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她也是一个公社文书。那时的干部真让人感动。父母各在一个公社，相距4公里，10多年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作为组织照顾，仅仅是把他们从比较远的乡调到最近的两个乡而已。从我自己成长的经历，我就感受到什么叫文化，什么叫民族，什么叫民族意识？比那些从书本上看来的东西要深刻得多。
在我家乡的多民族杂居的生活经历，也让我对费老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有一个切身的理解。虽然早在公元前111年，当地就已经纳入到中央王权的统治之下，但是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个地方还不完全听中央指挥。我们绵池镇上就有几个衙门存在，国民党的政府和党部，是在1935年后才真正扎进去的。蒋介石当时一个重要的企图就是通过追击红军，让中央势力渗透到西南地区。原来也有国民党的组织，但是一直拿地方势力没有办法。
徐：谁在那里掌权？
徐平：四川军阀，有好几个派别，互相打来打去。在这个街上，既有国民党的县政府，也有藏族土司的衙门，在各个村寨羌族头人也起很重要的作用。汉族有袍哥、恶霸、地痞、流氓，各有势力范围。因为这里正好是唐藩古道，直到今天，上海至拉萨的318国道从门口经过，历史上也是通西南的一条重要通道，经商、贩卖鸦片、土匪、强盗全汇集在这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们当地什么叫做成年人？要有长短两支枪。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鸦片贸易，对当地经济的畸形繁荣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到收割鸦片的季节，各路军阀、商人就来了，把枪摆在街头，你随便打，相中了就用鸦片换枪。阿来的《尘埃落定》就是描写的这个地区，但是更靠藏族聚居区一些。虽然这个地方在公元前就纳入了中央统治，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真正统一是在共产党手里实现的。我的家乡是1951年元月解放的，也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其中的故事远比《芙蓉镇》描写的更精彩。我是眼看着它发生剧烈的变化，民族色彩也在不断淡薄。所以我特别能理解20世纪50年代为什么首先要搞民族识别。通过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才能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体制，对于我们今天各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我们的学科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甚至可以说远远超出西方人类学作出的贡献。西方人类学在认识文化的多样性，特别是在殖民扩张中，也起到过很大的作用。
徐：你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走出来的人类学家，在汶川这样一个民族背景和人文背景走出来的。所以你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选的是历史系，对吧？你以后读研究生又学的是什么专业？
徐平：我其实是非常幸运的，选择历史系，我纯粹是莽打莽撞。我并不知道历史系当时是中央民族学院最好的系。1952年院系调整后，费先生担任中央民族学院的副院长，他刻意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挑选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到历史系任教。我上学时的老师已经不是这批著名的学者了，主要是他们培养出来的20世纪50年代的毕业生，受过他们的严格训练，历史系良好的学术传承对我的影响很大。但是不管怎样，我事实上不太喜欢历史专业，这同样与我的生长环境有关。一个最朴素的想法是，我觉得生活在农村的少数民族同学其实比我更聪明，但他们考大学没考过我，我很幸运地来到了北京，而他们依然还沿着世世代代的路线走，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家乡的发展。所以后来准备考研究生时，我就不打算报考历史专业，我要找一门应用性强的专业，最早我选择的是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我的学士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论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政策》，就带有很大的应用取向。后来这篇论文在《内蒙古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在那个时候研究生招生还非常少，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基本只考本校，考上的也不多。