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文发展到中唐，随着有志之士要求政治革新呼声的高涨，文体文风也随即发生了强劲变革之风，并对那些旧有之风进行了大扫荡，文体文风变革随之蔚然一世，形成了名家辈出，流派众多的局面。文学家们纷纷开辟出新途径，开拓诗文新领域，探寻新的技巧技法以及新文学理论的阐释，创作了大量各体新颖的诗文样式，一时文坛景象蔚为壮观，异彩纷呈。其中韩愈孟郊诗派就是大变革中的独特诗文群体。
韩愈诗的雄奇险怪
韩孟诗派的理论主张：一是“不平则鸣”，即内心不平，就要把内心的不平情感抒发出来，充分肯定一种特殊的创作心理，揭示了创作活动产生的原因。二是“笔补造化”，即诗思要有创造性，又要主观选择物象考虑决定。韩愈十分重视心理思考能力、智慧、胆量和对物象的主观裁夺，所以他笔下的物象都带有极浓厚的感情色彩，追求雄奇怪异，奇崛险怪之风，采用前人不常用的句式、意象入诗，甚至“以丑为美”，在诗歌创制中，“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对前代以及传统写法进行了一次大变革。从“不平则鸣”到选择物象、觑天巧、补造化，即明确提出雄奇怪异的审美理想，韩愈从理论到实践有一整套的理性思致。一下子就突破了过于重视人伦道德和温柔敦厚的传统格局，使诗由社会功能转向艺术功能，转向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抒发和艺术创造力的发挥和表现，他这种不落俗套，不步流俗后尘的创作主张及原则是对诗歌创作的探索和开拓，是一种全新的创造。
在诗歌艺术的探索中，前人已做了形形色色的开拓性工作，为诗歌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局面。因为盛唐那种昂扬奋发的社会氛围一去不复返，又因大历、贞元以来，大多诗人局限于抒写个人伤感和惆怅的狭小圈子，其笔下描写的意象及自然景物大多染上了这种感情色彩，致使他们在细致观察、细微体验中，缺乏想象力、略显气势单薄，陷于孱弱凄清冷落的氛围，整个诗界表现了凄凉衰飒之气。韩愈看到了这一诗坛气象，力辟新径，决心改变这种局面，对此韩愈进行了创制变化，将诗中的纤巧孱弱之气代之以气魄宏大、想象丰富，使其诗体现出恢弘的气势来。所以韩愈诗有雄奇之气、尚奇求新的审美追求，表现出极强的求变、求新、以势取胜的态势。这是他继承李白奇情异想，放浪纵恣的结果。杜甫的博大精深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刻苦追求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形成了雄奇险怪的风格。
他往往采用想象，使物象加以变形，创造出新奇雄壮的境界。如《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对衡岳三峰的描绘足见其独特，“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环镇嵩山中。天雄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专其雄。喷云泄雾藏半腹，虽有绝顶谁能穷”，“须臾静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廪腾掷堆祝融。”衡山耸立衡阳盆地北端，气势雄伟。故开头先写衡岳的形势和气象。起笔雄奇健朗，气势磅礴，接着总写五岳，再专叙衡岳，从而突出衡岳在五岳中的独特地位。衡山在炎热荒僻的南方，故以为这里有很多妖魔鬼怪，天帝授予岳神权柄，让它雄镇一方。诗人一连采用四个叙述句，从“五岳”写到衡岳，极尽铺垫之能事。接下来两句，一下子把衡山的形势险要勾勒出来了。衡山半山腰中蕴藏着云雾，不时喷泄而出，虽有山顶，谁能攀登上去呢？一句诗中连用“喷”、“泄”、“藏”三个动词，描绘了平日衡山云雾缭绕而浓重的壮伟气象，既显奇突，又显雄阔。衡岳诸峰的突兀高耸，恰如横空出世一般，描状绘形，令人心惊魄动。无论从意境或者语言都独辟蹊径，一扫前人记游诗的窠臼，生新求奇，不同凡响。
