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以时间顺序之法，将季节、景物、行人、动作一一点出，清明佳节春雨纷纷的境界描绘的极为精到。里，匆匆的行旅之人的心绪可想而知，“纷纷”二字既写雨又写人，写雨绵密凄冷，写人纷乱凄迷的情感。第二句点明行人。在“纷纷”的春雨中，行人当然因道路泥泞，春衫湿透，寒意侵人而“欲断魂”，所谓“断魂”，就是“销魂”，也就是形容哀伤愁苦的情状，神思茫然失魂落魄的精神状态。接着诗意巧妙而自然的转换，作为行旅之人身份的强调和衬托是通过“借问”二字点明的，“酒家”是避雨散愁的去处，牧童的出现使全诗色调明朗起来，牧童所指，细雨迷濛中，远处红花绿树掩映下的村落依稀可见，诗人心中极有暖意和安慰。杏花带来春的气息，令人向往，令人陶醉，于是乡愁和惆怅顿时消失。这首诗，好就好在没有停留在抒愁情怀上，而是利用春意消融了孤寂愁绪，诗的境界得到了升华，蕴含深厚，曲折有致，自然天成，不留斧凿痕，历来被人推崇。
他的另一首写景绝句《山行》，向来脍炙人口，正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各种意象层次分明，色彩搭配也很有章法，给我们表现了一幅动人的山林秋色图，四句诗写山、山路、白云、人家红叶，构成了和谐的画面。这些景象有机联系，主次分明，前三句为次，处于陪衬地位，第四句是主，为画面中心，描写的是浓墨重彩。前三句是第四句的背景色，创造了一种气氛，起铺垫和衬托作用。迷人的秋色秋韵、秋景令人陶醉，情致悠扬，耐人寻味。《秋夕》一诗纯以客观景物来给画面着色，显得暗谈、幽冷，衬托出宫女凄凉的人生，把抽象的意绪具体化为客观意象，具体可感，真如梅圣俞所言：“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六一诗话》。，此言正说明了此诗的艺术特点，诗中没有一句抒情之言，但宫女哀怨期盼的复杂感情却见于言外，另如《叹花》“自是寻春去校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更是含蕴不尽。全诗围绕一“叹”字展开，前两句自叹自解，自怨自艾，追悔莫及，惆怅失意，写来腾挪跌宕；后两句风风雨雨的自然界中，鲜花谢尽，绿叶成荫，子实满枝，纯客观描写花树的自然变化，诗人痛惜懊悔溢于言表。全诗纯用“比”法，通篇叙事赋物，比兴抒怀，花开花谢，绿树成荫，果实满枝，暗喻少女发春不再，已结婚生子。比喻若即若离，含蓄婉转，隐喻的成功运用，显得构思新颖巧妙，意浓情深，别有一番滋味。
总的来说，杜牧的七言绝句，无论从选材构思，内容的转换，结构的跃动，情致的独特，手法的灵活，自然和谐，叙事、写景、抒情议论的有机统一，自然天成，可说在晚唐诗坛是精品中的精品，自初盛唐绝句高峰过后，晚唐杜牧、李商隐成就最高，艺术性最强。单就咏史绝句而论，从汉代班固的《咏史》开始，历代咏史之作代不乏人。阮藉、左思、鲍照、李白、杜甫等著名诗人，都有咏史诗，然而真正将咏史诗推向高潮的是晚唐，杜牧、李商隐在前人咏史诗的基础上，更令其发扬广大。他们把传统的比兴手法用在历史题材创作中，因史事比兴讽谕，通过咏叹历史而影射现实，表达真情实感。但是，其中饱含着诗人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兼有对史实的远见卓识，使历史与现实自然交融，有相当的难度。杜牧都能突破难关，在难中见巧，巧中出奇，发挥了极高的艺术创造力，表现了较高的史学才能和史学认知能力，写出了精妙绝伦的咏史诗篇，他对历史的独特判断，用咏史诗对历史和现实做出恰切而形象的分析，表现了他深厚的理论根底和左右逢源的才智，正因为此，他的咏史七言绝句才被诗评家誉为“二十八字史论”，这种独到新颖的论史精粹，得到了历代诗评家的高度赞誉。被评家往往作为范例进行点评，是理所当然的。
