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张应强博士访谈录
徐杰舜
徐杰舜（以下简称徐）：张应强博士。我很早就想采访你了。如今2004年在银川有幸得到这么一次机会。我曾和周大鸣老师讨论过中国人类学流派的特点。我就想。张应强很可能是继承了“南派”，所以成了这么一位温良恭俭的君子。后来我也一直关注着你，最近看你出了一本书。图文并茂，我就想，啊。张应强终于出来了！我也听周大鸣老师几次讲，以后想叫张应强来挑点重担。这次在银川，我本来请周老师来讲中山大学的人类学系学科建设。他因事不能来了。但他马上说，请张应强老师来吧。我说，好啊！我不知道原来你已经去西藏民族学院支教去了。这次有幸能在银川长相忆宾馆见面。你为这次会议做了很多工作，昨天你作为观察员发表的评论很精彩。所以就有更多人注意到你了，我想先请你介绍一下你的背景。
张应强（以下简称张）：我老家是贵州黔东南剑河县，苗族。但我出生在黔西北，因为我父母在这边工作，后来就在这边念书。1983年我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念书，中山大学毕业之后，1987年去中南民族学院念硕士，有5年待在那里。1992年9月我从中南民族学院调回中山大学。
徐：那你毕业后在中南民族学院留了两年？
张：是啊，其中一年是到湖南芷江去锻炼。没有那个锻炼，也许我不会想到要走。因为当时导师、系里面、所里面的领导一直还是比较关照我的，也对我有很多的期望。但是我还是走了，当时中山大学也正好比较缺老师，算是个机遇吧。
徐：那这个机遇就很好了。那时候是谁当系主任？
张：当时是黄淑娉老师。1993年顾定国他们过来，做都市人类学比较研究。那时开始，算是在做一些调查研究。后来很多年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也曾经考过我们系的在职博士，但没有考上；隔了两年，考上了中山大学历史系，跟陈春声、刘志伟两位老师读博士。
徐：哦。你这个学科结构很好。
张：这跟当时自己的一些思考有关系，可能也是慢慢地长大一点了吧。在做都市人类学研究的时候，给我最大的一个启发是，在珠江三角洲做调查的时候，我感觉到最后使不上劲，不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里；若干年之后我才领悟到，其实可能是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历史情况、背景了解得比较少，这样你就很难说清楚它现在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了。现在回过头想一想，我是很偶然也是很必然地走向历史学去——主要是明清这一段。因为明清这一段，往后一拉吧，就到我们做田野这一块，其实是个很自然的过程。从1998年开始，到2003年，一共5年，因为工作的缘故，我觉得读得很辛苦。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完全没有历史学的背景，不懂得怎样去处理史料，但是慢慢地进入，有过很多欣喜，也有很多痛苦吧。
徐：既然你是陈教授的博士生，那我想请你谈谈你师从陈教授的学习感受。
张：我们几个师兄弟实际上都是陈春声老师、刘志伟老师他们两位和后来的程美宝老师的门生。他们都爱开玩笑，都有一个大的观念，我猜是从科大卫那里传过来的：学生嘛，进来第一年是师生，第二年就是朋友啦；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应该去关注那个问题，而不是注重太多的烦琐的礼仪。所以他们都很容易接近。连着几年，每年夏天，我们都有一次参加田野工作坊的机会，江西啊、广东啊、海南啊，还有去过一次韩江流域——从梅州开始一路转过去最后到潮州。这些田野工作，我觉得对我自己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参加的基本上是两拨人，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们经常会有“吵架”的事，在里边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未必是要去争论你“是”还是我“是”的问题，而是我从我的角度看到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你必须要正视我看到的这些东西。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徐：你讲的田野工作方法我很感兴趣，就是2001年。即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成立那一年的6月底到7月初。你们组织了田野工作坊，然后回到中山大学开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的那次。你能不能谈谈关于你们这个田野工作坊相关的情况？
张：我们一般去不同的地方，都有当地的学者陪同和指导，因为他们对当地的情况比较了解，能够提供一些最基本的材料，不管是文献也好，还是一些相关的讨论的资料也好。带上这些资料下去之后，对于我们这些有学生身份的人来说，当然应该先看一看，因为下去的时间不是太久，不像人类学做田野，蹲在一个地方很长时间。基本上就是一路走，一路看，白天去看，晚上讨论，比现在我们开会还要辛苦。白天在车上的时间，大家不能打瞌睡，因为看东西必须是高度紧张的，你才可以看到东西，这有一个压力是你晚上必须说点什么。所以，一方面是你看到的东西，一方面是你的材料，一方面是你要说的东西，哪怕只是一点感觉。最后，就是导师们表达他们的观点。到最后，到11点或是更晚一点之后是比较自由的、真正比较放得开的讨论和聊天。
徐：你参加过他们这样的几次田野工作？
张：应该至少有三次吧。
徐：那这些经历对你的学术感悟力提高有什么帮助吗？
张：有很大的帮助。这个学者群吧，就是我们老师和他们一帮朋友，包括香港的蔡志祥、张兆和、廖迪生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就是我们拿到的资料文献，不管是官修的文献还是民间的文献，这些文献只有在田野里进行解读；换一句话说，他们觉得，我们应该是在田野里读通这些“古籍”。
徐：这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理念。
张：我觉得是，这是华南历史研究的一种主张，一种研究取向。
