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2006年8月25日《山西政协报》）
李闯王一箭定中黄
狄西海
李闯王义军发兵北上节节胜利的消息，从河西传到河东，很快传到太平县（今襄汾县）。
在县城西边，有个西中黄村，村里有个名叫张化的大户，听说义军要来，怕得要死。为什么呢？原来张化在闯王的老家陕西米脂县当过知县，李自成起义后，他知道在米脂县官当不成是小事，一旦落在义军之手，保不住脑袋是大事，就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的花招，暗暗逃回老家——太平县西中黄。他在西中黄村高筑砖城，龟缩在内，当了土皇上。不料躲了和尚躲不了庙，闯王的义军打到他的老家来了，他怎能不害怕！为了保住一条狗命，张化一方面调用民工家丁加固西中黄的城墙，严加防守，城外的人不准进去，城内的人不准出来。一方面散布谣言，说：义军是“贼兵”，杀人不眨眼。见了男人就杀，见了女人就奸，女人不从，就从乳房上穿绳，绳上系铃，游街示众，村里百姓们听了谣言后，不辨真假，吓得战战兢兢，于是纷纷倒向张化，跟着他死命守城，决心与义军对抗到底。
义军将士听了这个消息，非常气愤，呼道：踏平西中黄，杀他个精打光！”闯王听了，摇摇头，说：不行啊。”这时正是五月天气，麦子熟了，黄漫漫一片，可是村里的人没一个敢来收割。望着金黄的麦田，这天，李自成突然心生一计，传令全体官兵：全部出动收麦，收完整整齐齐垛到城下！”
五天以后，麦子收完了，垛在城下，跟一道长城似的。闯王于是又传令：大军后撤二十里！”义军撤走后，百姓们纷纷爬上城头，观看城下的麦子，越看越眼馋，可就是不敢出城取麦，怕中了什么计。一天一天过去了，不见义军的动静。老天下了晴，晴了下，百姓们终于忍不住，纷纷向张化请求，要求出城取麦，张化知道，麦子是百姓们心头的肉，如果眼看麦子一天天糟踏掉不让取的话，恐怕民心有变，于是经过再三考虑，只好放百姓们出城去取麦子。麦子取完后，第二天闯王的义军又开过来，将西中黄团团围住。
麦子到家了！百姓们如得了命一般，都高兴得流出泪来。望着城外的义军，慢慢他们终于明白过来：义军收好麦，垛好，撤走，又回来，这都是为了把麦子还给咱们呀！这样的军队，还能说是赖军队？于是，百姓们的心渐渐倒向义军这边。正在这时，闯王传令：把准备好的告示射进城里去！”百姓们接到告示，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不动西中黄的半钱油，只要张化的一颗头！”于是，议论纷纷，骚动起来。张化见人心有变，狗急跳墙，竟斩了几个观看告示的人，以图杀一儆百，以挽颓势。不想这样一来，更招来百姓的痛恨。
一天，几个人趁张化不注意，突然把他绑在了圈椅上，准备从垛口吊下交给义军。哪知张化拼命挣扎，张化的家里人拼命保护，刚到城墙张化又挣脱了。一个青年小伙子见事不好，当即挥起手中的铁锨，咔嚓”一锨，说时迟，那时快，一下把张化的头劈下抛在了城外。闯王见张化已死，于是把他的头拴在马鞍上，连村也没进，一声令下，义军浩浩荡荡开走了。
事过之后，张化老婆、孩子给他尸体上安了个“金脑袋”埋葬了。张化儿子哭着说：金袋脑，银袋脑，不如爹行好事，留下一个肉袋脑！”
（选自《襄汾民间故事》）
传说中的故事
李学文
明崇祯十六年，李自成的义军得知张化从杭州逃回西中黄，于是从陕西宜川的十里坪乘羊皮筏渡过黄河，经吉县、乡宁、关王庙、单石碑、黑虎庙、敬德堡将西中黄团团包围。用箭将缉拿张华的告示射进村内。令称只杀张化不伤百姓并要百姓帮助捉拿……百姓们三五成伙准备捉拿。张化自知死罪难逃，于是声称愿意以死谢罪。张氏家族沿街设香案饭菜送他上路。用圈椅将他从南城墙吊下。义军杀了他的头走了。他的家人打了一个金头按上，把他埋在村西北，如今村西北还有一个土冢叫“进士坟”。
