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这要从源头说起。在此之前我与杨庭硕老师合著过两本书，其一是《民族、文化与生境》，这个名字是我取的，里面主要是杨老师的思想。这本书确立了一个观点，人类的文化、生存环境与人类的群体民族三者之间是人类不可分割的三个环节，民族、文化、生境是一个链接，三个链构成人类活动的整个框架。一切文化的产生是基于特定的生境，生境是自然与社会构成的空间体系，这个空间体系很大，能产生什么样的民族，民族能产生什么样的文化，它们的关系很清楚，这是我后来写族际关系论的一个基点。任何一个民族的关系都基于这样一个底结构形成的。第二个前提是在1992年出版《西南与中原》，从历史学的角度写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关系问题，用历史事实来阐述西南与中原的关系。从上古讲到民国，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些政治，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来谈关系，这为我以后的写作奠定了事实基础。这些事实让我认识到那些关系的存在是有历史过程的。从民族、文化、生境这个理论解释文化内部的结构或内部关系的影响提出一个框架。另一方面从历史事实来说，形成西南与中原这样的一种关系就为我1998年个人写族际关系奠定了一个基础。但我现在来看，1998年写这本书的时候主要想探讨一个理论问题。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过去我们认为的那种政治压迫或经济压迫，它可能有更复杂的互动关系在其中。他们的互动关系是一种非对称反应或非线性反应。从结构来说是一个错位的结构。这种错位反应是如何形成的？那是因为对民族间文化的误解，冲突、矛盾就由此而产生。相互关系不是一一对应的，如我们给一个民族经济投资，他可能不用于经济，而是做到精神方面去了。这种反应就与你的期望是不一致的，所谓的扶贫也好，其他投资也好，都与预期的目标不一致，这些关系的处理，实际上都是文化问题。所以这本书主要想讨论作用与反馈之间是否对称。我也从中确定了文化圈、文化层。这些尽管是从播化学派引出的一些概念，但我在这里讲述时，它是以文化关系、反馈关系确定起来的，而不是传播学派的圈与层的结构。在书中，我以27个个案来处理，我想通过这本书确定民族关系如何处理，如何认同。但后来我想，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交往的过程，交往的结果。从远古到现在，通过交往对内部文化的改造才导致文化的发展。但这一点也许有许多人不认同，不理解。有些人也许认为原初社会是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我认为在中国，在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它必然要与外界交流之后才改造自己的文化，使自己的文化更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通过外界的影响、文化交流来反映自己的东西有缺陷，人类社会才逐渐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这是族际关系论最核心的东西。我认为社群交往是社会发展的基点。这是后来我对《族际关系论》的补充。
徐：这是你这本书出了以后的进一步的想法？
罗：对。这是我的博士后的选题——文化制衡论。
徐：从《族际关系论》来看，说明你很重视人类学的理论。你还有很多优势，处在湘西，湘西的族群很多。你的田野时间长。涵盖了苗族、土家族、侗族三个民族。对三个民族调查时间长。接触到的东西也很生动，这是你的资源优势。下面我想问你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罗：我对学生讲中国人类学最欠缺的是什么？是第一流的民族志，真正的人类学的调查。现在让学术界认同的东西，国内自己的不是很多。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当然我们不是要问为什么，而是要问要做什么？我从1995年开始第一个点——通道的阳烂村。这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1995年的暑假我带80多名学生去做一般性的社会调查，路过阳烂村。到村中一看，我很震惊，全部是青石板，鼓楼与别的村子不同，只有三层，但梁上的字是乾隆五十二年的，下面一块石碑是乾隆二十七年的，水井上的碑是嘉庆四十七年的，老鼓楼还要久远。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值得做人类学研究，就把它作为自己的第一个田野点，每年都去。
徐：是哪一年？
罗：1995年。每年去两次。与村里的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通过田野，在方法上，我体会到在中国做田野调查与西方不同，马林诺夫斯基是跑到荒岛上去做，因为那个地方是不懂英语的蛮荒世界，我们的田野点是懂汉语的，这是最大的区别。他们提倡的参与调查法，学习语言是他们的规范，中国当然要提倡，但有人懂汉语，学语言对我们就不是最迫切的任务。我就想了一个乡村日记与学者追踪的办法，找到一个乡村医生，他既懂汉语，也懂侗语，在村中德高望重，他有时间与别人交谈，他成为我的合伙人，去记录他看到的事件。然后我再根据我的理解去解读。这些乡村日记是我们所的镇所之宝。
徐：做了多久？
罗：4年多了。
徐：有多少字了？
罗：二十几万字了。我们有几个村落同时在记。这种乡村日记与学者追踪的方法很实用。学者不可能每天蹲在田野点上，让合伙人去参与，在假期我在他记录的基础上去追踪。每个村子有两个人记录。他们相互不交流意见，两个人记同一件事的看法也不一样。只可惜没有找到女性参与这件事。
徐：有几个这样的村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