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对音乐出神入化的描绘，层次清晰分明，张弛有致。诗人运用比喻、想象、通感、双声、重叠等多种艺术手法，把音乐曲调的急骤、徐缓、低沉、哀伤、欢快、流畅、高亢、间歇、轻微、突发等曲折变化淋漓尽致的描摹出来，从而做到了音乐曲调的抽象性具象化了，由视觉形象的优美带来了听觉形象的优美，对音乐如此细腻生动的描绘是前所未有的。更为可贵的是，诗人通过音乐的形象描绘，做到了以声传情，音乐的波动包蕴着人物的心理内涵，使乐声、弹技与人物心灵世界有机融汇一起，构成了演奏过程中声情变化的完美组合，融入了弹者的心情与听者的感受，乐曲的千变万化正是琵琶女心潮起伏的明证，曲调沟通了弹者、听者、作者、读者的感情，使弹者与听者的过去、现在的身世遭遇融汇一体，产生了回肠荡气、惊心动魄的力量，为琵琶女诉说不幸的身世作了渲染和铺垫。这在以前的作品中是罕见的。就连同时代的韩愈的《听颖师弹琴》，李贺的《李凭箜篌引》等名作，在描写细腻、真切、自然流畅和情感的潜流暗转、突放突收上也约略不如。曲尾四句，环境的侧面烘托更是给人留下了无限涵咏回味的广阔空间。
诗人利用音乐的变化完成对琵琶女的形象塑造，通过一系列动词来表现人物的动态、表现她的神态、内心的矛盾和心理活动，表现她的不幸身世和一生悲歌。正因为琵琶女形象塑造得真实生动，所以令人感动，听者怎能不洒一掬同情之泪呢？琵琶女的不幸引起了诗人的相怜，激起“我”情感的波澜，自己受冤被贬，与琵琶女老大色衰有相似的一致，更引起了自己的感情共鸣，所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琵琶女之命运与己不幸竟如此相似！就写法上而言，琵琶女少时详，如今略，写自己只写眼前遭贬，详略互为补充。诗人的诉说拨动了琵琶女的心弦，琵琶女的再次弹奏，那凄苦感人的声调，又反过来激动着“我”的感情，以至热泪湿透青衫。二人的遭遇互相映衬，互相补充这在以前的诗作中从来没有过，表现出了独具的创造性。这里以己的迁谪与琵琶女老大沦落相比并，琵琶女的沦落因年长色衰，时势变迁，怨不得谁、恨不得谁。诗人的遭贬外放，属事理之中，无可怨尤，诗人把迁谪意与一切美妙的琵琶演奏结合起来描写，诗人得到了“如听仙乐”的音乐享受。寂寞中二者达到了感情交流，为此，《琵琶行》并非情感的郁结，而是对情感的宽解和排遣，这种心境与平易流畅，通俗易懂的追求正好相一致，正体现了诗人的诗歌理论，同时也是诗人调节性情，爱重自我的超脱之举，同样是诗人性情的自适、修身养性，自我调节，仰赖佛道的结果。
《长恨歌》与《琵琶行》同为长篇抒情叙事诗，与之前的叙事诗相比，抒情性强，叙事与描写为中心事件服务，并在叙事中善于取舍剪裁，从而为突出中心事件，删繁就简，在众多事件中仅突出一个中心事件，在众多人物中仅选两三个人物出场，其他事件与人物仅为陪衬，一点即过。如描写马嵬坡事变的戏剧变化即是略到不能再略的地步，而以杨贵妃死后唐玄宗的心理活动进一步突出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的悲剧性。《琵琶行》中那用情感把音乐和事件紧密联结，音乐随情感而起，情感随事件而迁，情节的推动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用音乐的变化叙写渲染人物的心理复杂活动，写琵琶女着重铺陈少小时的欢乐奢华、老大嫁为商妇后的凄凉寂寞，而对长安的得意均略去，其他人物均没上场，这些跳跃的情节均通过一个“情”字连缀起来，这样始终突出琵琶女的不幸和自己的迁谪，显得酣畅淋漓，安排有度，达到了叙事抒情的和谐统一。
同时，这两首诗在用独特的意象营造氛围、烘托意境上有其独到之处。在叙事抒情中，作者往往利用一些与周围情绪氛围相和谐的意象，勾画出一个又一个鲜明的画面，使其情感更加浓重。《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黄埃散漫风萧索”、“绕船月明江水寒”等，这些诗句或将凄寒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萧索的秋风、无光的月色等组合成使人销魂的场景，或将枫叶的瑟瑟、荻花的飘零、茫茫的江月绘成凄凉孤寂的画面，从中透露出凄楚、感伤、怅惘的意蕴，使诗中人物、事件都着上了这种意绪，读者读后无不摇荡心绪，无法自已。让悲剧渲染环境烘托来塑造人物形象，抒发诗人感情，突出诗歌主题，这是新乐府中常用的外貌、服饰、动作、心理描写等手法之外的又一开掘拓展，是诗人描写手法独到的地方。
