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诚然，作为跨文化对话的一项研究成果，《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最终与读者见面，就是进行另一个层面的对话。为了这个层面的对话能通畅地进行，选择适宜的话语就显得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在写作前曾进行过多次讨论，并专程请教过比较文学前辈季羡林先生。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随着社会的进步必然会产生新术语，但是否纳入我们的语言体系还要看其是否必要。那些佶屈聱牙的术语，尽量不要用。”用得不当，就会产生“术语化”，“叫人不敢碰，不敢读”。季老说：“现在中文系的学生们反映，如今许多老师写的文章越来越看不懂。希望我们的丛书能用大家看得懂的语言写，让更多的人愿意看。”
丛书的主创者之一责编哈若蕙女士，对丛书的撰写风格和话语效应，则有更高的期待：“丛书的写作风格、体例、笔法要力求与今天的阅读接轨，要让我们的学术思想与结论‘游动’在丰厚翔实、鲜活生动的叙述之中，要在读者面前呈现出一个异彩纷呈的、生意盎然的文学的世界、文化的世界。丛书将以其丰富的史料性和准确稳妥、富有见地的跨文化传播的观点，开放的文化品格，独特的行文风格而使其具备跨越学科的意蕴，使不同层面的读者，都能在书中找到各自需要的灵韵，使之在不知不觉的阅读中形成这样的共识：中外文学的交融、异质文化的互补，不仅是昨天人们的骄傲，更是今天的时尚与主题。”哈女士的这个创意，几经编委会讨论被最终确定为共同的创作方向，虽然各卷作者在撰写中都曾致力追求这种著述风格和学术效应，但是否达到了预设的要求，当由丛书面世后直面广大读者的“对话”中，方能明鉴。我们期待着这个“对话”的到来。
13.然而，当我最后一次阅完一卷卷书稿，交给出版社发排刊行的时候，当我们的丛书就要面临与读者直面对话的时候，我的心头不由得涌起一种交织着惶惑与欣慰、遗憾与满足的复杂感情。我感到欣慰与满足的是，我终于做成了多年想做的一件实事，促成了这套多卷集的《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的出版。
的确，联合各方才俊，创设这样一套大型跨文化研究丛书，以便对中外文学关系进行总体考察，是我多年的梦想。毫无疑问，它的实现，完全得益于前辈学者的关怀鼓励，得益于比较文学界同仁的团结协作，得益于出版界朋友的理解和支撑，它无疑是多方通力合作的结果。丛书创设的初期和中期，我们曾两次专程赴京，就教于丛书学术顾问季羡林教授和乐黛云教授，受益良多。前文已提及，季老以学界耆宿的缱绻之心关注各卷主笔的学术积累，以一个前辈学者特有的严谨对撰写的话语提出过具体要求，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那温暖期待的目光；而乐黛云教授以她惯常的热情和友善，不仅经常关心我们研究的进程，而且还在百忙中为我们作序。丛书学术顾问，比较文化前辈学者王元化教授与汤一介教授和季老一道，欣然命笔，为丛书题词，勉励后学。我们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关注和支持，国际比协的前主席佛克玛教授和现任主席川本教授，国际文化界的知名学者，俄罗斯的李福清院士、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教授以及郑国和教授等与我们对话交流，大大开拓了我们的视野，推进了我们的探索。
最令我感到欣慰和快乐的，是与各卷主持人和丛书责编哈若蕙女士的精诚合作。担当各卷主笔的，是来自比较文学界从事中外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在这一领域探索有年，有较多的积累，发表过相关的文章和著作，是活跃于我国比较文学界的一支中坚力量和“实干派”，其中不少人还是相关专业的知名专家，能与他们联袂携手，共创《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这套大型丛书，对我来说，真是受益无穷，其乐无穷。让我欣慰和感动的是，在两年前丛书开创之初，当我诚邀他们加盟的时候，他们当中不少人，虽然肩担国家社科研究项目和各种行政重任，或者正在做着更紧迫、更感兴趣的课题，但是，为了比较文学事业整体的开发，还是放下了手头的研究工作，欣然加盟，全力投入了这个合作工程。我们曾先后数次在南京、上海等地会聚一堂，就丛书的主旨、体例和创作方略及各卷撰写大纲，进行过认真探讨。成书之后，我们又通过各种方式，在不同场合进行过多次的磋商。虽然各卷的写作是独立进行，自成体系的，但是作为整套丛书的协作研究成果，应该说有我们的时间、精力和热情的共同投入。没有这种共同的投入，没有这种共同的学术热忱和追求，没有这种共同的信任和支持，要成就这项总体研究是难以想象的。