徐：那现在这方面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不断地发表出来了。
张：应该还会有一系列的作品出来。我自己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自己的博士论文修改出来。
徐：既然如此，你就谈谈你博士论文的写作情况吧。
张：我做的是清水江流域，或者说清水江的木材，就是清代以来的木材贸易和区域社会变迁的问题。其实，还是想要照顾到下面这几个情况：第一，我要拿的博士学位是历史学学位，因此我的博士论文应该是历史学方面的文章；第二，我是学人类学的，我还得努力地把这篇文章往人类学这边拉一拉，我自己的人类学的经历，对这篇文章应有一点帮助。所以文章里面也有一些我做的田野调查。清水江是沅水的上游，这片地方在清代雍正的时候开辟新疆时，才被真正纳入国家的体系里去。我自己感觉，在研究逐步展开之后，有很多问题还是模糊的；只是现在我感觉就是，清水江流域的木材流动，可能是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或者说都市化的发展过程是相通的。木材这种东西，在传统时期是很重要的建筑材料，我不知道跟造船有没有关系，但是跟建房子是很有关系的。这个小小的清水江流域，它的木材通过长江水系的航运网络，后来成为一种很重要的商品，常德就是一个很大的集散地。
徐：它从贵州到湖南？
张：对，一路下去，沅水之后就出洞庭湖口，甚至直达长江三角洲地区。我小时候也听到过一些放排的故事。我的伯父、父亲也曾经在清水江上当过放排人，我父亲当然做一些比较次要的工作，他们年轻时都曾放排放到湖南去。
徐：你父亲亲自放过排？
张：是的，后来他就读书去了，就剩我伯父、叔父继续做。我父亲因为读了点书，所以从那边出来工作。当然，这应该也跟放木材有点关系，要不然没有钱上学，那个时候，乡村里还是很困难的，苗族是没有地位的。顺着这个话题说，我自己还是比较倾向于在贵州找一个题目做的，在读文献和材料的时候，我也是比较倾向于贵州。读了一些资料之后，慢慢地开始想到，要么就是黔西北，那边也有很多东西，我自己在那边生活过。那么黔东南这边呢，比较好的条件是，我有很多亲戚，他们都还生活在这边。在这个过程中，我读到“五种丛书”中有一本就讲到清水江流域的，叫做《侗族社会历史调查》，是20世纪60年代贵州民族研究所几位老师去做的调查，上面就有很多地方历史文化的东西，特别是我看到，他们当时这个调查组下去的时候搜集到300多份契约，这些契约当然只是看到的一小部分。但是我想还是值得去看一下，因为当时是20世纪60年代，现在情况怎么样，不清楚。这样，在2000年10月份在怀化开一个侗学会年会的时候，我就去参加了。会上遇到了广西、湖南和贵州三省交界地的地方领导和一些学者，以及北京来的一些学者，他们都是或者是有侗族身份的，或者是对侗族的东西感兴趣而来参加这个会议。会议结束后，我就在黔东南几个县市转了一圈。
徐：那是你第一次去黔东南吗？
张：确切地说，是第一次为可能的博士论文选题去走一走。黔东南每个县都走过。从黎平过锦屏的时候停了一下，先去了天柱县，再从天柱回到锦屏，然后就去县档案馆跟当地的干部聊了一下，他们说这些东西（指契约）还有，后来又陆陆续续收集到一些。而且，杨有赓先生，就是参与写作20世纪60年代那本侗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一位学者，他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和日本学者合作还在继续研究。接下来的一个周末，我从锦屏回老家剑河去了几天，回来之后，就参加了锦屏九寨地方的一个侗族艺术学校的挂牌典礼，就有更多的时间跟当地的人，主要是档案局的人员接触，看到更多的包括契约在内的这些资料。当时就很强烈地感觉到，像这些文献资料，很有再发掘整理研究的意义。因为民间还有不少这样的材料，除了契约，还有其他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后来我就到贵阳看资料。经过在黔东南走这一趟之后，我心里就比较确认会做一个跟这些资料相关的课题研究。我的研究方向是明清社会经济史方面的，我老家又是黔东南地方的，虽然不会民族语言，但是，地方的方言是不会有问题的。而且，在下面做调查，你都知道的，有一点熟人还是比较方便的。这样半年之后的暑假，即2001年的夏天，我来到黔东南，主要在锦屏县境内做调查，整个夏天都待在那里。下去以后很快就发现，老百姓手上还有许多这样的资料。刚好历史人类学中心要筹备成立，就根据这里的情况做了一个规划，想系统地做一些材料收集、整理的工作；于是也做了很多行政上的工作，和锦屏县里合作，县长也很支持，由我们研究中心这边提供基本的办公设备，如电脑、复印机、传真机等，还有就是负担工作人员下去收集、整理这些资料所有的开支，都作为项目支出里的一部分。研究中心与县里合作的事情基本上定下，成立了他们称之为一个“契研办（契约收集整理研究办公室）”的机构，于是在当地请了一个研究助理，他主要是处理日常事务，包括下乡收集资料、裱糊编目整理等工作。从那时就做到现在，还一直在有效运转。主要是从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基金申请到的经费。
徐：那你们的研究情况怎么样，有研究成果吗？
张：有啊，近期准备出一本选集。下一步就是把我们收集到的这些文书，陆陆续续地出些影印本。其实这些东西非常漂亮，非常系统，能够作为资料贡献给学术界的话，我自己还是很高兴的。
徐：你这个研究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当中的第二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现在比较热门的口述史，你们与香港科技大学蔡志祥合作的，其实是萧凤霞的一个传统；刘志伟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跟她做历史人类学。一路做下来。实际上你们这个方向是一个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的结合。
张：对。实际上我们还是有许多访谈的，因为很自然的，我们从一个家庭、一个地方收集上来这些材料，我们就会马上对他们进行访谈，而且很多地方除了契约等文书之外还有碑刻，碑上面的人和故事，他们也都还有清楚的记忆。结合历史人类学田野经验的解读，这些文献马上就“活”了，哪些人什么时候干什么事情，比较容易理出个头绪来。但是你也知道，实际调查研究工作层面上还有很多东西要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