宁”之称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
王昌龄的边塞诗充满了热情洋溢的豪侠之气，歌颂将士们为国杀敌，英勇善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荣誉感，他的大多边塞诗揭露军中矛盾，反映戍卒的边愁乡思，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如其组诗《从军行》、《少年行》、《长歌行》等篇章都能看出豪侠尚气、纵酒长歌的性情特点，不乏睥睨一切的狂放气概。两次遭贬与这种不护细行，放纵不羁当有直接关系，其实，这种性情正是大唐升平景象的体现，只有这种无拘无束的行为举止才能表现出如此开阔的胸襟和对边地胜景的无限风光的涉猎，从诗歌内容到诗歌形式才会出现如此宽广的拓展，芸芸众相的百花齐放般的气象，边塞诗人大多都是在盛唐宽松开放的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这为他们的创制各体以及完善各体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一大环境，很难说盛唐诗作及作家的成就会如此令人瞩目。王昌龄生活在这样的升平社会，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非常适宜的温床。王昌龄在七言绝句上的独到创新与李白平分秋色，不分伯仲。他的边塞诗中，用乐府旧题写的五言古诗和七言绝句各有10首，但流传于后世的均为七绝。在他流传下来的180首诗里，七言绝句75首，五绝14首，因其性格的豪爽、故七言长于五言；所以人称“天下夫子王江宁”，但总的思想内涵都表现在边塞诗上，在思致缜密、讲究作法方面，只宜短章而不宜长篇。现就其边塞诗创制上予以探讨：
首先王昌龄的边塞诗中，表现了一种深沉的历史厚重感。历史上，在中国西北和北部广阔的边陲各民族之间发生过无数次血与火的冲突，这些不同人群之间残酷的生存竞争，是生活在这一土地上的人们难以摆脱的历史命运。他对这一问题有着深沉的思考和敏锐的观察，带有透视历史的厚重感。他的边塞诗往往能通过短短几句诗表现出对战争的认识，关隘大漠的守卫与边地将士们的情怀有机揉合、融汇，表现出来卫国豪情，悲与壮的浑然一体，给人以大气磅礴的英雄气概。如他的《出塞二首》其一“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诗人从“秦时明月汉时关”落笔，从千年以前，万里之外着意，自然形成一种雄浑苍茫的独特意境，“发言高远”，使读者把眼前明月下的边关同秦代筑关备胡，汉代在关内外与胡人发生一系列战争的悠久历史自然衔接起来。这样一来，“万里长征人未还”，就不只是当代的人们，而是自秦汉以来世世代代人们共同的悲剧，希望边境有“不教胡马度阴山”的“龙城飞将”也不只是汉代的人们，而是世世代代人们共同的愿望。平凡的悲剧，平凡的希望，都随着首句“秦”、“汉”两个时间限定词的出现而显示出很不平凡的意义，正如清人沈德潜所说：“‘秦时明月’一章，前人推奖之而未言其妙，盖师劳力竭，而功不成，由将非其人之故；得飞将军备边，边烽自熄，即高常侍《燕歌行》归重‘至今人说李将军’。防边筑城，起于秦汉，明月属秦，关属汉，诗中互文”。《说诗晬语》。这是一首乐府诗，“月”和“关”是乐府诗中常见用的词语，如“关山三五月，客子忆秦川”（徐陵《关山月》），“关山夜月明，秋色照孤城”（王褒《关山月》），“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卢思道《从军行》），“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王维《陇头吟》），如此等等，凡写征人思乡，思妇怀人都离不开“月”和“关”，而王昌龄的创意就在于“月”和“关”前加上了“秦”和“汉”两个时间限定词，既有时间感又有空间感，令人感到深邃的历史感，这就使诗句新颖奇妙的多。为此，此诗为“唐人绝句压卷之作”王世贞《艺苑卮言》。是有道理的。其原因就在于不仅具有丰厚的内蕴，而且唱出了时代的心声，诚如清人施补华《岘佣说诗》所言，此诗“意态绝健，音节高亮，情思悱恻，百读不厌”，从叙事到议论，从结构思致均可说是诗人的力作之一。他的《塞下曲》也同样是这样的主题。“饮马度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昔日”、“今古”点明了边患频仍和征戍的遥远，乃是一代又一代重演的历史悲剧，更是民族命运间的悲剧，对和平生活的热切向往表露无遗，但又看不到边塞战争消失解除的可能性，所以诗的结尾发出了长长的感叹。他的边塞诗利用一种独特的视角，深沉的内涵，昂扬的激情，虽有悲和伤的情调，但悲而不失其壮，伤而不失其哀，这就彻底突破了六朝以来边塞诗主要以乐府旧题敷衍扩展的模式，从而使边塞诗发展成一种新体制，呈现出更加生机蓬勃，欣欣向荣的创作局面。
王昌龄边塞诗另一创新就是利用短章绝句来写比较丰富复杂的社会内容，为了弥补短章的缺陷，他创作了往往以相关联的多首绝句吟咏边塞的连章组诗。如著名的《从军行七首》。现选四首做一简要分析：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上海风秋。
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其一）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
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其二）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其四）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
