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全得由地方行政长官决定。到本月二十六日，你可以到行政会议去口头或者书面申诉你不满的理由。”
奥西普一个字也没听懂，可是也算满意，就回家去了。
过了十天光景，县警察所长又来了，待了一个钟头就坐上车走了。那些天，天气寒冷而且有风，河老早就结冰了，可是雪仍旧没下。道路难走，人们很痛苦。在一个节日的前夜，有几个邻居到奥西普家里来坐着闲谈。他们摸着黑说话，因为做工是有罪的，他们就没点灯。消息倒有几个，不过听着都十分不痛快。
例如为了抵欠款，有两三家的公鸡被捉去送到乡公所，不料在那儿死掉了，因为没有人喂它们。羊也给捉去，而且捆在一块儿运走，每过一个村子就换一回大车，其中有一只死掉了。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要解答：这都该怪谁呢？
“该怪地方自治局！”奥西普说。“不怪它，还怪谁？”
“当然，该怪地方自治局。”
虽然谁也不知道地方自治局是什么东西，可是样样事情，什么欠款啦、欺压啦、歉收啦，都怪在地方自治局身上。这种情形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那时候有些富农自己开工厂、商店、客栈，做了地方自治局的议员，却始终不满意地方自治局，便在自己的工厂和酒馆里痛骂它。
他们谈到上帝还不把雪送下来，谈到该去砍柴了，可是坑坑洼洼的道路上没法走车子，也不能步行。原先，十五年到二十年以前，在茹科沃，大家谈的话要有趣味得多。在那年月，看起来每个老人心里好像都藏着一份秘密，仿佛他知道什么，正在盼着什么似的。他们谈加金色火漆印的圣旨，谈土地的划分，谈新土地，谈埋藏的财宝，总之，他们的话里暗示着什么。现在呢，茹科沃的人根本没有什么秘密，他们的全部生活就像都摊在手心上一样，大家看得明明白白。他们没别的可谈，只能谈贫穷和饲料，谈天还不下雪……
大家沉静了一阵。然后他们又想起公鸡和羊，又开始争论该怪谁不对。
“该怪地方自治局！”奥西普垂头丧气地说。“不怪它，还怪谁呢？”
着坏天气，她们就都待在家里了。为了忏悔和领圣餐，她们总是到教区的教堂去。在复活节后的一周内，神甫举着十字架走遍各个小木屋，向每一个在大斋期间没有能够领圣餐的人要十五戈比。
老头子不信上帝，因为他差不多从没想到过上帝。他承认神奇的事，可是他觉得这只可能跟女人有关系。人家在他面前谈起宗教或者奇迹，向他提出关于这类事情的问题，他总是搔搔头皮，勉强地说：
“谁知道呢！”
老奶奶信上帝，可是她的信仰有点朦朦胧胧，在她的脑海里一切事情都搀混在一起，她刚想起罪恶、死亡、灵魂的得救，贫穷和烦恼立刻就插进来，盘踞她的脑海，她马上忘了刚才在想什么。祷告词一点也记不得，通常在傍晚躺下去睡觉以前，她总站在圣像面前，小声说：
“喀山的圣母，斯摩棱斯克的圣母，三臂的圣母……”
玛丽亚和菲奥克拉经常在胸前画十字，每年持斋，可是完全是应景儿。孩子都没学过祷告，也没人向他们讲起过上帝，传授过训诫，只是不准他们在斋期吃荤腥罢了。别的家庭也差不多，相信的人少，理解的人也少。同时大家又都喜欢《圣经》，温柔而敬仰地喜爱它。可是他们都没有书，也没有人念《圣经》，讲《圣经》。奥莉加有时候对他们念《福音书》，他们就尊敬她，对她和萨莎都恭恭敬敬地称呼“您”。
遇到当地教堂的命名节和祷告仪式，奥莉加常常到邻村去，到县城去，县城里有两个修道院和二十七个教堂。她痴痴迷迷，在朝圣的路上完全忘了家人，一直到回来的路上才会忽然发现自己有丈夫，有女儿，就高兴起来，笑眯眯、喜洋洋地说：
