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自己的家,母亲在家里多停一两天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母亲一生都自尊自爱,绝不愿、也不曾给人(包括给我)添乱,惹人生厌。也这样教育我和孩子。
就是离开这个世界,也不那么容易。要不是一位很会办事的同志的努力,还不知道火葬场什么时候才能来接母亲。
从不愿意忍痛的我,清清明明地忍了痛。那一会儿,活到五十四岁也长不大的我,一下子就长大了。
当然,张家的女人从来不大在意这些外面的事情。这些事远不如别的事让我觉得有负于把我养育成人的母亲。比如,这一辈子我让她伤了多少心?厨房里的每一件家伙什都毫不留情地对我说:现在,终于到了你单独来对付日子的时候了。我觉得无从下手。
翻出母亲的菜谱,每一页都像被油炝过的葱花,四边焦黄。我仍然能在那上面嗅出母亲调出的油、盐、酱、醋,人生百味。
也想起母亲穿着用我那件劳动布旧大衣改制的,又长又大、取其坚牢久远的围裙,戴着老花镜,伏身在厨房的碗柜上看菜谱的情景。
那副花镜,真还有一段故事。
记得母亲的“关系”还没从她退休的郑州第八铁路小学转到北京来的时候,她必须经常到新街口邮局领取每月的退休工资;或给原单位寄信,请求帮助办理落户北京所需的、其实毫无必要、又是绝对遗失不起的表格和证明;或是邮寄同样毫无必要的、又是绝对遗失不起的表格和证明。那些手续,办起来就像通俗小说那样的节外生枝,于是这样的信件就只好日以继月地往来下去。
那次,母亲又到新街口邮局寄这些玩意儿,回家以后,她大事不好地发现花镜丢了!便马上反回新街口邮局,而且不惜牺牲地花五分钱坐了公共汽车。
平时她去新街口,都是以步代车。即便购物回来,也是背着、抱着,走一走,歇一歇,舍不得花五分钱坐一回公共汽车。
可以想见母亲找得多么仔细,大概就差没有把新街口邮局的地,刮下一层皮。
她茫然地对着突然变得非常之大的新街口邮局,弄不懂为什么找不到她的眼镜了。
用母亲的话说,我们那时可谓穷得叮当乱响。更何况配眼镜时,我坚持要最好的镜片。
别的我不懂,只知道眼睛对人是非常重要的器官。一九六六年,那副十三块多钱的镜片,可以说是花镜片里最好的片子了。谁知二十五年以后,母亲还是面临失明、人体各系统功能的全部衰竭、卒中而去,或是以她八十岁的高龄上手台的决择。
回家以后,她失魂落魄、反反复复地对我念叨丢眼镜的事,丢了这样贵的眼镜,母亲可不觉得像是犯了万死之罪。
很长一段时间、就在又花了十几块钱配了一副花镜以后,母亲还不死心地到新街口邮局探问:有没有人拣到一副花镜!没有!花镜不像近视镜,特别母亲的花镜那时度数还不很深,又仅仅是花而已,大多数老人都可通用。尽管那时已经大力开展学雷锋的运动,只怪母亲运气不佳,始终没有碰上一个活雷锋。她仅仅是找那副眼镜么?每每想起生活给母亲的这些折磨,我就仇恨这个生活。
后配的这副眼镜用了二十多年,直到一九九零年戴着它也看不清楚东西的时候。那时还以为是眼镜的度数不够了,并不知道这是因为她的脑垂体瘤压迫视神经的原故,便再到眼镜店去配一副。配眼镜的技师怎么测也测不出度数。我们哪里知道,她的眼睛其实已经快失明了,怎么还能测出度数?我央求验光的技师,好歹给算个度数。最后免强配了一副,是纯粹的摆设了。
