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是个随心所欲的人。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她可以根据季节气候的变化，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尽享大自然的恩赐。春天到上海，夏天到青岛、北戴河，秋天在北京，冬天去广州、海南岛、杭州。
1970年冬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天气比较寒冷。11月11日晚上，江青做了一个梦，梦中她在海南岛，天气暖融融，到处鲜花盛开，遍地是又甜又脆的无子大西瓜，她吃了一块又一块。一觉醒来，她向护士讲述所做的梦，又叫我立即打电话请示毛主席，并报告周总理给她安排专机，要求当天下午就到海南岛。因为她外出时带的东西太多，工作人员准备不及，飞机也要检查，劝她多给一点准备的时间，明天再出发，可她执意下午必须到达海南岛。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打扰周总理，请总理说服她明天再去。
总理对她说：“我中午通知空军准备飞机，你下午就要走，连检查飞机的时间都没有，在飞机安全上没有把握。为了保证你的安全，还是明天动身的好。”江青听了总理的话以后，怕飞机出事故，有生命危险，也只好焦急地等待第二天。
第二天下午专机终于降临在和风徐徐，郁郁葱葱，鸟语花香的海南岛。江青一走下飞机，就躺在停机坪旁的草地上，面朝天空，闭着双眼，四肢张开，高兴地说：“北京的天气太冷，最近又下了一场大雪，在户外活动不方便，这里多好啊，我又复活了。”
1971年2月，她在广州休养，要穿一件小大衣，就叫跟随她一同到广州的吴法宪用空军的一架专机从北京运到广州。她住在广州的珠岛宾馆时，听到珠江航道上机械运输船航行时的马达声，就立即把吴法宪叫到她的住地，叫他通知广东省委，凡是机械船舶全部停航。她听到远处一家造船厂的敲打声，又唤吴法宪到她的住处，叫他通知广东省委，造船厂立即停止生产。
同年9月初，她住在北京时，非要在青岛时用过的一个卧榻，吴法宪叫空军派了一架大型运输机，从北京起飞到青岛把那个卧榻运了回来。
1971年的春季，有一天，江青叫我打电话给吴德，她说：“我工作太累了，需要转移转移精力，让吴德同志了解一下有什么花卉可以拍照？”吴德了解情况以后，给我回电话说：“我听说景山公园的牡丹有特色，据说还有稀有的墨牡丹，请江青同志到那个公园活动活动。”我说：“可以，我报告江青同志以后，请她决定去与不去。”吴德问：“如果江青同志决定去的话，请谁去陪她呢？”我说：“请你定。”他说：“那就请万里同志去吧。他对北京的情况比较熟悉，他又是山东人。”我说：“可以，由你决定。不过，请你提醒万里同志一下，请他只跟着江青同志游览，尽量少说话，她不问什么话就不说话，言多必失。因为他不了解江青同志，还是谨慎一点好。”吴德说：“好，你提醒得好，很有必要，谢谢杨秘书。”
我把吴德的想法报告江青，她说：“好，那我就到景山公园去拍照。吴德同志不懂花卉，那不叫墨牡丹，那叫黑牡丹。你现在就先去看一看，你看了以后觉得那个公园不错，有可看的，有可拍照的，有可玩的，我再去。”我到了景山公园一看，果然不错，那里树木多，花草多，牡丹园面积大，花型大，鲜艳夺目，品种繁多，大约有四五十个品种，比如，二乔、赵粉、红云、豆绿、墨魁、乌龙捧盛、盛丹卢、状元红、蓝田玉、牡丹行、陇原壮士、五楼粉娇、大漠风云、娇妹、红楼藏娇、平分秋色、紫海银波、脂红、红海银波、和平蓝、素粉缕、小魏紫、昆山夜光、姚黄、首案红、飞燕红装、冰壶献玉、胜万金、丛中笑、公社红妆、银鳞碧珠、洛浦春莲、洒醉杨妃、塔云赛、朱砂垒、大金粉、罗春波、彩绘红珠女、玉兔、寿星红、璎珞珠宝等等。为了使江青听得清楚，看得明白，我把这些品种从每棵牡丹旁边竖着的品名标签上抄下来，回去给江青看。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打座机都不方便，同时也是出于保密，我跑回钓鱼台向江青报告了。江青说：“我累了，今天不去了，明天一早去，那时，牡丹花上、叶片上有露水，照出来好看，晶莹透明。你告诉吴德同志我明天去。”
