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与一些留学归国的同事有所不同的是，指导我的导师并不是大师。记得我到系里报到，秘书让我找RichardTapper博士学习，他是博士预备阶段所有研究生的导师，是研究中东的专家。系里当时最有名的，应算是DavidParkin教授，他是研究非洲的，提出新结构主义的许多论点，特别是在语义人类学方面有建树。结构人类学侧重句法，而Parkin教授提出要研究语义，就是针对某些关键词展开比较文化研究，编过涉及“罪过”概念的一本有名论著。后来，前些年，他去了牛津大学，任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曾长期任英联邦社会人类学会会长。选导师时，我先是选了他，他对中国也有兴趣，我从他那里得到不少帮助。Parkin老师对中国的事物所知甚少，只是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来开过会。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我们举办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他来讲演过。我的学生去接他，他说“啊，你们是我的孙子！因为你们的老师是我的学生王铭铭。”他认为在社会伦理方面中国跟非洲有相通之处——算辈分。在伦敦学习期间，我对他的研究方式颇感兴趣。我也计划跟随他做一点文化的语义分析，当时写了篇涉及“幸福观念”的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后来中文版在我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一书中发表。这篇文章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我当时写那篇文章，意图是想从村落中的中国人对于“福”的理解人手，反观主流的现代西方实利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类观念。Parkin老师觉得蛮好，到了我完成田野工作回英国写博士论文时，Parkin还是给了我一点指导。可是那时我的研究题目已经变了，变成了对仪式和社会空间的研究，我论文的第一稿由他审阅过，读后他说，“这不是人类学！是百科全书！”从事非洲研究的人类学家大多认为人类学主要研究村子，对我博士论文做的城市仪式和历史人类学研究不习惯。他要求我换个方式，我最后还是听了他的。在写论文的过程中，系里劝我找中国学专家来指导。系里有两个中国学专家，分别是ElizebethCroll和StaurtThompson，水平都不错，系里就征求他们和我双方的意见，让他们来指导我的论文。我的两位导师中，StuartThompson特别尽心，书教得特别好，我回国后听说他任了我们学院的总考官。他研究中国，田野工作是在台湾做的，阅读面也特别广，他也做了几篇论文，就是性子比较慢，文章写得太少。跟这样一个不太知名的老师，有好处，他特别细致，也有更多时间来帮我修改论文。我写论文的那年，他每章都要细读，读后批改得很认真。Thompson老师的工作特别认真，阅读面广，对一些前沿思想跟随得很快，经常告诉我又出什么新书了。他收入不高，但花了大量金钱买书，是位好老师。在学习期间，老在东方非洲学院主持“伦敦中国讲座”的王斯福教授，也与我形成了相当亲近的关系，他写的一些关于汉人民间宗教的著述，对我的影响很大。在英国学习的情况，我两年前在《无处非中》（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写到一点，写得很片面，主要切入点是我对费孝通先生与伦敦经济学院之间关系的一点认识。我的观感，里面也谈到了一些。英国学风的特点大家是知道的，那里的学者特别注重掌握扎实的社会分析和调查的方法，比较务实。那里的人类学要求我们接触具体的人，分析具体的人的社会地位和活动，在这个基础上去解释当地社会和文化，不像美国人类学那么理论化。我们可以将英国人类学的基本特征形容为“经验主义”（empiricism），这种特殊的经验主义传统有它的优点，在理论思考方面也有它的有限性。经验主义把人框死在实际生活的观察里，使你不能像欧陆或美国的人类学家那么超脱。不过，在这个传统中，也训练出了包括费孝通、中根千枝等等在内的优秀人类学家。费孝通在谈到英国人类学训练时给予特别赞赏，我对此深有同感。而且，不同的还有，英国的人类学不像美国人类学那样设四大分科，主要教授和研究社会人类学，这个传统是欧洲的。在欧洲，文明史悠久，考古学必然有自己独立的传承。在美国，学者进入的世界整个都是印第安人的，无论研究什么，都与人类学有关，这样便形成了“兼容并蓄”的人类学传统。相对来说，英国人类学范围比较狭隘，但这样也有它的好处，对我们中国的学科建设也是有参考价值的。我们中国与欧洲比较接近，文明史悠久，研究文物、语言等等，都有传统。人类学怎样办出自己的特色？我看欧洲经验还是可以参考的。