真所谓“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奡。公诗足以当此语。”沈德潜：《唐诗别裁》。。霎那间，浮云尽扫，众峰顿现，迎面望去，高峻陡峭的山峰，就好比擎天柱支撑着天空，此为虚想，令人眼前豁然开朗、奇险明快，极尽想象，使高山峻岭以独特的形态出现在人们眼前，这已是诗人心目中的形象了。古人云：衡山三峰，“远望如隐苍苍青天矣。望若阵云，非清霁素朝，不见其峰”晋罗含：《湘中记》。，接着写三峰各自情势，紫盖峰连绵曲折与天柱峰相接，石廪峰腾跃起伏，堆拥着祝融峰。此为实写。汪佑《南山泾草堂诗话》云：“是登绝顶写实景，妙用众峰出领起，盖上联虚，此联实，虚实相生；下接一森然魄动句，复虚写四峰之高峻，的是古诗神境。”此评确当有理。虚虚实实的描绘均显出衡岳雄奇突兀之势。他在《送惠师》中描绘了天台山日出壮阔而变化多端的奇观，各具情状，不一而足，想象意想天外而壮伟，意境极为新奇。为此，司空图在《题柳柳州集后》中说：“其驱架气势，若掀雷扶电，撑扶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这就说明韩诗气势咄咄逼人，力量超强，物象奇奇怪怪的特点，就气势而言，韩诗的七言歌行和李白七言歌行一样，均有酣畅淋漓，气象阔大的特征，只不过李白诗多飘逸若行云，具有豪侠之气，韩诗多显狠重粗豪的力度。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概括了韩诗的显著特点：“豪侠之气未除，真率之相不掩，欲正仍奇，求厉自温。”中华书局，1984年版。形成韩愈诗歌显著特点的原因有二：第一，韩愈性格木讷刚直，倔强不肯受一点委曲，属宁折不弯的脾性，是非观念极强，致使其步入仕途后屡受打击，处处碰壁。第二，由于性格而导致其审美情趣怨愤郁躁，情激调度极浓，很少淡泊平和的怪奇特征，宁可拗峭生涩，也要求奇生新，可见诗歌特征与诗人的经历和审美追求密切相关。
因为不愿步前人后尘，一心从语言和意象上求奇求新，为此就出现了生涩拗口、突兀怪诞的现象。在他的笔端交织着政治上的压力造成的心理冲突与荒凉偏僻的贬地风光。险怪、激荡、凶险、惊怖、狠重的词语纷至沓来，“激电”、“惊雷”、“怒涛”、“大波”“蛟龙”、“妖怪”、“鬼物”令人惊心动魄的意象比比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描写，可谓光怪陆离，如《永贞行》中“狐鸣枭噪”、“睗晱跳踉”、“火齐磊落”、“蛊虫群飞”、“雄虺毒螫”等等描写令人可惊可怖，忧心具来，惊恐万状，无法抗拒；那些丑恶的，令人作呕的事物和景象，如腹痛肚泄、打呼噜、鼻涕、牙齿脱落、荒蛮、死亡、血腥、恐怖、黑暗等等都成了韩愈的诗歌题材，并由这些题材构筑成诗的意境，从而引起诗歌的变新变奇，由此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其意搜奇猎新，创造前人未曾使用过的险怪意象。让那些庸俗、丑陋之事之景入诗，并对其大加渲染，制造令人惊恐作呕的环境氛围，形成以俗不可耐为美，以丑陋龌龊为美的特点。
以文为诗也是韩愈探索创新的一大特征。“以文为诗”在杜甫诗中已有先例，杜甫叙事有情韵，诗中并有大段议论，如《戏为六绝句》，以诗论诗，制，含蕴深厚而有力度，而韩愈的议论一发而不可收，酣畅淋漓而后快，往往有不依不饶咄咄逼人之势。如果说杜甫开诗中议论多样化之先，那么韩愈就进一步发展了诗中的议论，甚至有的诗歌全篇皆为议论，这种方法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功能，却影响了诗歌的形象性、艺术性，并在诗句中出现生涩难懂的词句，令人难以卒读。