杜牧在晚唐诗坛上是佼佼者，在散文创作上也属大家。杜牧虽然不是古文运动的成员，但他完全继承了古文运动的理论，并在韩柳之后，古文运动日益衰落的情况下，使散文在颓唐中振奋起来，独树一帜的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不能不说他的过人学识和才能。尤其是他的政论散文更是引人注目，成就最高。李慈铭论杜牧其人其文时说：
才学均胜，通达治体，原本经训，而下笔时复不肯一语犹人，故骨力与诗等，而气味醇厚较过之，……后惟老苏几策权书可以鼎立，固为最著；……皆奇正相生，不名一体，气息亦直道两汉。
（《越缦堂读书记·八·文学》）
李慈铭所议所评，并非过誉之词。充分肯定了他的才能、学识，把他的政论散文与贾谊、苏轼之文相并提，各种文体行文都奇特高远，气势浩然，是两汉古文的继承和发展。议论天下形势，气势咄咄逼人；评说攻守得失，言词精辟独到，尤为精彩。他在《守论》中直接指斥姑息养奸、纵虎为患，对国势的认识与分析深刻有力，军事谋略游刃有余，气势恢宏一气贯之，辩驳恣肆势不可挡，可见文如泉涌，洋洋洒洒，自如翻腾，信手得体，是多类形制的多面手，是纵横捭阖的大手笔。
他的辞赋名篇《阿房宫赋》是一篇文赋，历来被人称赞，为人称赞不是这篇赋，而是利用精巧的手笔，以秦亡讽劝唐敬宗李湛，此意在《上知己文章启》中说的十分明确：“宝历（唐敬宗年号，825-826）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全文议论与描写密切结合，抒情性极强。如果从描写和议论分析，前三段分别铺写宫苑建筑的雄伟壮丽、内宫宫女之多和金玉珠宝之富，中心是豪华奢侈无度，铺排描写的手段是夸张想象。四、五两段先用对比手法夹叙夹议，揭示“秦爱纷奢”而不爱人民，引起民怨沸腾，导致秦亡、阿房宫化为焦土的史实；接着作者纯用议论，阔谈兴亡盛衰之理，发人反思，具有画龙点睛之妙。议论、描写、抒情相得益彰。铺陈描写是后文议论的基础，是议论的渲染和铺垫；议论是铺排描写生发开去的引申升华，描写是议论的根据，议论则点明了描写的本意。合情理的水到渠成的联缀成文。字里行间流淌着作者沉痛哀伤的复杂情感，选材极具艺术想象力，“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这一奇特的想象加比喻实在是惊世骇俗，才情超群，“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前两句写秦统一六国的气势，后两句写秦始皇纵心极欲，简单十二字，就写出了阿房宫兴建的背景和用材耗费。“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仅用十四字尽述秦亡的历史过程，比喻加想象、夸张，夸张加想象这些文学笔法的运用，艺术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有机结合，使行文极有张驰的力度，腾挪自如，多变有致，把所描写的事物表现得淋漓尽致，并突出事物的主要特点。如描写阿房宫的宏伟时，详尽地描写宫殿的巨大、豪华等，并利用了比喻、夸张手法；在描写宫廷生活的侈靡时，详尽地描绘宫人的梳妆、出游，宫中的无穷财宝。这些描写细致入微，活灵活现，极尽铺陈之能事。
