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文字在刻画南霁云忠勇坚贞品格时，把南霁云刚烈的个性活灵活现的展现出来了，寥寥数语，人物声貌如在目前，刚烈忠义之性格在拔刀断指，射击浮图的动作描写中生动鲜明地突现出来了。写张巡则用外貌神态描写，先写外貌：“巡长七尺余，须髯若神。”次写神：“巡怒，须髯辄张”，后写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如此井然描写刻画、形貌传神生动，而对其平生读书识人、过目不忘，提笔为文、从不起草的补叙，既符合“传后叙”之体，又能使人物形神更为丰满多姿，全文熔议论、叙事、抒情于一炉，语言生动，富于形象。塑造了张巡、许远、南霁云等忠义之士的光辉形象，给读者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正如清人过珙《古文评注》所讲：“其洗发痛决处，诚是补记载之遗落，暴赤子之英烈，千载下凛凛有生气。”另如《毛颖传》采用想象离奇，多设幻为文，林纾赞之为：“千古奇文”。《韩柳文研究法》。全文亦庄亦谐，幽默风趣“游戏之文，借以抒其胸中之奇。”张裕钊语。渲染、谐谑、传神，各种手法运用自如，任意开合拈来，为文的能力、技巧、创新性是令人瞠目相望，刮目相看的，在唐代就影响、成就而言是无以伦比的。《圬者王承福传》一文为读者塑造了一名普通劳动者形象。通过一名普通劳动者之口，称赞了凭双手劳动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吾心安焉，”鞭挞了那些“食焉而怠其事”的剥削者，并说他们“必有天殃”。清人金圣叹《才子古文》说此文“发出人生世间无数至理，却又无叫骂嬉哭之态。”清《重订唐宋八大家文钞》说：“借圬者目中口中写出盈虚消息，真如清夜钟声，令人警省。通篇抑扬错落，尽文字之趣，谓非韩文之佳，似来深知文者也。”
韩愈的书信体散文占其比重较大。前人的书信体不是详尽、就是简约，而“韩昌黎与人书，则因人而变其词：有陈乞者，有抒愤骂世而吞咽者，有自明气节者，有讲道论德者，有解释文字、为人导师者。一篇之成，必有一篇之结构，未尝有信手挥洒之文字。熟读不已，可悟无数法门”林纾：《韩柳文研究法》。，可见韩愈所写传文，“多所独开门户”茅坤：《八大家文钞总序》。，如“风云吐于行间，珠玉生于字里”的《与韦舍人书》比喻贯通全篇，言简意长，说理透彻的《为人求荐书》。特别是《答刘正夫书》教人如何作文更是独特。文章主旨是“师古圣贤人”、“师其意不师其辞”。提出“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能自树立，不因循”的主张，至今仍相当精辟。清张伯行《重订唐宋八大家文钞》说：“此篇论文是昌黎公登峰造极之旨，”“可谓文中之圣矣！”语言朴茂，比喻贴切，《唐宋文醇》评此文：“于朴茂中独见骨。”张裕钊说：“昌黎书诸短篇，遒古而波折，自然简峻，而规划自宏，最有法度，转换变化处更多。学韩者宜从此等入。”这类文多为夹叙夹议，情绪化浓郁，与前代文相比，少了许多窠臼和程式化的嘴脸，而多之于真情实感，内容充实而生动，给人以强大的艺术感染力，绝少空洞的无病呻吟之弊。
韩愈的抒情性散文杰作《祭十二郎文》一改前人哀吊文多用骈体或四言韵文的格局，而此文无任何格式、套语，也无过多结构讲究，充满的是浓郁的骨肉亲情，泣血的哀痛悲伤。在追述兄嫂的鞠育之恩和与十二郎“就食江南，伶仃孤苦，未尝一日相离”的患难与共的经历之后，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抒情：
吾与汝俱少年，以为虽暂相别，终当久与相处，故舍汝而旅食京师，以求半斛之禄。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呜呼！其信然耶？其梦耶？其传之非其真耶？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少者强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耿兰之报，何为而在吾侧也？呜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纯明宜业其家者，不克蒙其泽矣！所谓天者诚难测，而神者诚难明矣！所谓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矣！
虽然，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敛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彼苍者天，曷其有极！