第二天，江青兴致勃勃地到了景山公园，精心地拍照了很多张牡丹花彩照。拍照了牡丹，她又说：“我要爬爬山，活动活动筋骨。”她是从东边的台阶上爬的，爬了十几个台阶，一抬头就看到了明朝皇帝崇祯上吊自杀时的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旁边还有一块介绍牌子立在那儿。江青立刻大怒，就冲着陪同她的万里发了大火，她说：“这都是封建主义的东西，这个歪脖子树都死了，你们还留着它，像老祖宗一样供奉它，你们是不是想纪念崇祯啊？你们是要封资修的，还是要社会主义的？给我马上刨掉。”万里看她发那么大火气，没有说话。
江青从景山上下来，上了汽车还在唠叨：“这个万里，完全是孔孟的那一套，他是曲阜师范学校毕业的。”
那棵歪脖子树本来是历史的见证，已经保留了几百年，成了文物，可是江青一去，随便一说，说刨就刨了。江青的地位太高，权力太大，说一不二，吴德、万里他们拧不过她。那个时候的文物保护意识也比较差，更没有文物保护法，谁的官大，谁说了算。现在看来，刨掉那棵树太可惜了。
江青到景山公园游览以后的第四天，到香山公园去游览。那天的天气很好，江青的情绪也和天气一样晴朗，她的这种情绪是少有的。她进了东门以后，没有爬山，而是步行往北走，当走到一个水池旁边停了下来，抬头一看，看到水池南边凉亭的柱子上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明月林中照”，下联是“清泉石上流”，横批是“秋来”。她说：“这副对联很有诗意，小杨，你给我抄下来，回去交给我。”我说：“好，我抄下来。”说完，她继续朝东走，经过松林园，眼镜湖，奔向碧云寺。到了碧云寺，她的脸色就由晴转阴了。她在碧云寺遇到了四个问题，惹得她不愉快，发了大脾气。
一是，江青看到罗汉堂的大门两侧贴有两条毛主席的语录。她发脾气说：“怎么把毛主席语录挂在封建主义的建筑物上，与封建主义的展品放在一起，这很不协调嘛，立即给我摘下来。”她对北京市陪同她的万里说：“你怎么搞的嘛！”万里对公园的领导人说：“立即摘下来。”
二是，江青一进休息室看到墙上挂着一张毛主席的像，火气就更大了。她发脾气说：“北京市委是共产党的市委还是国民党的市委？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挂毛主席的像？告诉万里立即把毛主席的像摘下来！”
三是，江青看到孙中山的水晶棺和他用过的东西以及展览物品，就命令万里，把这些东西统统搬走。万里为难地说：“搬到哪儿去呢？”江青说：“送到南京中山陵去。”对万里又发了一通脾气。回去后，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江青质问列席会议的吴德说：“你们北京市委是共产党的市委还是国民党的市委？为什么碧云寺还展览孙中山的东西？我限你明天就搬走。”没有办法，会后吴德与万里商量，先把这些东西搬走，找个地方存起来。为了避免不良影响，对统战工作造成不好的后果，也为了保护碧云寺，以内部装修为名，暂停开放。