“上帝赐福给我了！”
村子里发生的事，她觉得厌恶，使她痛苦。到圣伊利亚节，他们喝酒。到圣母升天节，他们喝酒。到圣十字架节，他们喝酒。圣母节是茹科沃教区的节日，逢到这个节期，农民们一连喝三天酒。他们喝光了村社公积金五十卢布，然后还要挨家敛钱拿来喝酒。头一天，契基尔杰耶夫家宰了一头公羊。
早晨，中午，傍晚，连吃三顿羊肉。他们吃得很多，到夜里孩子们还要起来再找补一点。那三天，基里亚克喝得酩酊大醉，他把所有的东西，连帽子和靴子也在内，统统换酒喝了，而且死命地打玛丽亚，打得她昏过去，一定要往她头上浇水，她才能醒过来。
事后，大家都觉得害臊、恶心。
然而，甚至在茹科沃，在这“奴才村”，每年也总有一回隆重的真正的宗教盛典。那是在八月，他们抬着赐与生命的圣母从这村走到那村，走遍全县。到了茹科沃所盼望的这一天，正好没风，天色阴沉。姑娘们一清早就穿上鲜艳华丽的衣服，出去迎接圣像，将近傍晚才把它抬进村子来，排成严肃的行列，举着十字架，唱着歌，同时河对面教堂的钟全部响起来。一大群本村和外村的人堵住街道，吵吵嚷嚷，尘土飞扬，挤成一团……老头子也好，老奶奶也好，基里亚克也好，大家都对圣像伸出手去，热切地瞧着它，哭哭啼啼地叫道：
“保护神啊，母亲！保护神啊！”
大家好像忽然明白人间和天堂并不是两隔开的，明白有钱有势的人还没有把一切都夺去，明白他们在遭受欺侮，遭受奴役，遭受沉重而难堪的贫穷，遭受可怕的白酒的祸害的时候，还有神在保佑他们。
“保护神啊，母亲！”玛丽亚哭道，“母亲！”
可是祈祷做完，圣像抬走了，一切就又恢复老样子，小饭铺里又传出粗鲁而酒醉的声音。
只有富裕的农民才怕死，他们越阔，就越不相信上帝和灵魂的得救，只因为害怕在人世的寿命会完结，才点蜡烛、做礼拜，以防万一。贫穷的农民并不怕死。人家当着老头子和老奶奶的面说他们活得太久，到死的时候了，可是他们满不在乎。他们一点也没顾忌地当着尼古拉的面对菲奥克拉说，等尼古拉死了，她丈夫杰尼斯就可以得到优待从军队里退伍，回家来了。玛丽亚呢，不但不怕死，反而惋惜死亡这么久还不来。她的小孩一死，她倒高兴。
他们不怕死，可是对于各种疾病，他们却过分地害怕。只要生一点点小毛病，肠胃不消化啦，着了点凉啦，老奶奶就在炉台上躺下，盖得严严的，不断地大声哀叫：“我要死——了！”老头子赶紧去请神甫，老奶奶就领圣餐，受临终涂油礼。他们常常谈到受凉，谈到蛔虫，谈到瘤子，说是瘤子在胃里移动，滚到心脏那儿去了。他们顶怕的是着凉，因此就是夏天也穿厚衣服，躺在炉台上取暖。老奶奶喜欢看病，常坐上车子到医院去，到了那儿她老是说她自己才五十八岁，而不说七十岁。她认为医生如果知道她的真岁数，就不肯给她看病，反而会说她该死了。她通常一清早就动身到医院去，随身带去两三个小姑娘，傍晚才回来，肚子挺饿，怒气冲冲，给自己带回来药水，给小姑娘带回来药膏。有一回她把尼古拉也带去，这以后他喝了两个星期的药水，说是觉得好一点了。
老奶奶认识周围三十俄里以内所有的医生、医士、巫医，其中她一个也不中意。在圣母节那天，神甫举着十字架走遍各个小木屋，教堂执事对她说：城里监狱附近住着一个小老头儿，做过军医士，医道很好，劝她去找他。老奶奶听了他的劝。等到头一场雪落下地，她就坐车进城，带回一个小老头子，留着胡子，穿一件长上衣，是一个皈依正教的犹太人，脸上满是蓝色的细血管。那当儿正好有些短工在小木屋里工作。一个老裁缝戴着极大的眼镜，正拿一件破烂的衣服裁成背心，还有两个年轻小伙子在用羊毛擀成毡靴。基里亚克因为酗酒而给革掉了差使，这时候住在家里，跟裁缝并排坐着，修理一个套包子。小木屋里又挤又闷，臭烘烘的。皈依正教的犹太人诊察了尼古拉，说是须得给病人放血。