徐：就是说中国与欧洲更接近？
王：当下中国人类学机构大多是沿着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脉络来发展的，这个脉络，也是美国人类学的主流，但不是它本科教学方式。美国人类学教学和研究是有所区分的，它的教学要求学生把握四大分科（体质、语言、社会、考古）。学生的研究，可以是多元的，做社会人类学方面的，训练与英国相近。在英国、法国则不同，欧洲的人类学训练注重社会人类学，要求学生在学习社会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去从事民族志工作，专业方向分亲属制度研究、政治制度研究、经济制度研究及宗教制度研究四个领域，也可以延伸到一些应用领域，如医疗、环境、都市等等。美国人类学家认为，英国人类学家将“文化”分为几个部分来研究是错误的，因为“文化”是个整体。但是，英国人类学家则主张这种专业化的经验主义训练方式。并且，传统上，英国人类学更注重海外研究，英国国家小，原来曾是帝国，对了解世界的欲望很强烈，人类学就是“国际学”，这点美国人类学在“二战’，之后，也有类似发展。传统上，英国人类学的“国际学色彩”，与我们中国的人类学形成反差，我们的人类学还是中国学。这点我觉得有些遗憾。
徐：你讲的这个对我们很有启发。英国和美国这两大不同的人类学传统，我们的同学们将来选择的时候也是会有所考虑的。现在的强势好像在美国，它的发言权比较多一点，特别是美国的四大块，但是中国人类学比较像英国人类学。你说英国人类学是“国际学”，中国人类学是中国学，中国人类学到国外做田野的很少。对这一点，现在我们也有意识了。我们的学生中外语比较好的，比如我们学泰语的学生，现在已派到泰国去做田野。而据说广州那边的人类学系将来要把东南亚这一块涵盖进去。它也需要准备人才，语言方面很重要，我觉得你这个讲得非常有意思。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和大家谈谈，那就是。你在英国所受的博士训练和你在中国所受的硕士训练，你觉得哪些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王：我读硕士研究生时，中国人类学学科还在重建，20世纪80年代提倡人类学的导师们，基本上是所谓“南派人类学”的传人。“北派”则涉及不多，主要在社会学中谈，在人类学中谈得不多。我受到当时的学科建设运动的熏陶，影响是深刻的，但我们读的书却相当有限。在少数读过的人类学书籍中，受到我们崇拜的有台湾李亦园先生所写的一些论著，以及他主编的诸如《文化人类学选读》（台湾食货1981年版）这样的教学参考资料，都是我们特别爱看的东西。乔健先生后有接触，但对他的著述，我们当时了解得少些。除此之外，我们也读到一些英文的人类学论著，特别是教材。我当时对心理人类学有兴趣，读了米德、本尼迪克特、卡丁纳的书，有关这方面还发表过札记，很初步，很粗糙，但是一种努力。我们到硕士期间，专业方向属于中国民族史，这个方向，厦门大学有硕士点，人类学硕士，则要去中山大学答辩，我考的是“中国民族史”。因为老师正在推崇人类学，所以鼓励我们多读人类学书。在学的那两年，我们主要上的课还是民族史，这些课有的本科时就上过了。我曾对古越族的历史有兴趣，学得很认真，但后来全都忘光了。
1987年10月，我到伦敦大学报到，跟老师接触后，发觉自己所学的已不被承认为人类学。英国的民族中心主义比较严重，它有自己的一套，总以为别人的东西不妥。我在厦门大学，在课堂上最仔细读的就是摩尔根的书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些书，也算是西学之作，曾对英美人类学有很大影响。但到了我去读博士的时候，已经被作为历史淡忘了。我课堂发言时，不小心提到它们，老师和同学都会露出讥笑的表情，而老师总是说，这些都已经过时，你不要再看了，也不要再谈了。直到第一年学习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对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评论，作为作业，文章用到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老师读后，叫我去办公室，对我说，你这文章有独创，给了A，而且建议今后修改发表。也许我的作业已表明，本来这些东西之间是有历史关联的，特别是关于国族问题，马克思曾经用阶级理论对之加以批判，而列宁对民族主义的新鲜论述，则可以说是一种“后殖民主义”。但是，时过境迁，人类学家在谈这些问题时，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不去谈对我们来说相对熟悉的理论。不过，从我那篇作业得到好评这件事来看，英国老师还是很开明的，只要你把自己的观点论证清楚，他们就会接受。我在英国7年多吧，此前在中国所学的东西在那7年里，是被压抑的。