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唐社会，文坛上活跃兴盛的流派及变革纷至沓来。大历十才子，韩孟诗派，古文运动，元白诗派，刘柳别调等。与韩孟诗派的奇崛怪险，大历十才子的寂寞愁思，刘柳的雄直峭拔不同的是元白诗派。“元白”诗派从乐府民歌中吸取营养，把诗写得通俗易懂，在盛极难继的局面中，以他们的革新精神和创新勇气，又开拓出一片诗歌的新天地。清人赵翼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瓯北诗话》卷四。，正说明了二者表面的殊途，而实质都是在创新上的同归，体现异曲同工之妙。在新乐府中，白居易、元稹是当然的领袖和倡导者。
白居易新乐府理论的倡导
白居易的重写实、尚通俗实际上是学习“风”诗现实主义传统和汉魏乐府民歌精神，这是远源。学习以杜甫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家的诗歌创作，这是近源。笔者认为，对其影响最大的还是近源。因为杜甫饱经战乱，广泛地接触了下层社会，他既是安史之乱的亲历者，又是安史之乱的受害者，他能创作出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特别是“三吏”、“三别”、《兵车行》、《悲陈陶》、《哀江头》、《北征》、《彭衙行》、《醉时歌》等缘事而发，自拟新题，以古乐府的形式，写亲身见闻，以朴素真切的语言乃至口语入诗，通俗浅显。“朴野气象如画”王嗣奭：《杜臆》卷四。，这是他打破传统诗歌的典雅，将诗歌引向通俗、写实道路的突出贡献。
杜甫这种缘事而发，自创新题的写实精神，得到元结、顾况、戴叔伦等人的进一步表现和继承，元稹、白居易、李绅唱响了新乐府最强音，对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推波助澜，积极倡导，但首先在新乐府诗上尝试的是李绅，其次是张籍、王建。从李绅的《新题乐府》二十首中得到启发，张籍、王建、元稹积极响应，写了不少关注现实人生，针砭时弊的乐府诗，是新乐府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然而张籍、王建、元稹、李绅都没有成为新乐府运动的领袖，因为他们虽写时事，但仍用乐府旧题，他们充其量是新乐府运动的参与者和干将。虽然白居易晚于他们，但最终成了新乐府运动的领袖，这与他的较为系统而全面的诗歌理论和大量的新题乐府创作实践分不开，又有大量的追随者与支持者，这样新题乐府创作的诗歌革新运动就全面铺开了。
张籍、王建是同窗，都写了大量的乐府诗，其中有古题，也有新题，取材也比较广泛，农民、织妇、兵士、商人、官吏都是他们诗歌表现的对象，但最集中，反映生活最深刻的还是农民生活的艰辛和苦难。如张籍的《野老歌》：“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官仓粮化土，百姓没粮吃，贾客养犬食肉，老农食橡实，两组鲜明的对比，揭露了社会的不公，两极分化严重，直陈时事，讽谕之意在通脱的客观叙述中自然流出。王建的乐府诗《田家行》：“男声欣欣女颜悦，人家不怨言语别。五月虽热麦风清，檐头索索缲车鸣。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朴朴秋蛾生。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不望入口复上身，且免向城卖黄犊。田家衣食无厚薄，不见县门身即乐。”此诗如果与张籍《野老歌》相比，好像农民的境况较好，但是诗人用欢乐之情反衬出农民生活的更为凄凉，一年所获只望交足租税就心满意足了，从这一满足里更透露出农家的凄惨和悲哀，就某种情景而言，这种用欢乐之情写农家的悲哀比用凄凉的伤情写农家之情更为深刻，令人感受到的生活更悲凉，更能触动读者的心灵。
张籍，王建他们诗歌选材不广，皆由一事一语显出社会缩影，都以农家日常生活，表现其喜怒哀乐，生活气息十分浓厚。他们均以写实见长，但张籍直白，王建含蓄隐曲些。他们虽然写了不少乐府诗，但他们没有提出鲜明的理论主张，其诗沿用乐府旧制多点，关涉现实政治的尖锐性还不够强烈，因此所谓“新乐府”的特征尚未形成。这一新诗潮只有到元、白创作出大量新题乐府诗，并提出诗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白居易《新乐府序》）的纲领时，方可正式形成。“张王”没有以一种鲜明的理论为指导，故其创作较为宽泛，旗帜不鲜明，而“元白”则以鲜明的理论和关涉政治的尖锐性推动了新诗潮的高涨，同时，“元白”的成绩也远超过了“张王”，影响力上也比“张王”大得多，显著得多。
就新乐府运动的系统理论和文学主张，创作宗旨而言，主要集中在白居易的《与元九书》、《新乐府序》、《策林》中的《议文章》、《采诗》和《寄唐生》、《读张籍古乐府》和元稹的《乐府古题序》、《叙诗寄乐天书》、《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序》中。如果综合概括而言可以从四方面来概括理解：