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其五）
前两首刻画了边疆戍卒怀乡思亲的深挚感情和军中宴乐中表现征戍者深沉、复杂的情思，均写边愁。用羌笛吹奏《关山月》中的别情，用“换新声”连接，又被琵琶声缭乱，代之以高天秋月照长城的苍凉之色，弥漫一重壮阔的情思氛围。第一首前三句皆为叙事，第二首前三句皆为抒情；第一首最后一句抒边愁之情，第二首最后一句以景结情，绵亘起伏的古老长城，秋月高照，景象壮阔而悲凉，这里不仅有无限的乡愁，还有立功边塞的雄心和对现实的忧怨，更有对祖国山川风物的深挚的爱。后两首中，追慕功名的豪情以及破敌立功的壮志，在夜战的胜利中尽显其神采，壮烈情怀与胜利英姿一起喷出，离愁别绪与英雄气概相结合，更显悲壮激越。大唐军威得到了有效的展示，戍士之气概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第一首先写境界扩大的景观，后写豪情壮志的抒发，典型环境与人物感情高度统一；第二首不从正面落笔，而是从侧面烘托、渲染引人体味遐思，格调高昂壮伟。从章法结构言，每首都不尽相同，但井然有序，“意脉贯穿，清而刚，婉而健，风骨气质并峙，为七绝连章中神品”。这样的相关内容连章勾连，前人虽有创制，但多为五言，七言少见。表现了作者求新求异的探索精神。王昌龄的七绝在后文还有论及，此处不再深入论析。
李颀（690-753），家于嵩阳（今河南登封），筑有东川别墅，早年曾有过狂放游侠的生活，后折节读书10年，开元二十三年（735）进士及第，曾任新乡县尉，尚书省郎。晚年辞官归隐。一生好交游结友，曾与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崔颢、綦毋潜、卢象、黄蒲曾、朱放等著名诗人过从酬唱。他心慕神仙、服饵丹药，诗好言玄理。他的诗散佚较多，今存一百二十余首，最有特色的是边塞诗、赠别诗和音乐诗。
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大多以乐府古题写成，从内容到风格特征都已渐开中晚唐边塞诗之风。他的边塞诗有五古和七古之分，表现的都是杀敌立功，善战英勇的少壮侠士风采，如《古意》显然是拟古诗而写：
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
杀人莫敢前，鬚如蝟毛磔。黄云陇底白云飞，未得报恩不得归。
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能歌舞。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
前六句把一个在边疆从军的男儿描写得神形毕肖，栩栩如生，跃然于目前。先叙述交待男儿为一丈夫，接着三句描写男儿的气概，刚勇犷悍，然后专写其鬚又短、又多、又硬的特征，显出他勇猛刚烈的气概和杀敌时须髯怒张的神气，简洁、鲜明而又有力地突出了这一从军塞上的男儿形象。为了与诗情协调，诗人采用简朴的五言句和短促扎实的入声韵，显得一气贯注，紧张而奔腾顿挫。后边六句又转换为七言句式，从开头到“须如蝟毛磔”顿住，“黄云陇底白云飞”忽然宕开去，“未得报恩不得归”又是一顿挫，一下掷笔凌空，忽现辽东小妇。似与上文无关，“今为羌笛出塞声”中的“今”点明，“羌笛”与“出塞”又与上文“幽燕”、“辽东”呼应，最后用“使我三军泪如雨”收束全诗，把首句的少年男儿包含其内，挽住上面的突接，全首诗血脉豁然贯通，奔腾顿挫而又飘扬含茹。这种五言与七言的有机整合，效果如此新颖实属罕见。
李颀的边塞诗中，往往以慷慨包裹的精神与哀伤悲怨的情调并行，形成苍凉悲壮的风格。这方面的代表作当为《古从军行》：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
全诗首先从紧张的从军生活写起，接着着意渲染边陲的恶劣环境，引起将士思归罢兵的沉重心情，将士们仅为区区“蒲桃”而卖命。诗人着眼于历史上和亲与交战反反复复的现象，把笔触伸入到积怨不懈的胡汉双方，最后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不惜以百姓鲜血满足一己私欲的统治者，清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说：“以人命换塞外之物，失策甚矣，为开边者垂戒，故作此诗。”借古喻今，讽刺有力，批判了统治者穷兵黩武，草菅人命的罪行。诗中对被征讨的“胡儿”也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这在唐人诗中不可多得，思想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度。诗中偶句中间有散句，押韵平整互换的形式和卢、骆以来的歌行大体相承，但气势的动荡开阖却是新的发展。诗中大量运用双声叠字叠韵，在节奏上又多有变化，例如前八句中，每两句的句尾轮换使用双音词和单词，读来铿锵跳宕，韵味悠长。调高雄放，骨气老劲，刚健有力。正如邢昉所说：“音调铿锵，风情澹冶，皆真骨独存，以质胜文，所以高步盛唐，而千秋绝艺。”《唐凡定》。
和李颀同时的边塞诗人中还有崔颢（约704-754），开元十一年（723）登进士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河岳英灵传》。崔颢从军后写的《古游侠呈军中诸将》、《赠王威古》、《赠凉州张都督》等，均写人物意气风度。这些“风骨凛然”的边塞诗，则是入幕河东，“一窥塞垣”之后所作，并且都以少年游侠的形象自况或喻人，豪迈勇武的气息直冲霄汉。如《雁门胡人歌》：
高山代郡东接燕，雁门胡人家近边。解放胡鹰逐塞鸟，能将代马猎秋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