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人类社会本身只是宇宙自然演化的一个环节，是地球40多亿年演化的结果之一。相对于地球上整个生命体的进化历史来说，’现代人类的起源是比较晚近的事情，而人类文明的历史一般认为是几千年，也不到一万年，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大家通常认为的是“上下五千年”。有人把地球的生命史的长度比喻为一百年，那么，人类生存的历史只有一个月，而文明历史只有七八个小时。人类的确还是对万事万物知之不多的婴幼儿，特别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与自然环境还处在调适的过程之中。人类“顺应自然”或“征服自然”以及“利用自然”的调节机制尚未进入最佳的状态，还有很多盲区，人类无法认知。被动地、消极地服从自然，是浪费宝贵的自然赐予，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过度地以征服心态对待自然，则迟早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问题是不同区域的族群怎样切实把握顺应自然与利用自然的幅度。普通民众、政府官员、资源开发商等等不同阶层的人士，往往有不同的对人与自然调适关系的认知模式，对自然法则有不同的认知程度，他们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直接调适者。老百姓要生存，官员要政绩，商人要利润，人类学者有何作为呢？常常是无能为力，空谈“天人合一”的人文理想。1999年在前往巴马瑶族自治县的路上，看见有人烧山开荒，后来打听到是为了安置异地移民。漓江源头“猫儿山自然保护区”因为水源林被砍伐，两次被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曝光，但是，2003年我们去调查的时候，虽然那些木材厂停工了，但是，还有人从保护区核心区砍竹子，他们说是有广东老板来收购。
人们常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但是，有些地方生态环境恶化，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对此，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国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也有一些研究者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生态智慧和自然崇拜等民间信仰之中，吸收思想源泉。这些都是重构天人关系的重要环节。人类碰到困境，往往要回过头来在历史的深处寻找答案。但是，传统文化有多少约束力？需要做恰如其分的评估。对之漠然不顾，或者期待过高，都不切实际。更重要的是要站在当下的场景中思考问题，了解各个区域族群对天人关系问题的认知程度和调节机制，然后再追溯过去，展望未来，把握现在。
徐：除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外，人类学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族群之间的关系。增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达到和谐共处的目的。你曾经探讨过壮汉族群“多重的认同。共赢的汇融”的互动模式，面对国内外复杂的民族或国家关系现状，这种模式是不是有理想化的成分？
覃：确实不排除有理想化的因素。但是，壮汉民族关系总体上比较和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文化认同的边界比较模糊，这是两千多年从冲突到和解过程的逻辑结果，“壮汉族群共赢互动模式”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如前所述，相对于地球上的生命史来说，人类文明史还是相当短暂的，人类没有学会很好地处理天人关系，更没有学会如何处理更为复杂的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学会宽容地欣赏他人的优点，更没有在人类学主位客位视野的转换中，深层次地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矛盾冲突由此绵绵永无绝期。这是人类的悲哀，换一个角度看，却是人类学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面对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对立和冲突，亨廷顿有发言权，人类学家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仅仅批评别人有失偏颇是不够的。面对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文化误读，人类学家也可以为消除各种误解，作出自己的努力。记得著名歌星费翔在20世纪80年代从台湾向大陆发展，他的朋友们很为他担心，认为那是“水深火热”的地方，他到内地后发现恰恰相反，是大陆人把台湾看做是“水深火热”的地方，这种“文化误读’，直接影响到祖国的统一大业。“大国心态”和“岛民心态”的调和过程，是海峡两岸关系的症结之一，这正是当今人类学可以展示魅力的广阔舞台。需要有人像二战时期的本尼迪克特和米德那样，为解决国家和军队面临的重大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