我高兴地看到，参与丛书写作的还有一些生气勃勃的年轻学子，他们的加入为我们的研究注进了活力，带来了生机，他们确实不乏灵气，不乏敏锐、不乏勤勉，在他们的导师带领和携手共耕中形成了各自的思路、个性和专题，收进丛书的《异域的召唤——德国作家与中国文化》、《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跨越太平洋的雨虹——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等不少篇什就是明证。我们寄希望于他们，他们是中国比较文学的未来。
我们不会忘记为丛书顺利推进而倾情努力的宁夏人民出版社编审哈若蕙女士，她是丛书才华出众的主创者，坚定的实施者，从丛书的创意，到具体实施，到成书的全过程，都倾注了她的心力，融进了她的热情和智慧。她以她的才情和热忱，耐心和理解面对我们每一个作者，使我们真正感到了一种合作的快乐和满足。能有机会与她合作，无疑是我们的幸运。
我们还应当提到曾任宁夏新闻出版局局长后任宁夏人民出版社社长的丁思俭先生，以及宁夏人民出版社副社长高伟先生，是他们以敏锐的学术眼光，看到了丛书的价值，又以开放的文化气度鼎力相助，并几次三番地和我们一起探讨，走访前辈学者，共商丛书实施计划。出版者这种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巨大支撑，作为作者的我们是难以忘怀的。
正是在这多方面的支持、关怀、鼓舞和通力合作下，经过近三年团结拼搏，我们的梦想和追求才终于实现。也正是这多方面的支持、关爱、鼓舞和亲密的合作，我们不仅获得了学术内的收获，而且也取得了学术外的收获，那便是，理解、信任和友谊。我深信我们每一位作者，在这个跨世纪的学术合作研究中，必定会留下了难忘的、愉快的记忆。作为这一合作工程的主持人，我在此仅向它的国内外的学术顾问、策划、责编、各卷主笔和所有的执笔者，致以谢意和敬意。
尾声 伴随着丛书完成后的兴奋和喜悦，面临的是与读者对话前的惶惑和不安。我们的不安和遗憾不在于我们的疏懒，而在于我们的缺乏，一种从事中外文学关系总体研究在原典资料、理论深度、中外文化底蕴和知识积累上的整体缺乏，这就使我们在面对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这样一个庞大的学术工程时感到力不从心，也必然使我们的研究带有不是由于我们的疏懒、而是由于我们的缺乏所造成的各种难以避免的疏漏与缺憾。我们为此而深感遗憾和不安。幸而工程主持人和合作者，都是朴实本分的工匠，虽然在丛书开创之初，工程启动之日，曾以“跨世纪学术工程”的“豪言壮语”相召唤，相勉励，但我们从未奢望构建一座完美的大厦，只企求借此携手共耕的尝试，抛砖引玉，投石问路，寻找一条协同出击、整体开发的新路子，以便在中外文学关系这一积淀着丰富资源的领地，有新的开掘。
我曾经不只一次地说过，世间任何一项学术研究，任何一门知识的探究，都不可能是一次性的，不可能一人一次可以穷尽，更何况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外文化关系这项巨大的学术工程？它需要一代人的团结协作，乃至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成方圆。我们这次集体合作的尝试，也出于这样的认识。假如我们这种尝试能在前辈开辟的基础上有所前进，那我们就感到欢欣鼓舞了，假如读者见到我们的丛书，有“更多的人愿意看”（季老的期盼），并且从中有所补益，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补偿；假如“不同层面的读者”直面丛书所展示的文学交流的世界，都能在其中“找到各自需要的灵韵”，那便是对我们至高的嘉奖。我们同样期待，这套丛书能够走进21世纪的高校殿堂，为莘莘学子了解中外文化交流、交融张开一扇窗口，也许到那时，涌动在我们心头的惶惑、不安，才会悄然地消失？
2002 3 25—5 9凌晨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