全文大量篇幅是描写阿房宫的豪华奢侈，所用建材之多远远超过了当时社会的承受能力。正是这些充分的描写才为后文的议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才突出了秦王朝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使下文揭示骄奢亡国的主题有了着落。作者详尽描写，回顾历史就是为了规劝当代的唐王朝统治者。最后一节写道：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乃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从秦人的所作所为的回溯至六国之人，指出秦王朝灭亡的自身原因，是增损民力，无休止的穷奢极欲。“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是借秦亡之事而衷告唐王朝统治者：如果不吸取秦灭亡的历史教训，在朝局未稳之时，大兴土木、广建宫室、醉生梦死，置百姓死活于不顾的话，唐王朝同样会步秦亡的覆辙，落下灭亡的下场！这种议论说理，如层层剥笋，先从阿房宫的规模宏大剥起，而后指出其危害性，对人民及生产力的破坏，最后归结到唐代现实问题，使全文揭示的问题突出鲜明，议论不流于空谈，有了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其实说理艺术性的高低，并不仅仅是艺术手法的问题。刘熙载《艺概·文概》说“杜牧之识见自是一时之杰。”有卓越识见，才能站在理论的高度发论，才能有高超的写作技能。杜牧对政治、历史、军事都有较为深刻的研究，所以见解自然要高出常人。他在《上李中丞书》中，自言好议论“治乱兴亡之迹，财赋甲兵之事”，“古人之长短得失”，正是由于对历史，政治形势有着深厚的修养和清醒的认识，才能在文中显示出运用自如，纵横捭阖之势。赋体手法运用的若掌中之物，铺陈排比、夸张比喻相揉，词采瑰丽，气格遒劲，描写注重抓细节，并从侧面入手；议论注重抓关键，夹叙夹议，描写、议论熔于一炉，以比喻来夸张，以夸张来说理，以夸张来描写，使文章说理明快，简洁有力，词采飞扬，一气贯之，行文若流水，自然妥贴，难怪其成千古传诵的名篇。
作者《阿房宫赋》之所以如此成功，就因为其对赋铺张排比的传统手法和六朝骈赋骈文骈俪、辞采、声韵美的特点有所吸收，同时也汲取了韩、柳古文中重视气势感情和单行散句自由张驰的长处，从而使本文既能做到辞采华丽、对仗工整，又有散文的气势，形成骈散结合、错落有致的文赋新格局，表现出艺术的创新。文章对阿房宫的描写和夹叙夹议秦朝穷奢极欲的部分，主体为骈文，并杂以散文句式；最后一段纯系议论文字起到了深化主题作用，令人读来，顿感行文跌宕起伏，灵活流转，气势奔放，感情激越，形成了极强的感染力。
除此之外，杜牧的传记、墓志等文体也同样有独到处。《送薛处士序》揭露了某些人为隐而隐，把隐居作为出名，提高声望的手段，《杭州新造南亭子记》对当朝人在内忧外患王朝摇摇欲坠之时，仍然不思励精图治，而是贪图享乐，佞佛信道，妄求长生不老之术，杜牧对此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他的碑志传记辞无华饰，对人物塑造奇正相生，毫无溢美之言。如《范阳卢秀才墓志》，人物性格鲜明，并在评议人物时，所论天下形势中彰显了作者自己的气质识见，表现出作者独特的行文风貌和革新精神。在晚唐散文界无论从体制、还是从内容，无论从语言，还是从表现手段，无论从题材，还是从材料取舍都是极富创新建制的大家，后代人对其评判和赞美，正说明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咏史强音的宏放