十二郎突然去世，令韩愈肝肠俱裂，全文“酸痛惨挚，入于五内，彻于九霄”《古文雅正》中评语。。由于韩愈与十二郎叔侄二人情感甚笃，再加之二人幼年形单影孤的相依而存，为此，作者把几十年的家境、身世和遭遇，琐琐絮絮如话家常，一倾而出，同时又与情真意切的哀悼交织一起，如泣如诉，凄入肝脾催人泪下，令人哀肠寸断。正如《古文观止》评曰：“情之德者，自然流为至文，读此等文，须想其一面哭一面写，字字是血，字字是泪，未尝有意为文，而文无不工，祭文中千年绝调。”前人评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灏流转。”苏询：《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充分说明韩愈文感情充沛，气势旺盛之特点。此种笔墨与前人同类文章是不同的。全文以诉说之口而成，哀家族的凋落，哀自身的未老先衰，哀死者的英年早逝，疑天理，疑神明，疑生死之数，疑后代之生存，内心辛酸悲恸之情达到了极至；初闻噩耗时将信将疑，不甘相信又不得不信的矛盾心理，尤其哀凄感人。文章反复之语意一气贯注，充分体现出特定情景下散体文对于骈体文的优长。
综上所论，韩愈文众体兼备，他人难以企及。他在各文体上的大胆探索与创新，成绩卓著，在大量的文体创作实践中，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势，独特的布局谋篇，独特的用语造意，独特的新颖变化，为唐代古文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对中国散文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仅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宝贵财富，而且为后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一座丰碑，影响千古。
第二，韩愈千文千面，变化多端，手法新奇。正所谓“韩退之穷文之变，每不循轨辙。”张耒：《明道杂志》。《送石处士序》与《送温处士赵河阳军序》本为姊妹篇，写来却各有风彩。又因石洪与温造同为隐者贤者，又同为一幕主招去。作者为文之意皆为借送友入幕讽颂乌重胤，人同事同旨同，行文难免措词重复，而韩愈行文布局新颖别出，并无雷同，且能前后照应。前文先用从事与乌重胤对话，后写送行者饯行赠言，其中颂之、美之、讽之、戒之，全借他人之口道出，而作者本人总不实写一笔。清过珙《古文评注》说：“《送石处士序》其文章深刻处，全在借他人口中说尽规讽。”张伯行《重订唐宋八大家文钞》也讲：“此作序之大者，妙在尽托他人之言，使观者浑然不觉，而深味无穷。”《古文观止》批语曰：“纯以议论行序号，序之变也。看前面大夫、从事，回转反复，又看后面回转祝词，有无限曲折变态，愈转愈佳。”后文以伯乐过冀北而骏马空，颂乌重胤镇河南而贤能尽，一方面表达了接连送走二友而依恋不舍之情，另一方面又赞扬乌公能任用贤才为国效力而深感欣慰。但乌公连招去两位朋友，自己不能不介然于怀，心中实在不悦，亦庄亦谐，用笔巧妙，极有意趣。笔势的跌宕变化可见一端。林纾在《韩柳文研究法》中评曰：“石洪、温造二序，人同事同，而行文制局，乃大不同。石洪本无可纪，著眼全在乌公，文末祝词，恒患其为藩镇之祸，此昌黎托石生以示讽也。文至严重，句斟字酌，一字不肯苟下。《送温生序》有石生为媒介，著手稍易，但序乌公之多得士，与前作已稍有别，不至相犯。说乌公攘夺其友，不能无介于怀，又言致私怨于尽取，极意写己之不悦，然乌公见之，则大悦矣，此文字之狡狯动人处。文中自居守河南尹以下数行，笔笔活著，熟读之，可悟文字之波澜。”此评极得二序文要意。另据二序取譬而论，也有奇处。前序形容石洪“语道理，辩古今事当否，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若河决下流而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博喻的广泛运用，如信手拈来，驾轻就熟。文情充沛酣畅，如百川灌河。后文以“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设喻立论，对“夫冀北马多天下，伯乐虽善知马，安能空其群邪”的质难进行辩论。两次用喻各有侧重，各有新巧变化，同意不同文，行文用词，一文一面，一文多面，全无雷同之嫌，实高人一筹。
另有《进学解》和《送穷文》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立意行文之异同，也表现出用笔行文的新奇多变，求新求奇可见一斑，可谓在“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节变、字句变、惟昌黎能之”刘大櫆：《论文偶记》。。纵观韩愈之文，如果与前人相比，结构布局巧施，行文用语的多端，浓郁的贯注都突出一个新字。