我这个人喜欢挑战，于是我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那时我的概念里社会科学院肯定要比中央民族学院好。1983年我大学毕业考研究生时要先体检，一体检说我患有肺结核，就取消了我的考试资格。医院说我的免疫能力很强，已经基本痊愈了，可以毕业但不能参加考研。我说既然我不能考研，也就不能学习，打定主意明年再考，是赖着医生出证明办了休学手续。在1983年我们大学毕业时，大学生还被看做社会的栋梁，很多人都指望早些工作，但我坚决要考研究生。1984年我再报考研究生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不招收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研究生，只好改报台湾高山族研究，由罗致平和卢勋两位先生指导。当然中国台湾高山族的实地调查是不可能去的，但可以去海南岛调查，我连海南岛也没有去，在图书馆发现一大批日文的档案，是当年日本人做的蕃族调查资料，非常详细。于是我就选择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时期的高山族政策作为研究方向，做出了毕业论文，在《台湾研究》上还发过两篇文章，成为最早一批的台湾研究会的会员。
1987年我毕业前夕，很偶然在报纸上看到费先生打算在他有生之年要招15个博士生。我刚进中央民族学院读书的时候，说实话根本就不知道费孝通是谁。1979年正是我们国家拨乱反正的时期，“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我们没完没了地去八宝山参加追悼会，但并不理解为什么要去，为什么要纪念这些人。毕竟文化的正常传承被中断了。真正认识费先生，是在大学三年级时听他作“四上瑶山”的学术报告，我觉得费先生的路子非常好，就是我要选择的那个方向。所以我一看到他的招生信息，立即决定报考他的博士。我当时说打算考北京大学的博士时，在同学里还引起一定的反响。因为那个时候考博士的人非常少，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一届100多人中，只有几个人考上了博士，而且基本都是考社会科学院的，那时候全国搞社会科学的人中，就只有屈指可数的那么几个人能够招博士。有人公开笑话我说：谁也别拦他，过两天他就要到北京大学读书去了。我说你等着瞧。我直接找到中央民族学院家属院的费先生家里，他的女儿费宗惠说你去找潘乃谷，她在具体负责招生，我就跑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找到潘乃谷。潘老师非常热情地告诉我应该怎么复习，准备哪几门功课。我的运气非常好，也赶了一个巧，1984年以后，费先生开始转向边区开发，他也希望能招到像我这样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今后专门做边区开发的调查研究。有时我也觉得好多事，冥冥之中好像早有安排，我考北京大学没想过考上或考不上的问题。我考完外语笔试以后还有一个口试，人家也通知了，我好像听到了又好像没有听到。反正我没有按时去，按照北京大学的规定，要取消我的资格。潘乃谷老师赶紧去找研究生院斡旋，最终让我进行了补考。后来潘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我已经被录取了，而且费先生马上要去内蒙古考察，决定带我一起去。想起来和费先生的见面也很有意思，我是到西直门火车站和费先生他们会合的，进站前我想还是应当有一件拜师礼，于是买了一个最大的西瓜，潘老师焦急地等在站台上，批评我的迟到。抱着西瓜上车以后，费先生正在看书。潘老师就把我引过去介绍说：这是您今年新招的博士生。老先生还没有见过我，本想和我好好谈一谈。我不等他提问，立即就说：先生吃西瓜。就把西瓜放在桌子上，从包里拿出一把刀，切开一看是一个生瓜。我记得当时老先生很爱怜地摇摇头，心想这家伙还是个孩子，居然就让你考上博士了。
那次考察也很有意思，一路非常愉快。那个时候我还年轻，不知道轻重，脑袋也反应快，先生给当地题词的时候，往往要征求大家的意见，我总是第一个脱口而出，也不管合适不合适。每天老先生都很早起床，每次我起床一看，大家都没了。等我追出去时，潘乃谷和马戎已经陪着老先生散步回来了。老先生看着我说：年轻人贪睡啊。在火车上吃饭的时候，都是小碟子小碗的，香肠特别好吃，费先生也喜欢吃。潘老师和马戎他们不好意思夹菜，我就不管那么多，老先生夹一块，我就夹一块，小小的碟子本来就没装几块。可以说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怕过费先生，在他面前甚至有些放肆，在感情上我更多将他看作我的爷爷。我觉得和老先生学习的这几年对我的教育非常大，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许多是从书本上学不来的。
徐：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里谈论这个问题特别有意义。在老先生做田野的根据地。书上写了很多这些事情，我也看了很多了。我倒是想了解一些书上没有的。你和老先生读社会人类学博士期间。你和他这么融洽，你自己感受最深的是什么？你没有写过的，别人也没有说过的。因为你和他不是很严肃的学生和老师的关系，从你们一开始见面时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能把这方面向我们介绍一下。就更好了。