第一，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和“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创作纲领。白居易认为，文学根植于生活，因此文学就必须反映生活。诗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因此诗人作诗要积极反映现实、干预现实。所以他在《与元九书》中明确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君为臣为民为事为物而作，不为文而作”的创作主张，这里的“为时”、“为事”显然是指国家兴衰，时政缺失（民生疾苦）方面的重要内容，“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显然是指民生疾苦的主题的。针对中唐社会民不聊生的现实，强调了以诗反映民情民疾。“惟歌生民病”（《寄唐生》），“但伤民病痛”（《伤唐衢》），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所在，是现实主义诗论的新发展，为此有积极意义。这实际上也是对那些远离现实生活的风花雪月、理想与浪漫及无病呻吟的艳丽诗风的否定，对新乐府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第二，提出讽谕美刺的创作要求，强调诗歌的“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社会功能。白居易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说：“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明确提出诗歌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歌要美刺褒贬，劝诫讽喻，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反对严重脱离现实生活内容、过分追求“宫律高”、“文字奇”的形式主义诗风，特别是对“嘲风月、弄花草”的华艳诗风更是深恶痛绝。这些理论的提出，表现了诗人强调讽谕的新诗风尚。这一诗歌理论对唤起诗人的社会责任感，扭转逃避现实、放情山水的写作倾向是有积极作用的。在这一诗论的指导下创作的大量针砭时弊，“唯歌生民病”的诗歌，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第三，重写实、尚通俗，去伪存真的创作态度。白居易要求诗歌创作的选材必须真实可信，要“尚质抑淫，著诚去伪”（《策林》）。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要做到“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强调的是语言质朴通俗，议论直白明晰，写事绝假纯真，形式流利畅达。可见，诗人认为诗歌写得真实可信，浅显易懂方可达到最高境界。只有这样诗歌才能杜绝粉饰现实之嫌，这对新乐府运动的形成“为匹夫为匹妇代言”的特色，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对白居易开创以俗为奇的新诗潮极具指导作用。这样诗歌才能真实反映重大的社会主题，收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与元九书》）的社会效果，有力的批判了华伪艳之诗风，促进了新乐府运动的开展，使中国现实主义诗论传统又推进了一大步。
第四、解决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从古到今，诗论家们一直争论不休，有的阐述抽象，有的表达欠科学性。然而白居易一形象生动的比喻轻而易举的解决了这一问题。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以果树为喻，表述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其中“情”、“义”是内容，“言”、“声”是形式。内容是第一位的，是根本。诗人一再强调诗歌创作“系于意，不系于文”（《新乐府序》）“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寄唐生》）。形式为内容服务，强调“言者志之苗”（《读张籍古乐府》）。他把形式的“苗”、“华”放在了为“根”、“义”服务的地位。内容是根本，形式为内容服务，如果形式不美，艺术性不强，再好的内容也难以碰撞出灿烂的火花，他在《新乐府序》中明确要求诗歌既要现实性很强的素材，又要有质朴的形式，直截了当、通俗易懂的语言，还要发挥诗歌的讽谕美刺作用，他对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处理有力地推动了发扬现实主义传统的脚步。功是不可没的。
上述诗歌理论为新乐府运动起到了引导和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因为有了这些比较完善的诗论，所以，白居易理所当然的成了新乐府运动的领导者。这些诗论如果站在今人的审美角度来考量，就显得功利色彩过重，忽视了诗歌的艺术品位和美感，忽视了诗歌风格的多样化和诗歌含蓄蕴藉的特点，对前人所创设的意境理论及实践成果借鉴学习欠缺，致使部分乐府诗议论与形象相脱节，过于直白，缺乏韵味意蕴。然而，白居易敢于直言，暴露社会的黑暗、动乱、肮脏和不合理、分配不公，揭露和批判的锋芒横扫整个中唐社会，上至宫廷，下至官吏，这是首屈一指的。正是这些诗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与元九书》），恰恰说明它击中了社会要害，刺痛了权势者的神经，正说明了白居易的正义感和勇气胆识，其写实精神则沾溉后世。