在晚唐诗坛上，李商隐的咏史悼古诗与杜牧相并提，是晚唐咏史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在李商隐和杜牧的共同努力下，咏史诗这朵艺术之花绚丽多姿，娇艳无比，使咏史这一诗体登上了晚唐诗坛最高峰。开创了有唐以来，咏史诗的新境界，使唐诗到了晚唐光照文坛别有洞天。首先，因为朝代盛衰的历史变化，士大夫们目睹了唐王朝的衰败腐朽，自己前途命运的多蹇，他们的诗作在心理上深沉细腻，情感隐晦，气势已不像盛、中唐那样张扬外扩，而是收敛内潜了许多；其次，大多数诗人力求革新，尚俗平易的文风，中唐平易通达脱俗的语言，已不能满足诗人们的求变心理，他们的语言更趋于雕琢绵密，结构更加精致工细；第三，文人士大夫生活面狭窄，对现实越来越失望，诗歌内容趋于内心体验的挖掘和搜寻上，从而开垦了诗歌新天地。这类诗歌从表面看衰飒，但随着向内心世界的扩展和挖掘，语言技巧更加精深细密，情感表达更趋含蓄蕴藉，结构布局更加回环往复跌宕，意境更加朦胧深邃婉转。
李商隐与杜牧共同将咏史诗推向了高峰，在咏史诗歌艺术上呈现了耀人眼目的奇丽瑰宝，让世人耳目一新。李商隐咏史诗有七十余首。在他的咏史诗中，他和杜牧不同，杜牧是以翻案求奇求新见长，李商隐是借古讽今，并把自己的高洁救世之志通过独特的意象表达来取胜。“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楼》）就流露了他的宿愿和平生之志。可见其政治抱负不凡，希冀施展自己的远大抱负，以挽救唐王朝危局为己任。由此可想，咏史诗是其报国志的曲折彰显，实际上也是其实现远大志向的一种特殊手段。正因有这样的目的，所以李商隐的咏史诗是用尽全部情感和饱满的激情来写的，通过他的咏史名作即可窥其用心良苦。
李商隐的咏史诗都表现出超凡卓绝的历史认识。他对历史深而新的评判，在咏史诗中得到了恰到好处的表现，这种表现是通过典型化的艺术形象的再现，并非干巴抽象的逻辑推论，是以情动人的艺术精品，并非史论家式的评说。李商隐的咏史诗是形象的感染，神韵的出新，让历史认识形象化，让形象说话评历史，在独特的意象本身中体现出内蕴意义，表达自己的情感指向。《清诗话》云：“义山七绝以议论驱架书卷，而神韵不乏。卓然有以自立，此体于咏史最宜。”丁福保：《清诗话》，第9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这一评价是较为得体的。议论中有精彩的精神韵致，超乎寻常不步人后的新说，在他的咏史诗中俯拾皆是，篇篇通有，这正是他的咏史诗的感人之处。如《贾生》：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贾谊被贬是历代诗家不遇于时的老题材，但诗人却能独辟蹊径，让贾谊回京与文帝夜对的情节入诗，别出心裁。《史记·屈贾列传》记载曰：“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厘，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历史记载实是颂扬君臣遇合之美谈，然诗人却抓住“问鬼神”一事，翻出力透纸背的新警议论。前两句直陈其事：正面落笔，热情颂扬孝文帝求贤若渴、虚怀若谷的精神、贾谊才能的出众。那么孝文帝怎样求贤若渴呢？接着作者用“夜半前席”的典型场景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地呈现出来，使历史充满了现实生活气息，描绘极为生动形象具体，含蓄而暗讽。末句一语中的，原来“夜半前席”是问鬼神之事，却不问民不聊生之苦，强烈的对比中贬褒自然形成。作者对历史掌故的独特处理，暗含讽谕，感慨深沉。全诗由“重贤”起，极尽颂扬之能事，末句在强烈的对照中形成极大的反差，显然是先扬后抑，欲擒故纵之法，颂扬越高，摔得越重，批判越有力，这种新警含蓄，有论不断，破而不尽言，表现了诗人对历史事件的独特认识，评说于事件描写之中，让读者在阅读中得出结论。讽孝文帝实刺唐王朝，怜贾生实自怜，生动恰切。作者能站在历史的高度认识问题，于形象中剖析事理，指给读者认识事件的根源所在，挖掘问题的深度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