促使人类学焕发新生活力，需要深入田野做微观民族志研究，但不要成为“井底之蛙”。“自下而上”的思考路径是人类学的优良传统，但是，要有向上延伸的理论空间拓宽的过程。
当然，人类学的贡献是有一定限度的，能否有所贡献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问题在于人类学研究者，是否努力过了。人类学可以做的事情是为人们提供更广阔的思辨平台，拓展视界，引发文化自觉。人类学家确实可以成为消除文化隔膜的高手，但是也不必过于乐观。人类的历史一再证明强权就是公理，至今世界各地依然充满了残酷的恃强凌弱，吞并掠夺，厮杀蹂躏。文明的个人学会谈吐优雅、举止大方、彬彬有礼、风度翩翩；但是，民族和国家还没有学会韬光养晦、谦和礼让、涵养高深。现代人类觉得骂街打架、盗窃抢劫，是难以容忍的事情，而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结，却使人认为征服另一个民族国家，掠夺其资源，推翻其政府，则是理所当然的，那些征服者还可以成为“民族英雄”。
徐：你说得有一定道理，我们还是回到你具体的实践当中。在这几年的调查和研究里面，你怎样体现上述思路？你的毕业论文是否与此有关？
覃：说来话长。尽管毕业论文和其他论文写作考虑的问题有所不同，但和上述思路多多少少有一些关联。我的毕业论文是《民生与民心——华南紫村族群的生存境况与精神世界》，其中的基本观点体现在《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所刊发的《关注民生，体认民心——华南紫村族群生存境况与精神世界的人类学考察》这篇论文中。
一个人在大学时代所受的影响有时是挥之不去的。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当中，我读了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著作，还有关于他的一些传记也比较喜欢看。梁漱溟一生，一身正气，宁折不弯；两袖清风，诲人不倦。他的这种精神令人肃然起敬。我的博士论文内容与梁先生的文化研究没有多大关系，但是，论文题目是从他的《人心与人生》点化而来，我把“民生”与“民心”置换他的“人心”和“人生”，用“民生”指称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生存境况，用“民心”指代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将“民生”当作决定“民心”的基础。目的是将中国人类学研究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相对接，实现西方人类学、中国人类学和中国传统学术智慧的合流、汇融与超升。通过吸纳五千年中国文化精髓，摆脱西方话语霸权，走出“西方与本土”、“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全球化与民族化”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困境，倡导人类学研究者深刻体认当代中国各区域族群的生存境况与精神世界，切实地迈向人民，积极参与改善民生、提升民心的宏伟大业，通过促进社会发展、文化繁荣、人民幸福，实现人类学应有的价值。我的导师黄淑娉教授为指导这篇论文付出了大量心血。她在需要注意斟酌和修改的地方粘贴许多小纸片，前辈学者一丝不苟的精神，对我是莫大的鞭策，我始终珍藏着有纪念意义的论文原稿，主要是因为上面留下扎实严谨治学作风的印痕。毕业论文至今仍不时抽暇修改。每次阅读这篇论文，我最大的感受是知道什么叫“眼高手低”，还有很多有待深入探究的地方。
后来的调查研究和指导研究生毕业论文写作，就尽量避免“贪高求大”。譬如，1999年以来对漓江流域族群文化的研究，强化了研究的实证性，以村落调查或者专题性研究作为切入点。漓江流域的人类学研究主要由几位硕士研究生具体实施，选择了漓江边上几个村落或社区开展调查。阳朔西街作为闻名遐迩的洋人街，主要通过跨国婚姻的调查，了解东西文明的汇聚与碰撞。兴坪渔村是孙中山和克林顿两位总统莅临过的小村庄，主要调查该村的文化底蕴和名人效应引发的旅游业的兴起情况。福利镇则是作为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汇处，而显得颇有研究价值。这里的居民把妈祖称为“婆婆”，将《左传·郑伯克段于鄢》里的颍考叔称为“公公”，并排立庙祭祀，每年农历“五月八”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意味深长。高田镇壮族人口占50％以上，壮语、桂柳方言、客家话、平话在这里交相杂存，旅游开发又使一些人学会说英语，多种语言的传承标志着多元文化的交融。
徐：审美人类学是你和几位同事近几年比较热心研究的领域，可否谈谈这方面研究的来龙去脉？
覃：其实，在国内外早已有人从事与审美人类学（AestheticAnthropology）相关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们中文系的美学、文艺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研究者在美学博士王杰教授带领下，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对此作了一些新的阐发，使之更加明晰化、系统化。
中外美学研究领域对人类学材料的引用以及对人类学学术旨趣的认同，早已形成一种学术传统，而中外人类学领域历来注重调查对象的娱乐习俗、审美创造以及实现精神愉悦的方式和途径。中外美学史和人类学史上彼此之间在材料和研究方向的相互采借和相互交融，构成审美人类学深厚的学术渊源。美学研究历来同人类学研究具有颇多契合之处，两门学科彼此共同关注的议题比比皆是，审美人类学是不自觉的客观事实存在。