白居易的诗歌学习汲取于杜甫，是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写时事的进一步发展。如果单从抨击现实的尖锐性上看，白居易毫不逊色于杜甫。二人有一致性。如果从艺术的角度来观察，白居易的新乐府诗远逊于杜甫，二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是因为，杜甫写所见所感，生民疾苦与自己的不幸遭遇、悲怆情怀能融为一体，有时很难分清写谁，写自己也是写别人，写别人也是为了写自己，这种推己及人的情怀中时有议论，目的在于讽刺，但并非以讽刺为出发点。杜甫写他人，写自己皆以情胜，白居易写他人写自己皆以理胜，他把“为君”而作视为主要目的，从而使诗歌的功利色彩过浓，文学性被淡化了，使诗歌的路子越走越狭窄了。以讽刺性的说理、议论取代了诗歌的形象性、抒情性、含蓄性，削弱了诗歌的艺术性。同时，以自己的评诗标准评价历代诗人及作品，显得过狭过严，导致前辈中大量的优秀作家及作品因不符合其标准而被排斥在外，为此也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但他倡导的写实，通俗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振荡了中唐社会。特别是在新乐府运动之前，大历诗人普遍注重的自我内心的伤感、惆怅的风气得到了扫荡，诗歌的窘狭格局、气势的萎靡，内容的单薄得到了纠正。在白居易等人诗论的呼吁下，大多诗人正视广阔的社会生活，诗歌题材内容再度扩展丰富，不少诗人写下了丰富多彩的反映现实面貌和百姓困苦的诗篇，使大多数人认识到了社会的弊病，一些优秀作品开始关注人生，表达出了人对人应有的同情和友爱。既开拓了诗歌的表现领域，又发展了新的诗歌形式，实乃推陈出新之举。这就体现出了新乐府运动的创新价值和影响力。
白居易新乐府理论的实践
新乐府理论的坚实基础，奠定了白居易诗歌的巨大成就。白居易先后创作了大量的新乐府诗，最为人称道的是主要创作于元和初至元和四年的《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等“讽谕”诗。这类诗歌充分体现了白居易“为时为事”的创作原则，表达了作者关心现实政治，关心所存在的社会问题，企求改变纠正不良社会现象的美好愿望。这些新乐府诗所表达的主题比较全面具体，丰富多彩，有揭露社会黑暗、官吏残暴的；有批判统治者骄奢淫逸、横征暴敛的；有反对穷兵黩武、表达爱国情感的；有关心妇女命运的，但最为突出和集中的是反映社会的不公和民生艰难的篇章，这是最具有积极意义的作品。概括言之，他的讽谕诗体现了两方面的倾向，一是对下层贫民苦难生活的深刻反映；二是对上层统治者腐化生活和欺压人民罪恶的尖锐揭露。
《秦中吟》是由十首诗组成的组诗：“为时为事”而作的主题非常鲜明，对社会分配的不公、贫民百姓在繁重的赋税盘剥勒索之下的艰难处境，达官贵人的穷奢极欲都有详尽的揭露和描述。表现了作者关心民病疾苦，关心社会政治的思想，表现了他实践诗歌理论的精神。如：“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重赋》），“一堂费百万，郁郁起轻烟。洞房温且清，寒暑不能干。……厨有臭败肉，库有续朽钱，”（《伤宅》）下层贫民艰难的处境与富贵之家的奢侈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丝细缲多女手疼，札札千声不盈尺”，“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蹋泥无惜心”（《缭绫》），农妇缲丝的辛苦艰难与贵族挥霍无度形成了对比；“朱轮轻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贵族的游乐欢歌与穷人命运的悲惨又形成了对比，在这一组又一组的对比中，诗人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喊，对统治者的血泪控诉和痛切入骨的悲悯告诉人们，统治者的安逸享乐是建立在贫民百姓的痛苦悲惨之上的，没有老百姓的辛苦劳作、艰难凄凉的境况，就没有达官贵人的腐化生活，老百姓的悲惨生活正是统治者、达官贵人们造成的，但统治者、达官贵人们根本不顾惜贫民百姓的死活，一任放纵享乐和奢侈，从而使他们的命运更悲惨，生存环境更艰难。诗人这些诗都是“一吟悲一事”（《伤唐衢二首》其二），所以主题集中鲜明，有时诗人直接站出来说话，指斥社会现象的丑恶和统治者的荒淫无度，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揭露全面而有力度。《轻肥》一诗更是贫富不均所造成的惨象：“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诗的开头先写骄横的内臣赴宴时的气焰张狂，不可一世，高度概括了宦官飞扬跋扈的骄横。接着写席间，既写了他们的奢侈又写了他们的骄横。最后两句骤然一转，顺势而下，这些“大夫”、“将军”酒醉饭饱之时，南方因大旱，正发生“人食人”的惨象，从而把诗的主题一下升华到了新的高度。一方脑满肠肥，花天酒地，一方却因遭受大旱之灾，到了人吃人的地步，这一乐一悲，判若两个世界，与他的前辈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异曲同工之妙。全诗先是场面描写，把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现象并列一起，诗人不作任何说明，不发一句议论，而让读者通过强烈的对比，即可得出结论，这比直接发议论更能使人接受诗人所要阐明的思想，因而更有说服力。最后二句直赋其事，顿生波澜，十分精彩。《买花》一诗同样针砭时弊，客观上揭露封建社会中剥削与压迫的事实，诗人寄希望达官贵人，统治者们要节制有致，贪官污吏们要有同情心，对贫困交加的穷民们不要逼迫过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