他放上拔血罐去，老裁缝、基里亚克、小姑娘们站在一旁瞧着，他们觉着他们仿佛瞧见疾病从尼古拉身子里流出来了。尼古拉也瞧着吸血的罐子附在他胸膛上，渐渐充满浓浓的血，觉得好像真有什么东西从他身子里出去似的，就满意地微笑了。
“这挺好，”裁缝说。“求上帝保佑，这对你有好处。”
那皈依正教的人放了十二罐血，然后又放十二罐，喝了茶，坐车走了。尼古拉开始打抖，他的脸瘦下去，照女人们的说法，缩成一个小拳头了。他的手指头发青。他盖上一条被子和一件羊皮袄，可是觉着越来越冷。将近傍晚，他觉着很不好过，要求把自己放在地板上，请裁缝不要抽烟，然后他在羊皮袄下面安安静静地躺着。将近早晨，他死了。
八
唉，多么严酷、多么漫长的冬季啊！圣诞节过后，自家的粮食已经吃完，只得去买面粉。基里亚克现在住在家里，每天晚上都要大吵大闹，弄得大家心惊胆战，一到早晨又因头痛和羞愧而痛苦不堪，看他那副模样真叫人可怜。在畜栏里，那头饥饿的母牛日日夜夜不停地阵阵哀叫，叫得老奶奶和玛丽亚的心都碎了。好像是故意为难，一直是冻得树木喀喀响的严寒天气，到处是厚厚的积雪和高高的雪堆，冬天拖得很长。到了报喜节，还刮了一场真正的冬天的暴风雪，在复活节还下了一场雪。
但是不管怎么样，冬天总算过去了。四月初，白天变得暖和起来，夜里依然寒冷。冬天不肯退让，但暖和的春日终于战而胜之，最后，冰雪消融，河水奔流，百鸟齐鸣。河边的整个草场和灌木丛淹没在泛滥的春水中，从茹科沃村直到河对岸成了一片泽国，水面上不时有一群群野鸭振翅飞起飞落。春天的落日如火如荼，映红了满天的彩霞，每天晚上都变出一幅不同往常的新的图景，那样美妙绝伦，日后当你在画面上看到同样的色彩、同样的云朵时，简直就难以置信。
仙鹤飞得很快很快，发出声声哀鸣，似乎在召唤同伴。奥莉加站在斜坡的边上，久久地望着这片泛滥的春水，望着太阳，望着那明亮的、仿佛变年轻了的教堂，她不禁流下了眼泪，激动得喘不过气来。她急切地想离开这里，随便去什么地方，哪怕天涯海角。家里已经决定，让她还回到莫斯科去当女仆，让基里亚克跟她同行，去那里找个看门人或者其他的差事。好啊，快点走吧！等路变干一些，天气暖和了，她们就动身上路。奥莉加和萨莎每人背着行翼，穿着树皮鞋，天不亮就出发了。玛丽亚出来送她们一程。基里亚克因为身体不好，还得在家再待上一个星期。奥莉加最后一次面对着教堂画十字、默默祷告。她想起了自己的丈夫，但没有哭，只是她的脸皱起来，像老太婆那样难看了。这一冬，她变瘦了，变丑了，头发有点灰白，脸上再没有昔日那种可爱的模样和愉快的微笑，在经受了丧夫之痛以后，只有一种悲哀的听天由命的神情。她的目光有点迟钝、呆板，好像她耳背似的。她舍不得离开这个村子和这些农民。她回想起抬走尼古拉的情景，在一座座农舍旁边都有人做安魂祈祷，大家同情她的悲痛，陪着她哭，在夏天和冬天，经常有一些时日，这些人过得好像比牲口还糟，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是可怕的。他们粗鲁、不诚实、肮脏、酗酒；他们不和睦，老是吵架，因为他们彼此不是尊重，而是互相害怕、互相猜疑。是谁开小酒馆，把老乡灌醉？农民。是谁挥霍掉村社、学校和教堂的公款，把钱换酒喝了？农民。是谁偷邻居家的东西，纵火，为了一瓶伏特加在法庭上作伪证？是谁在地方自治会和其他会议上头一个出来反对农民？还是农民。确实，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是可怕的，可是他们毕竟是人，他们跟常人一样也感到痛苦，也哭泣，而且在他们的生活里没有哪件事是不能找到使人谅解的缘由的。沉重的劳动使他们到了夜里就浑身酸痛，严寒的冬天，粮食歉收，住房拥挤，可是没有人帮助他们，哪儿也等不到帮助。那些比他们有钱有势的人是不可能帮助他们的，因为他们自己就粗鲁，不诚实，酗酒，骂起人来照样难听得很。