第三，语言推陈出新，妙语警句连珠俯拾皆是。韩愈极力反对骈文的陈旧语言，泛滥的格式，他主张“词必己出”，“陈言务去”、“怪怪奇奇”、“文从字顺”，在他的大量散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实践体验。他从前人的语汇中推陈出新，从当时口语中提炼新词，创造出流传千古的新颖词汇，为散体文增添了生气。在行文中善用虚词，依事而出新词新言，创新颇多，使行文生气勃勃，灵动活泼。其文中精警的妙语连珠的新词如：《进学解》中的“贪多务得”、“动辄得咎”、“佶屈聱牙”、“细大不捐”、“含英咀华”、“同工异曲”、“俱收并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送穷文》中的“蝇营狗苟”、“面目可憎”、“垂头丧气”，《原道》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坐井观天”，《送文畅师序》中的“弱肉强食”，《与孟尚书》中的“千钧一发”、“进退无据”，《与李翱书》中的“痛定思痛”，《送孟东野序》中的“不平则鸣”，《应科目时与人书》中的“俯首贴耳”、“摇尾乞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鲜活生动的词语沿用至今，已深入人心，极大的丰富了汉语言宝库。行文中重视语言的设计和创新，如《柳子厚墓志铭》：
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以通俗生动的语言，对世态粗俗，人情虚伪的势利小人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对比强烈，极具生动传神之力又有深重的力度，韩文“用譬喻处，重复联贯，至有七八转者”洪迈：《容斋三笔》卷六。。如：
夫儒者之于患难，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于怀也，若筑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于海，冰之于夏日；其不玩而忘之以文辞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鸣、虫飞之声。
《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
这些丰富的联想，巧妙的博喻，也是韩文的一大创新。正是这些联想，才形成了“引物连类，穷情尽变，宫商相宜，金石谐和”（《送权秀才序》）的艺术效果。就句式而言，仍是新新皆出，打破了骈文整齐呆板的形式，在行文中交错运用各种重复句、排比句、对仗句来增加文章的变化与气势，散文句子可长可短的优势得到了最有效的展现，增强了散文的音乐美和节奏感。如《进学解》，就表面形式而言，整齐中有错落变化，在骈句中寓有散句，气足神定，有词究意达之妙，并且，这段文字共有学业、儒道、文章、为人四层意蕴，在这四层内容的每层意思结尾分别采用“先生之业，可谓勤矣”、“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的语气重重叠叠，层层推进，使四层意思的节奏显得整齐分明，证据流畅，为后文突然的大转折作了有力的铺垫，自然顺达。这是作者有意而为之。但又不显山露水，没有斧凿痕迹。此种设计在《画记》中运用的更是无以复加：“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兵行且下牵者十人，骑且负者二人，骑执器者二人，骑拥畎者一人，骑而牵者二人，骑而驱者三，……”文中一百二十三人，有三十二种姿态，画面的马写出了二十七种姿态，真是要言不烦，细微形貌兼具，表面看虽有啰嗦唠叨，但品之却娓娓动听，画上的各种人、马的姿态毕现活脱，繁复的句式因长短错落、节奏不一而不显现，令人感受到这幅画细密，参差错落，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的宏大布局。语言活泼跃动，变化流走，描写人或动物形神各异，栩栩如生，表现力极强，引领人们对某种动作及场面的想象和联想。正如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中所说：“妙处在物数庞杂，而诠次物悉，于其记可以知其画之绝世。”清人张裕钊说：“读此文固须求其参错之妙，尤当玩其精整。”说明韩愈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秦观在《淮海集》卷三十八中评此《画记》：“余家既世崇佛氏，又尝览韩公《画记》，爱其善叙事，谈而不烦缛，详而有规律。读其文，恍然如即其画，心窃慕焉。于是仿其遗意，取罗汉佛之像而记之，顾余文之陋，岂能使人读之如即其画哉！姑致叙之私意云尔。”这些后人之评充分说明韩愈驾驭文字的高超技巧，也说明韩愈能为之，而他人不能为之的事实。此外，《送孟东野序》中连用三十八个“鸣”字，因句式变化多端，彰显出咄咄逼人的气势，但并无单调之嫌，《祭十二郎文》中初闻噩耗时心情的变化，句尾皆由语助词收束，都因语气错落的不同变化，或感叹或疑问，句子忽长忽短，极为真实而生动形象地表现出哀婉感情的起伏变化和激荡跳动。如此等等，都表现了韩愈散文语言的创新求奇，妙语连珠，他人无法企及的本领、别为一派的一代宗师的风格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