另外，白居易把诗歌的节奏韵律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作者用不停的变化转换的节奏使诗中一个又一个画面连缀起来，形成独特的感情气氛，以便打动读者。《长恨歌》开头的欢乐的喜剧是舒缓的，安史之乱暴发，玄宗西出入蜀叙事是紧张急促的，杨贵妃死后，唐玄宗的苦苦相思则是舒缓沉重的，极大的增强了抒情意味，《琵琶行》描绘演奏一段，更是将节奏的变换用到了恰到好处，琵琶女出场是慢八拍的，通过音乐节奏变化来描写表现了琵琶女的情绪的起伏变化，十分精妙。“转轴拔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低眉信手续续弹”、节奏畅达流利。“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这些重复的叠字及排比的反复与琵琶发出的音调交相成趣，错落有致，节奏清脆跌宕。接着是舒缓沉隐的轻音调；似有似无的音声之后，“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的高亢激越，紧张奔腾似翻江倒海，惊天动地的高潮音质，只听撕裂布帛之声之后，节奏又趋于沉凝轻慢，把人们带入了余音袅袅，余意无穷之境界，这一节奏的极致变化把琵琶女一生的辛酸和不幸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了。可见，白居易是节奏转换，表达高低、长短、高亢、沉重之情的高手，正因有了这恰如其份的节奏，两首诗的叙事抒情就极显章法了，某种程度上艺术的魅力则由节奏彰显而出。
这两首诗代表了白居易新乐府诗的最高成就，为世世代代的文人骚客所称道：“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赵翼：《欧北诗话》卷四。。“古今长歌第一”明：何良俊语。。那现实主义的细腻刻画描绘，那充满浪漫主义的瑰丽想象，那生动、完整的故事性与哀婉、浓郁的抒情性的天然结合，给后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些都表现了白居易在新诗体上的独特创造和探索精神。
总的来说，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新乐府运动的推行，大量的新乐府诗歌创作都为中国诗坛写下了辉煌的一页。特别是对社会的强烈关注，尚俗平易的语言，突破了诗歌内容狭隘性，改变了过分雕琢的不良习惯，恢复了中国古典诗歌关心现实社会和民生疾苦的诗风传统，既开拓了诗风的表现领域和空间，又发展革新了新的诗歌语言，中唐以后，白居易的不少诗作被演义为小说、戏剧，如元代白朴依据《长恨歌》改编的《梧桐雨》，清代洪升的《长生殿》等，可见其诗作影响的深远。
白居易是中唐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作品相当丰富，有近三千首诗传世。同时，白居易在散文创作上，名篇也不少。他虽非古文运动成员，但在他的创作理论的指导下，也写了大量的质实切用的散文。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中总结评价了他的各种文体的特点，赋赞、箴戒“长于当”、碑记、叙事、制诰“长于实”，启奏、表状“长于直”，书檄、词策、剖判“长于尽”。这些散文均能结合实际，有感而发。他的《策问》约有七十五篇，内容涉及军政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议论准确恰切，见解深刻，语言流畅文旨自明；他的书信体别有特色，往往先叙述近况，后叙述朋友间的互相思念，写的真切感人。《与元九书》、《策林》、《新乐府序》中阐述了他的文学见解，创作原则，创作的标准、创作的目的，文中评诗评文，其中兼有抒发愤懑不平之气，情理兼备，极有文彩。它们既是唐代文坛上著名的文论，又是独树一帜的书信体散文，此文对新乐府运动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他的记事记游传世之作很多，如《庐山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记》、《荔枝图序》等，绘景绘形、清新如画。
《庐山草堂记》，从东、西、南、北全方位描述草堂所居位置的美妙佳境。南面有平地，平地中有平台，平台南有方池，北面五步之遥依山傍石，其上杂生奇花异草、飞泉、茶树；东面有“水悬三尺”的瀑布、泻在石阶上，然后落入石渠，堂西右山脚下可用竹管引山泉，这些均是草堂四周的近景，所以写来较为详尽，描写远景是从内向外自然延伸，即利用时间变化，写非共时性的物象之美，有细笔刻画，有粗笔勾勒，形成与近景的点染相平衡之势。全文先总写，后分写，然后再总写，形成环状结构。作者的视线由客观的、外在的角度观察草堂独特的位置及草堂内部的情况，然后视线由外在向内在、由客观向主观转化，住进草堂之后，物我合一，视线由草堂向外在四周扩展，读者的视线跟着作者视线的变化而变化，大有身临其境，自己住进草堂一般的感受。全文句式变化多端、光泽、明暗随人意转，排比，比喻、夸张、白描各尽其妙，最后的议论，尽显归隐之态，真乃如诗如画，令人向往之至。充分表现了白居易的语言功力，也表现了作者文学主张的实践性、创新性。
总之，白居易的文运用多种手法、调动各种手段，写来多具特色。杨升庵认为白居易的散文“晶莹玲珑、象生其中，虽有敏口，莫能名状”，造语有如柳宗元。“世以为太易轻议之，盖亦未深玩之也”《彤铅杂录》卷七。。这就说明白居易的散文看似平易，但只要深玩咀嚼，就会味到它的妙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