（选自《襄汾民间故事》）
编者按：李闯王进西中黄的故事一直流传在西中黄一带。这次编写村志，编者翻阅了正史、野史、寇史等，均未找到有关史料。张化也未在米脂县做过知县，与李自成没有直接利害冲突，再者，时间、地点都有矛盾，请读者思考析之。
据天马出版社出的范胜利着的《大明十六牵（明毅宗朱由检）》中载：
崇祯十一年，李自成二次包围开封。日夜发动猛攻。开封巡抚高名衡，副将刘永福，誓死抵抗，城不能破，自成驰马城下，大声招降。刘永福张弓搭箭，嗖地一声，正中自成左目，自成翻身落马倒于尘埃。左右救起，于是退归朱仙镇，从此李自成左目失明，成了独眼龙。”
“就在李自成被射瞎左目的前几个月，陕西巡抚汪乔年接到朝廷密旨，命他挖掘李自成的祖坟，断其风水灵气。汪乔年令米脂县知县边大绶率众挖坟。捕得李氏族人，作为向导。在离米脂县二百里的李家村后的山中，找到李氏祖坟。边大绶命众衙役将坟掘开。坟穴蝼蚁满地，蓝光闪闪。劈棺一看，尸体犹在，黄毛遍体，脑后有一洞，大如麻钱。内盘卧一条三四寸的赤蛇，赤蛇见日光，立刻飞起一丈多高，众衙役一阵乱打，蛇五起五伏，方才毙命。边大绶将尸骨剁碎焚烧，又将死蛇腌腊。上报朝廷。没过几月就发生李自成在开封被射瞎的事情。人们都说，这是挖掘李自成祖坟的效果。挖祖坟见于正史，必有其事。但李自成被射瞎，这恐是牵强附会的偶然事件”。
（见：《大明十六牵（明毅宗朱由检）》，范胜利着，天马出版社）（梁合水提供）
三官峪洪灌区实录
张秋景
三官峪也叫尉壁峪，俗称尉村峪，峪口位于县城正西的尉村与盘道两村之间，是姑射山下的重要洪水河，我县境内的第二大洪水灌区。
峪口有三官庙，三官庙以上分大峪和小峪。大峪在三官庙的右侧，有黑牛河、太平河、管头河、鸡皮河四条支流；小峪在三官庙的左侧，有梅花河、三右河两条支流。因两峪的水在三官庙前汇合后流出峪外，所以叫做三官峪。三官庙内供有天官、地官、水官三尊神像，故称三官庙。
三官峪洪水的流程约51公里，峪内26公里流经乡宁县境；峪外25公里经曹家、站李、陈郭等村汇入汾河，集水面积274平方公里。1958年雨量最多，是历史上洪峰最高的一年，有1812个流量。
三官峪洪水灌田历史悠久。据尉村石碑记载始于唐朝，至今已有一千多年。洪水中的有机肥料很多，它把山上的牛粪、羊粪及腐殖质和活土层一起冲下，浇灌一次，可保秋收作物丰收，浇灌两次，就是回茬地，第二年的麦子也有了保证。
尉村北门外有个红爷庙，修建于何年何月，无人能讲清，但人们大都知道红爷庙的来历。传说在很早以前，为修渠浇地，尉村和盘道时常争水打架，官府调解不了，就用炭火把水缸烧得通红，要人们往里边钻，哪个村的人先钻进去，哪个村可用水浇地。尉村有个老汉，无儿无女，家境不佳，但性情刚烈，从不服人，为了给尉村人争水，他奋不顾身，一头钻进了火缸。村里人为了纪念他，便在北门外盖了这座庙，内塑老汉遗像，慈眉善目，周身通红，被称作红爷。从此，尉村每年农历的六月初六要唱一台戏，说是祭渠，实际是祭奠龙王和红爷，以保佑尉村多多浇地。
以上说的是尉村上渠。上渠很窄，仅能浇地一千多亩，所以只能拦小水，不能拦大水，一遇大水渠口被冲开。大水下来又存在一个尉村下渠与盘道渠的分水问题，如何分？这次是用油锅捞钱的办法解决。
一口滚烫的油锅放铜钱10枚，双方各出一代表捞钱，根据捞钱多少确定渠口的大小，结果尉村捞了7枚，盘道捞了3枚，故定为三七开成。
在涧滩的左侧还有两条渠，即中黄渠和焦彭渠。那时的渠都是用石头垒的坝，外边垒石，里面铺稍压沙，一遇大水就被冲垮，常常是尉村下渠冲了漫中黄渠，中黄渠冲了漫焦彭渠，焦彭渠冲了归涧滩，每年春天都得淘渠垒坝。发水期间则要随冲随修，所以一年上渠干活没有次数。