徐平：这个方面我将来是要写点东西的。因为一开始我给两人关系的定位，比起师生关系来，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爷孙感情。也可以说我没有在学术上被他压住，或者说被他所镇住。或许就是所谓的无知者无畏吧，我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高的修养。
徐：那时候你和他的年龄相差多少？
徐平：1987年我读书的时候，老先生是77岁。我是25岁。差距这么悬殊，所以我说他是我的爷爷，加上老先生特别和蔼可亲，我在他面前也就特别放得开。这种放得开不只是行为上，也体现在思想上。比如说我在理解他的思想方面，不是去记住他的词句，而是去理解，更多的是一种领悟。我和老先生有很多东西有一种暗合，一种灵魂相通的感觉。比如说在谈到他进大瑶山时，他是一个体质人类学者，出来的时候是一个文化人类学者。在跟马林诺夫斯基之前，他已经在用功能主义来写东西了，而且写得非常漂亮。他的博士论文本来是要写大瑶山的社会组织的，后来是弗思让他改作江村经济的。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时，当时正好是北京大学社会学所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作在做一个西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型课题，所以所里希望我选西藏做博士论文。这样课题也做了，我的调研经费也有了。但我坚持要做我的老家调查，我觉得这样才有感觉，也才有把握。在我读博士的三年中，我一有机会就去羌村做调查。最早有意识的调查可能是从1985年我读硕士二年级的时候开始的。那年暑假我自费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走了一圈，跑了10个县。但最早的起点是从羌村我的房东家开始的，我在他家住了一个晚上，那时候开始有意识地进行人类学调查。所以我就坚持回羌村做调查，因为在那里我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积累。为什么我的博士论文要用《羌村社会》的题目呢？我在内心深处想对应先生的《江村经济》，做一些理论和方法上的发展。老先生是以经济为主线，我是以社会为主线。我研究羌村时是从血缘、地缘、行政三个关系上人手的。在血缘关系分析上，父系血缘之后，我挖掘母系血缘的功能。调查回来之后，我就和老先生说：先生，我已经把你的思想推翻了。我很狂。他说：怎么推翻的？他很感兴趣。我说：你只谈了父系血缘，没有谈母系血缘。我说：母系血缘是有用的。而你只是谈了它作为婚姻的对象。我说母系血缘对社会有监控功能。所以我的博士论文里说父系血缘是骨架，母系血缘是经络。我是用了这样一个比喻。他说：有意思。袁方先生给了我这样的评价：对乡土理论有所发展。我很尊敬费先生的从实求知的思想，他为什么没有跟马林诺夫斯基学习以前就是功能主义学者了？他是从实际调查研究，从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分析中得出来的。同样道理，我连续跑了羌村那么多年，每年我都在那个房东家住，也就敢对费先生的父系血缘这块进行补充。
徐：你的博士论文了了你的一个心愿，对吗？自己家乡的一个情结。
徐平：一个朦胧的、不是计划很清楚的一个心愿。
徐：开始的时候你说是从汶川一个多民族多元结构地区走出来的一个人类学者。你不像我们这些城市里的人，我们是从城市走向少数民族地区。我觉得感觉完全不一样。我是在岑家梧老师的指导下读的，他是南派大师，但是我是大城市里的人，当时我做梦都想到民族地区去。我的老师是做黎族出来的，他本身是海南岛的。到了四年级突然通知我到广西三江侗族地区去做四清，我们高兴得不得了，对我来讲是一次田野的训练。我们与侗族同胞同吃同住同劳动。后来，为了还这个愿。20年以后，我做了学者，我给那里写了一本书，叫《程阳桥风俗》。而且是和我原来住的房东合作。他也有文化，后来当了小学老师。他写一部分。我写一部分。所以，你做博士论文坚持在家乡做，和你来自民族地区以及家乡的多元结构是分不开的。你这种情结可能更强烈。你毕业以后，到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必须研究藏族。你到藏族地区做了多少年的田野？我始终认为，你的学术水平和你做田野的时间成正比。你的《羌村社会》这本书，有你从小到大这种经历的基础。积累了这么多的资料，突然灵感来了，下笔如飞，一天一万二，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今年暑假我在我工作了20年的浙江做了一个半月的田野，我就拿出一个40万字的稿子给他们。也是和你一样的。所以郑杭生他们评价说：你做了一个月。实际上你有20年的功底在那里。你是从小到大完全参与到那个社会，所以才厚积薄发。所以，你的田野时间和你的学术水平、你的感悟、你做出的东西成正比。
徐平：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是泡出来的，你一定要花时间，这是个成本很高的学科。
徐：你的第一站。你的博士论文做得很精彩。但是接下来的一站，你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域，不能说完全陌生，因为你接触过藏族，但是到西藏去做是陌生的，是要到异文化去做。你把这一站给我们好好说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