韩愈以文为诗，即以赋为诗，用汉赋的铺陈夸张手法来写诗，把散文等句式引入了诗中。改变了前人已经规范定形，节奏和谐，句式工稳的诗歌形式，代之而出的是一种全新的面目，使诗句长短错落，跳跃跌宕，多彩多姿。《南山诗》铺陈春夏秋冬四季景色，将登山所见一路写来，甚至为了铺排效果，连用了五十一个“或”字，并叠用“若”字“如”字，形成排比之势，如“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妥若弭状，或竦若惊雏；或敬若瓦解，或赴若辐辏；或翩若船游，或决若马骤。”串串排比，连篇累牍，要言不烦，物象的光怪陆离，各具情状，南山形形色色的风景一路写来，令人眼花缭乱，汉赋的铺排手法在诗中的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另如《忽忽》一诗采用长长短短的句式，随心所欲的呼之而出。开篇就是“忽忽乎余未知生之为乐也，愿脱去而无因”突兀的散文句式，但又给人内心深处的感慨，令人深感震撼的力量。《寄卢仝》、《谁氏子》等诗中大量运用虚词，如“不从而诛未晚耳”、“忽此来告良有以”、“放纵是谁之过欤”、“破屋数间而已矣”，使诗的和谐节奏发生了扭曲变化，实在给人惊讶、陌生之感，生新生奇之形。完全把散文句法引入诗中，气势宏大，随心所欲，想象丰富、评议新颖，意脉贯通，展现了一种全新的风格特征。诗人着意求变，翻新出奇，不全在语言形式上用力，而是意象新，形式新，并贯注了独特的个性与深入的体验，呈现出诗的独特韵味，传神的意象，以文为诗的典型例子如《山石》：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靰？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这首诗汲取了有着悠久传统的游记散文的写法，完全按照行程的顺序，叙写黄昏到寺，寺中所见，夜观壁画，铺床吃饭，夜深静卧及所闻、所见、清晨独自离去及所感，这是一篇典型的诗体山水游记。在韩愈之前，记游诗一般大多从一侧面，选取一点，因景抒情。而这首诗汲取游记散文的特点，详细记述游踪，诗意盎然，则是诗人独创。
《山石》为传统的记游诗开拓了新领域，山水游记的特点突出，并按照行程的顺序移步换形逐层叙写游踪。然而所记并非呆板乏味，表现手法也很巧妙。诗中虽诗是逐层叙写，但仍经过严格取裁，精心提炼。如从“黄昏到寺”到就寝之前，所经所见所闻所感颇多，作者所选取的也只有“蝙蝠飞”、“芭蕉叶大栀子肥”，夜观壁画，僧人铺床和殷勤款待的情景，因为这些景象体现了山中的自然美和人情美，刚好与“为人靰”的官场生活形成对比，于是诗人萌发了归来并退隐之念。夜宿和早行，镜头也只对准最能体现山野自然美和生活自由美的物景，这些都是所感的重要依据。同时，行程顺序即时间顺序，时间不同，天气的明暗、阴晴和光线的强弱有别。此诗的显著处，在于诗人善于捕捉不同景物特定时间，特定天气所显现的不同光感、不同湿度和不同色调。如用“新雨足”表明田园刚经雨水滋润洗涤后是那样清新明净；在此背景下，诗人极赏暮色中的芭蕉叶、栀子花，芭樵叶与栀子花就带上了傍晚雨霁时特有的光感、湿度和色调。写月用“清”字，表明是雨后之月。写早晨之景，新奇而多变，因是山雨后早晨之景，所以，先以“天明独去无道路”总括山中雨霁，大地潮湿洁净，黎明之时，空中浓雾弥漫的特点，接着用“出入高下穷烟霏”活画出一幅早行图。因“烟霏”“穷”，阳光灿烂，雨后的涧水更为深碧潺潺，雨后的山花更为鲜艳夺目。山红涧碧的相互映衬，色彩更为明丽。诗人准确地把握住了雨后天晴，秋天阳光照耀下的山花、涧水所特有的光感、湿度和色调，因而仅用“红”、“碧”还不够味，所以又用“纷烂漫”进一步渲染，才能把“山红涧碧”的自然美写足写尽，表现出鲜艳夺目、异彩纷呈的秀丽风光。