顺着五条渠往下，又开了不少分渠，像西中黄村有了母子汧、西汧、堰东汧、木桥汧、仰头汧等等。到1949年共修22条支汧，62条子汧，总共约81公里。修闸口、猫眼、分水尖、拦水坝等工程800余处。如尉村汧的五闸口、西中黄羊羔口子；焦彭汧的黑龙堰、双闸口等等均为有名的水利设施。由于渠的延伸和扩展，三官峪的洪水浇地由原来的4个村变成了26个村，洪水浇地最多时达到4万亩，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水利体系。
各村都有专人管水利，渠口建有龙王庙，庙内住人，平时作为兴修水利的集中地，洪水期又成了通报水情的情报站。那时规定以放炮为令，有水放一炮，水涨放两炮，大水放三炮。在洪灌区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炮响三声，五谷丰登，三声炮响，黄金万两。”
1949年夏，在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成立了三官峪水委会，主任由县水利科长李明兼任，副主任张随意，委员若干人，由尉村、盘道、西中黄等主要村的代表组成。
水委会成立后，于1950年春动工，6月初建成三官峪总水平。总水平位于尉村、盘道两渠口之上，基深2米，中间有分水尖，高3米。两边有八字墙，高2米，水平有3道门坎，形成一个整体。共用片石3000余方，石灰万余斤。总水平边墙60米，宽31.7米。按两方受益亩数分水，南干渠（尉村）、中干渠（西中黄）为一方，宽19米，占六成，北干渠（盘道）、下干渠（焦彭）为一方，宽12米，占四成。南干渠内建大退水口一个，可放水于中干渠。北干渠内建大退水口一个，可放水于下干渠。经实践，总水平工程坚固，设计合理，位置恰当，分水基本公平。问题是水平上时有沙石淤积，影响分水。1974年在总水平上续建夹道100米，在原分水尖上重建滚水坝一条，使水速加快，解决了淤沙问题。退水口开始是用活石拉挡，一则不严，二则费工，后改为启闭机，需要拦水，放闸闭严，需要放水一提便起，甚为方便。
接着又新开了两条渠。一条叫麻布渠，以前在涧滩的南岸有中黄和盘道近千亩旱地，在焦彭渠口处新开了这条渠。自此，这片旱地全部变成了漫水地。另一条是西中黄防洪渠，过去西中黄村经常遭水灾，一遇大水，水便进村，人们只能照顾家中财产，顾不上到地里浇田，结果地被冲毁，庄稼淹没，造成很大损失。为此在堰东渠的歪闸口向南开了一条防洪渠，这不仅解决了西中黄的防洪，而且扩浇了孝村、良陌的土地。
水委会还在1950年12月，召开了各村水利分会干部代表会议，研究制订了《汾城县三官峪水利决议章则》。章则从指导思想、用水制度、兴工负担、水利纪律等方面，规定了五章十五条，从而有章可循，使洪灌区工作步入正轨。
1957年，水委会组织全灌区干部普查了各个渠道的闸口和地块，修订了轮灌次序，登记造册，公布于众。从此各村各户依次浇地，有条不紊。与此同时，又总结了以往用水时上游容易下游难，低地容易高地难，小水分散浇地难的教训，提出三条建议，经由水委会通过，列入水规。这三条建议：一是小暑节前八天照顾下游用水；二是小水集中，大水分散；三是小水不得逼浇高地。贯彻执行后，大水、小水均能发挥作用，上游下游都比较满意。
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以来，由于三官峪山上水土保持工作加强，山体植被增加，洪水量逐年减少，加上渠道年久失修，浇地面积一年比一年减少。