美学作为一门“感性之学”，始终关注不同民族各异其趣的“感性显现”方式，维柯的《新科学》、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等一系列的美学著作，包含着丰富的不同民族的审美文化材料以及人类学的审思方式。自从人类社会诞生的时刻开始，不同区域中的远古人类就开始了不自觉的审美创造，现存的大量岩画、崖壁画、骨器、玉器、青铜器，成为现代人类心目中珍贵的审美对象，源于自古以来它们就是与古代族群社会生活水乳交融的美的载体。审美创造与人类文化形影相随，审美习俗与人文世界水乳交融，审美体验同人类社会演进历程相始终。在人类学学科发展史上，审美习俗研究的学术脉络从未间断。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深入观察调查地不同人群的社会生活，广泛收罗当地人的物质生活、社会组织和精神文化各层面的研究资料，有意识无意识地积累了大量的同人们的社会生活融为一体的审美素材。被誉为“现代人类学之父”的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的《原始艺术》及其弟子罗伯特·路威的《文明与野蛮》充分肯定原始民族的语言天赋和表现在绘画、雕刻、音乐等方面的出类拔萃的创造才能，借助现代美学理论对此进行新的阐发，成为审美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费孝通先生的道德文章对中国人类学的影响可谓至深至远，他的“志在富民”的情怀，令人敬仰；他的深入浅出的文风，堪称楷模。近年来费孝通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共处原则，增强了我们促进人类学与美学的深度汇融的信心。费先生还注意到人们富裕之后，转向追求生活品位和文化层次的提高，艺术需求与精神生活向更高层次转化的问题，他说：“我认为文化的高层次应该是艺术的层次，这是我对生活的一种感悟，但再进一步我就说不出来了，因为我自己在这方面的感觉也还没达到很深的程度。我所致力的还只是要帮助老百姓吃饱穿暖，不要让他们饥了寒了，这一点我可以体会得到。但再高一层次的要求，也就是美好的生活，这是高层次的超过一般的物质生活，也是人类今后前进的方向，我就说不清楚了。但我能感觉得到，所以要把它讲出来，而且把它抓住，尽力推动人类的文化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也就是向艺术的境界发展”（《民族艺术》1999年第4期）。
这里面蕴涵着深邃的美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内涵，需要美学研究者和人类学研究者给予进一步的阐扬。
中国人类学因为历经冲击而导致学科建设明显滞后，学科理论积累相当薄弱，学科规范尚未建立，演进历程缺环需要予以弥补，以独特的学科优势，力所能及地推进社会的和谐、文化的提升、民族的兴旺、民生的幸福、民心的愉悦，有所作为，做出应有的贡献，学科地位方可确定，才能寻见广阔的生存空间。然而，人类学的参与意识，并不意味着放弃学术立场，而恰恰相反，更需秉持冷静思维和理性精神，以科学意识和民间视角，补正经济至上、进步理念、繁荣梦想等价值取向造成的人的失落、美的缺失、生态的失衡、人心的迷茫，促进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社会人文化，人文社会化，由追求物的富足，转向追求精神的充实、心灵的安顿和人生境界的升华。人类学和美学在这里找到了共同的旨趣，以及实现汇融整合的共同深厚根基。
到2002年，审美人类学研究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有了相对统一的认识。
首先，将审美人类学定位为由美学和人类学两门学科相整合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新兴交叉学科。所以，审美人类学是美学和人类学学科发展历史的逻辑延伸，因此，不只是属于美学或人类学，不宜简单地将之定位为美学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正像两个物种杂交，尽管与原来的物种有渊源关系，但是，遗传基因的重新组合，衍生出新的形与质。在这一点上看，审美人类学具有“超”学科的性质。
其次，立足于本土文化原初传统的价值取向。现阶段美学和人类学研究者所依托的学术资源和研究路数主要包括：国外美学和人类学理论评价、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现代阐发、专题性的学术思辨和理论探讨。审美人类学也关注这些研究方向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但更强调中国本土原初传统所蕴涵的理论价值，主张通过对区域民族审美文化习俗的实地调查，提升理论新质。
第三，强调学术研究与实践精神的辩证统一。马克思认为，理论的作用，不仅仅是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这个世界。相对于学院式的纯理论探索而言，审美人类学注重介入现代文化建设和人文重建，强化文化产业开发的理性意识；相对于应用美学和应用人类学研究而言，审美人类学秉持学术思考的独立性，同现实生活中的资源开发与商业运作，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此促进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和谐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