因为我想，要在英国拿学位，就要使自己的论文符合英国人类学的规矩，要是还照原来那套东西去做的话，学位就不保了。我对这个实际问题是有清醒认识的，但是，我的博士论文写作经历还是很波折。做完田野调查之后，我回到英国，写出论文第一稿，交给老师DavidParkin。没过几天，他召见我，要我重写，然后，他拿出自己的一本书来，解释说，人类学的文本必须是个案研究，不要什么都涉及，意思就是说要“以偏概全”。我的民族志调查工作是在泉州做的，受到当地丰富的历史文献的影响，不可能没有历史感。但是，自己写得很笨拙，没有把方志学和民族志之间的关系梳理出来，就随便写论文，挨骂应该。我后来也采纳这个意见，重新写了论文，经过几次修改才答辩。这个经历，对我是有影响的。刚回国时，我就感到中国人类学要往前走，要国际化，要接轨，要切切实实从经验主义的田野工作方法来补课。所以，我当时写了不少介绍性的东西，都属于是讲座前的笔录，主要针对的便是民族志方法。但是，人是一种复杂的、思维漂移的动物，他会变化。我就是这样。经过一两年教学，我在国内继续接触西方论著，认识更多西方学者，特别是在参与人类学的五届高级研讨班过程中，请来不少外国人类学家。在中国与海外接触多了，写海外的理论也多了，接着我突然意识到这有问题：我们的人类学到底哪里去了？我曾在《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当时的感觉没那么强烈。这个问题实际可以换个个人化的说法：我原来在国内所学怎么办？这些年，我觉得英国人类学和中国人类学各有特长，而中国人类学的地区差异也很大，不同地区也各有特长。众多的人类学种类怎样互相配合？怎样相互启发？是我今天关注的问题。几年前情况不同，我更关注学科的规范化建设。我最早投稿到《中国社会科学》的一篇文章，注解奇多无比，当时编辑还不习惯看到这种西式的参考文献注释方式，硬要我将其中的大部分删除，剩下零星几条。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倡导中国社会科学规范化的讨论，我也积极参加，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主张中国人类学必须是有一定“语言规范”。这种主张这些年来看多了，大多数学者都已接受，杂志也改头换面了，到处可以看到“匿名评审”这四个字。我这个人有点“反时髦”。在规范谈得太多的今天，我的另一种感受就扩张了，我是越走越觉得中国传统的人文学有其自身的特点，而且社会科学的规范大抵是英美派的，我走欧陆也多了点，读的书也多了点，发现欧陆传统也有自身特点，跟中国的人文学传统比较相近。问题牵涉到学术的帝国主义和学术的地方主义之间的矛盾。学术上也有本土主义啊，这种观点认为我们的学术可以跟外国的学术完全不同。学术上也有帝国主义啊，认为你如果跟我不同，我就要把你灭了。怎么处理二者之间关系？
徐：我很赞成你刚才讲的观点。你曾是我的班主任，我到北大参加的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是二年级才去的，一年级我最后两天才去。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你当了我四年的班主任。我当时对你所讲的东西感到高深莫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英国的传统，英国的那些概念和规范接触得很少，而你呢。从英国学了7年回来，你当然有大量的资料，大量的东西在你的脑袋里。你的文章也好，发言也好，对我们（当时不仅是我一个人而且是相当一部分人）很陌生，一个很直接的感受就是“不懂”。当时你的文章也是读不懂，你的文章一出来就是3万字、4万字。你一定很记得，有一篇稿子给我，叫做“超越文化局限，建构中国社会科学”，那篇稿子就将近4万字。我是反复读了多少遍以后，只读懂了前面的序言5千字。所以我后来在杂志上给你发的也是发了那5千字，后面我没有发，这正好说明了什么？正好说明了中国的人类学学术传统和英国的传统有很大的差距。我觉得这几年来，你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你的东西一出来，只要我们能买到的，能够看到的，包括你在《读书》杂志上发的。《文汇报》上发的、《光明日报》上的，还有其他的，同学们和我自己都是很关注的。我觉得你现在所写的东西，所表达出来的东西，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折，一个变化，就是我们读得懂你了，不仅读得懂，而且很有味道。举你写的那本书《人类学是什么？》，此书的前面一部分，我觉得你把人类学发展史上发生的进化论、功能派这些讲得非常生动，很容易理解。而且对我们今天来认识这两个学派对人类学的地位和作用可以更深入一些。这个转折就正式说明了你对两个学术传统，把东西方人类学的学术体系融合在其中了。我以为你可能起到了这种融合作用。我不知道你自己怎么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