四是，江青转到一个小卖部，那儿有一位男售货员，其年龄只有十七八岁。她进去看了一看，那个小男孩没有见过中央领导人，被吓愣了。江青指着一把小扇子说：“拿给我看看。”那个小男孩被吓得不但不给她拿，还往后退了几步。江青大声说：“你拿给我看看。”他又退了一步。这时江青火儿了：“我来看东西你还这样，要是工农兵你还不知道怎样对待他们呢？你还在这儿搞服务，给我滚蛋！”小孩儿吓得哆嗦起来，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江青见此情景，不但不表示同情，还在喊：“万里，这种人不能留，叫他滚！这里能吃的东西我都包了，我请你们吃。”说完，拂袖而去。当时，我小声对万里说：“这位小同志没有见过江青这样的大人物，吓坏了，他没有任何错误，你千万不要处理他。”我回到钓鱼台以后还是不放心，又给吴德打电话，把情况跟他说了说。我说：“你们千万别处理那个小孩儿，他什么毛病都没有，就是害怕，没有见过这个场面。”吴德问：“江青同志再到碧云寺怎么办？”我说：“我会通知你的，叫那个小孩儿暂时躲避一下就行了，请不要搞得太紧张，伤害一个无辜的小同志。”吴德说：“好，听杨秘书的。”
1971年上半年，她心血来潮，要在钓鱼台试种茶树。她说种植茶树，一是采茶为了消遣、修身养性；二是采了茶可供中南海、大会堂、钓鱼台和京西宾馆。她说：“中央领导人经常活动的这四个地方，喝茶的问题我全包了。”
于是，她命令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派了四架大型运输机，从浙江的杭州运来了品种上好的茶树，还从浙江调来四名茶农精心管理，冬天为茶树搭上席棚，以防冻死。由于北方的气温低，湿度小，不适宜茶树的生长，不到一年，那些名贵的茶树就枯萎了，她又叫空军用飞机把茶树运回杭州。
中南海游泳池，只要她说去游泳，每天都用煤气锅炉加温。因为不知道她什么时间去，不去也不能停止加温。有时连续加温很久了，她也不去一次。
有一次，游泳池的水温连续加温一个多月了，她也不说去玩，我就壮了胆子问她：“你不是说要到中南海游泳吗？你什么时间去？他们已经准备一个多月了，你如果不去了，就通知他们停止加温。”
她听了以后很不高兴地说：“我去不去，由我自己决定，关你什么事。你一个小芝麻粒的干部，竟敢干涉我的生活，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我听后很是生气，但也不敢再解释什么了。
1971年2月，江青到海南岛，嫌从元帅府到鹿回头的路途远，提出另修一条较近的路。当地驻军便为她修了一条过山公路。因为江青住在附近，施工时不准有任何响声，开山时不能用炸药。干部、战士就采用火烧、水激的办法将石头激裂，费尽心机。
江青每次外出，除了带很多工作人员供她使唤外，还带上大量物品供她享用。其中有专用马桶一座，大小毛巾一百多条，电影片十来部，书籍八九箱，等等。就是到北京的远郊十三陵、八达岭，也要坐专列，带上马匹、轿车等。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叫巡抚出朝，地动山摇。”
1971年7月29日，她想去青岛玩儿，叫我和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邬吉成去打前站。我们已经买好了火车票准备出发。她非叫我们把火车票退掉，派了一列专列，叫我们给她蹚蹚路，看坐火车有什么危险。专列从北京出发，一路畅行无阻。中途经过山东济南时，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亲自到车站迎接，并向我们交代注意事项和对江青接待服务的计划，可谓兴师动众。铁路沿线的保卫部门和沿途部队不知道专列上坐的是什么大人物，各个车站和路口都有部队和便衣公安人员把守。她去青岛心切，把空专列放回北京，又叫空军派了一架专机把我们二人从青岛接回北京。
1969年6月，她在上海玩了二十多天，感到腻烦了，想到杭州、南京去玩，下令从北京调去专列。专列开到上海以后，她又不想去杭州、南京了，又将空车放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