2000年冬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原汾城、曹家庄两乡镇又联合对总分水平和北干渠、上干渠、中干渠进行维修，县水利局柴叔衡、仪小强与水利员张小栋、曹运恒负责规划设计及技术指导。共计完成导流墙250米，分水闸、节制闸、桥涵、管理房等建物50处，做护坦56米，清淤渠道17公里，拓宽、硬化渠侧道路并排水沟6.5公里，动土2万多方，砌石1200立方，消耗水泥60吨，白灰15方、总投工21.4万个，投资20多万元。从此古老的洪灌区又有了新的生气。
（选自《襄汾文史资料》一书）
西中黄妇女排大战三官峪
郭惠芳
1958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雨量最多的一年，也是洪水最大的一年。据县志记载，是年三官峪的洪峰达到了1812个流量。这年土地浇好了，秋作物丰收了，但渠却被冲坏了。1959年的农历正月，春寒料峭，在人们都还穿着棉衣的时候，大战三官峪的号角吹响了。
三官峪南干渠受益村庄有十四五个，分属西中黄村、尉村、高腴三个管理区。三个管理区共抽了500来人，成立了一个民兵营。每个管理区为一个民兵连，下分四个排，三个男排一个女排。那时完全是军事化行动，吃饭、住宿都在尉村，我们住在后院的马生家附近，灶房设在北头庙里。每日起床、吃饭、上工、收工都是以吹号为令。
正式开工前，先在尉村大庙开了誓师大会，公社领导动员后，营教导员李振虎讲了话，各连都表了态。那是一个大跃进的年代，连排之间都互争先进，不甘落后，上工排着队走，下工唱着歌回。工地上有掏渠的，有垒坝的，有做灰活的。各工程又分作几段，各干各的。指挥部设有流动红旗，哪里速度快、质量高，流动红旗就插在哪个工地。
西中黄妇女排共有23人，排长是路玉凤，我是副排长兼记工员。当时近一半人员是刚走出校门的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根本没干过渠上的活。一开始，我们的任务是掏渠，头两天拿着铁锨不会铲，手持尖镢不会挖，担起担子像跳舞。一天下来，双手打了泡，肩膀磨痛了，浑身像散了架，饭也吃不下，虽然累得够呛，但工程进度不大。为此男同志笑话我们，说我们是混工分。我们有的同志也自愧不如，想打退堂鼓。为此，我同排长路玉风找到了连长张文英和指导员原延贵反映情况。他们共同做了大家的思想工作，并选派了两名有经验、懂技术的老农指导我们干。没几天的工夫，大家都会干了，知道铲砂不能硬铲，要墩着铲；挖砂不能硬砍，要慢慢地疏；担担儿不能大撒手，要飙着担。从此，我们的进度一天比一天快，质量一天比一天高。在放高产的日子里，规定每人每天挖砂1.5方，结果男排平均每人挖1.9方，我们女排则平均每人挖到2.33方。从此，名声大振，流动红旗插到了我们的工地。战地记者进行了采访并以《西中黄村妇女排大战三官峪》为题，在《侯马小报》报道了我们的事迹。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女同志照样能办到。报上表扬我们，同志们夸奖我们，指挥部奖励我们，我们劲头儿越来越足，成了全工地的标兵，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我们的身影。石灰供不上了，指挥部要西中黄村妇女排上，我们二话没说，放下铣镢，挑起了担子。石灰窑离工地约有一里半地，全是羊肠小道。原来男同志每天只挑15次，我们必须比他们挑得多，跑得快，结果一天竟挑了23次。
土坝要夯实，这需要心齐、体壮、会唱歌的人来完成。指挥部又选中了我们，于是我们高高拎起了绳索，唱起了动听的夯歌：同志们呀，嗨哟咳呀！加油干呀，嗨哟咳呀！大战水利，嗨哟咳呀！争模范呀，嗨哟咳呀！使劲提呀，嗨哟咳呀！小心脚呀，嗨哟咳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