那些小官和地主管家对待农民如同对待流浪汉一样，他们甚至对村长和教堂主持都用“你”相称，自以为有权这样做。至于那些贪财的、吝啬的、放荡的、懒惰的人，他们到农村里来只是为了欺压、掠夺、吓唬农民，哪里还谈得上帮助农民或者树立良好的榜样呢？奥莉加回想起，去年冬天，当基里亚克被拉去用树条体罚时，两位老人的模样是多么可怜而屈辱啊！现在她很可怜所有这些人，为他们难过，所以她一边走，一边频频回头再看看那些小木屋。
送出三俄里，玛丽亚开始告别，随后她跪下来，不住地磕头，大声哭诉起来：“又剩下我孤零零一人了，我这苦命人啊，多么可怜、多么不幸啊……”
她就这样哭诉了很长时间，奥莉加和萨莎每一回头总能看到她跪在地上，双手抱住头，向着旁边的什么人不住地磕头。在她上空有几只白嘴鸦在盘旋。
太阳高高地升起，天气热起来。茹科沃村远远地落在后头了。走路让人舒畅，奥莉加和萨莎很快就忘了村子，忘了玛丽亚。她们高兴起来，四周的一切都引起她们的兴趣。有时出现一个土岗；有时出现一排电线杆，一根接一根不知伸向何方，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上，那上面的电线发出神秘的嗡嗡声；有时看到远处绿树丛中有个小村子，从那边飘来一股潮气和大麻的香味，不知怎么让人觉得，那里住着幸福的人们；有时在野地里孤零零地躺着一具马的白骨。云雀不停地婉转啼唱，鹌鹑的叫声此起彼伏，互相呼应，一只秧鸡断断续续发出急促的叫声，仿佛真有人在拉扯旧的铁门环一样。
中午时分，奥莉加和萨莎来到一个大村子。在一条宽阔的街上，她们遇见一个小老头，茹科夫将军的厨子。他感到热，他那汗淋淋的红秃顶在阳光下发亮。他同奥莉加都没有立即认出对方，随后都回过头来对视了一会儿，认出来后一句话没说，又各走各的路了。她们停在一座显得更阔气、更新的木屋前，奥莉加对着敞开的窗子深深地一鞠躬，用委婉的唱歌般的声调响亮地说：“正教徒啊，看在基督份儿上，给点施舍吧，求上帝保佑你们，保佑你们的双亲在天国安息。”
“正教徒啊，”萨莎也唱起来，“看在基督份儿上，给点施舍吧，求上帝保佑你们，保佑你们的双亲在天国……”
假面
某地社交俱乐部，出于为慈善事业募捐的目的，举办了一次假面舞会，或者用当地女士们的说法，就是化装舞会。
已是午夜十二点。几个没有跳舞、不戴假面的知识分子(他们一共五人)，围坐在阅览室里一张大桌旁，把鼻子和胡子藏到报纸里，在看报、打盹，而且，据京都报纸驻本地记者，一位颇有自由派倾向的先生的表述，在“思考”。
从大厅里传来卡德里尔舞曲“纺车”的乐声。在门外，不时有仆役跑过，响起嗵嗵的脚步声和杯盘的叮当声。阅览室里却十分安静。
“看来这里更舒服！”突然响起一个低沉而喑哑的声音，这声音更像是从炉子里发出来的，“都上这儿来！快点，朋友们！”
门敞开了，一个肩宽背厚的敦实的男人闯进阅览室，他穿着马车夫的号衣，一顶宽边帽上插着几根孔雀毛，脸上蒙着假面。在他身后跟进来两个戴假面的女人和一名端托盘的仆役。托盘上摆着一个盛满烈性甜酒的大肚玻璃瓶，三瓶红葡萄酒和几只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