苏轼游南溪，解衣濯足，朗诵着《山石》、慨然依原韵赋诗，表达了对自然风光的欣然之乐。另如他的一首七绝：“荦确何人似退之，意行无路欲从淮；宿云解驳晨光漏，独见山红润碧诗。”所用诗意、词境皆出于《山石》，表达苏轼对《山石》的高度评价。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他的《中州集》壬集第九（拟先生王中立传）说：“予尝从行生学，问作诗究竟当如何？先生举秦少游《春雨》诗为证，并云：此诗非不二，若以退之芭蕉叶大栀子肥之句校之，则《春雨》为妇人语矣。”这首诗，气势遒劲，风格壮美，使自然美、人性美、自由美有机统一起来了，一直为后人所称道，极受后人重视，对后代影响深远。
韩愈的以文为诗，是对大历诗风的涤荡，是对中唐诗坛注入的新鲜血液。韩愈的诗多叙述成分，往往是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有头有尾，交待的十分详尽，说明事件的前因后果，结构完整，让人对事件的全貌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如《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用古朴的语言，直接陈述事件，不用比喻，也无寄托，主客间一唱一和，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共诉衷肠，别具一格。作者描写八月十五日夜主客对饮的环境，转而直陈张署的歌，首先叙述了被贬南方的苦难生活和恶劣环境，再写毒蛇多，随时都会给人造成生命危险，这一段是全诗的中心，是对自然环境的夸张描写，也是诗人贬谪境遇的真实写照；接着写听到大赦后的欢快心情，以及因“使家”的阻挠，二人回京无望的无奈心情。转接十分自然，最后三句，一句写明月，照应“八月十五”；一句写命由天定；一句写良宵美景开怀畅饮。实际上由悲转旷达，不过这是故作旷达罢了。全诗在叙述中抑扬开阖，转接变化，章法波澜曲折，婉转自如，首与尾用酒与月先后照应，造成了完整的诗体结构，给人以悲凉的意境氛围。叙述描写，对比渲染极尽散文笔法。《听颖师弹琴》通过听、感受和反应，为人们创设了两大境界：一是曲中的境界，就是由乐曲的声音和节奏所构成的独特境界；二是曲外的境界，即乐曲声在诗人自己身上的反应。二者一会分一会合，如影随形，其意境极具情致，琴声一会细语绵绵，一会激越昂扬，五七言交错运用，散文句法自然转接。造境造语，展示出极大的创造性。他的叙述描绘，往往都是“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叙述中彰显异乎寻常的力量。他这种以散文的叙述方法、结构、用语来写诗就表现了他有别于常人，异于前人的革新精神，这些诗“叙写简妙，犹是古文笔法”，东方树：《昭昧詹言》卷十二，人民教育出版，1984年版。古人评价是十分中肯正确的，另如《送惠师》就是用的散文句式，交待得清楚明了，开头结尾相协。韩愈才气过人作诗专意于别人不用的险韵窄韵，因而能达到“因难见巧，愈险愈奇。”欧阳修《六一诗话》。的极佳效果。为此，他的诗“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不减于李；其浑涵汪茫，千汇万状，诚不减于杜。而风骨崚嶒，腕力矫变，得李杜之神而不袭其貌，则又拔奇于二子之外，而自成一家。”《唐宋诗醇》。也就是说，他雄浑之气势的自由驰骋，不受任何约束有如李白；他的叙事圆熟、完整，千姿百态，张弛有致如同杜甫，风骨劲健，力求矫变，汲取李杜之长而又独出之外，这一转变彻底扫荡了大历诗风的平庸、孤寂、冷漠和散淡，使诗进入一个全新的诗歌创作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