这个摆设,已经带给她最爱的人做为最后的纪念了。而她前前后后为之苦恼了许久的那副眼镜,连同它破败的盒子,我将保存到我也不在了的时候。那不但是母亲的念物,也是我们那个时期的生活的念物。
母亲的菜谱上,有些菜目用铅笔或钢笔画了勾,就像给学生判作业、判卷子时打的对勾。
那些铅笔画的勾子,下笔处滑出一个起伏,又潇洒地扬起它们的长尾,直挥东北,带着当了一辈子教员的母亲的自如。
那些钢笔画的勾子,像是吓得不轻,哆哆嗦嗦地走出把握不稳的笔尖、小心地、拘谨地、生怕打搅了谁地缩在菜目的后面而不是前面,个个都是母亲这一辈子的注脚。就是用水刷、用火燎、用刀刮也抹灭不了了。
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用铅笔画的勾子、和用钢笔画的勾子会有这样的不同。
那些画着勾子的菜目,都是最普通不过的家常菜。如糖醋肉片、软溜肉片、粉皮凉拌白肉、炒猪肝、西红柿黄焖牛肉。
鱼虾类的菜谱里,挡次最高的也不过是豆瓣鲜鱼,剩下的不是煎蒸带鱼,就是香肥带鱼。至于虾、蟹、鳖等等是想都不想的。不是不敢想,而是我们早就坚决、果断地切断了脑子里的这部分线路。
就是这本菜谱,还是我当作家以后,唐棣给妈买的。
不过我们家从切几片白菜帮子用盐腌腌就是一道菜到买菜谱,已经是鸟枪换炮了。
主食方面有半焦果子、薄脆、油条、糖饼、脆麻花、油饼、糖泡、芙蓉麻花、芝麻麻花、豇豆干、炸合包蛋、油酥火烧、锅饼、炒饼、荷叶饼、大饼加油、家常饼加油、盘丝饼、清油饼、家常饼、葱花饼、枣糕、糕坨、白糕、粽子、豆包、咸蒸饼、枣蒸饼、花卷、银丝卷、佛手、绿豆米粥(请读者原谅,允许我还了这份愿,把母亲画过勾的都写上吧)。
其实,像西红柿黄焖牛肉、葱花饼、家常饼、炒饼、花卷、绿豆米粥、炸合包蛋,母亲早已炉火纯青。其它画勾的各项,没有一样付诸实践。
我一次次、一页页地翻看着母亲的菜谱,看着那些画着勾、本打算给我们做,而又不知道为什么终于没有做过的菜目。这样想过来,那样想过去,恐怕还会不停地想下去。
我终究没能照着母亲的菜谱做出一份菜来。
一般是对付着过日子。面包、方便面、速冻饺子馄饨之类的半成品很方便。再就是期待着到什么地方蹭一顿、换换口味,吃回来又可以对付几天。
有时也到菜市场上去,东看看、西瞅瞅地无从下手,便提溜着一点什么意思也没有的东西回家了。回到家来,面对着那点什么意思也没有的东西,只好天天青菜、豆腐、黄瓜地“老三篇”。
今后春天,在菜市场上看到豌豆,也许是改良后的品种,颗粒很满也很大。想起去年春季,母亲还给我们剥豌豆呢。我常常买豌豆,一是我们爱吃,也是为了给母亲找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做。
母亲是很寂寞的。
她的一生都很寂寞。
女儿在六月二十九号的信中还写到:“……我有时梦见姥姥,都是非常安详的、过得很平安的日子。觉得十分安慰。虽然醒了以后会难过,必定比做恶梦要让人感到安慰得多,我也常常后悔,没能同姥姥多在一起。
我在家时,也总是跑来跑去,谁想到会有这一天呢!她这一辈子真正地是寂寞极了!而且是一种无私的寂寞,从来没有报怨过我们没能和她在一起的时间。
“我的眼前总是出现她坐在窗前、伸着头向外张望的情景:盼你回来,盼我回来。要不就是看大院里的人来人往。让我多伤心。可是当时这情景看在眼里,却从来没往心里去,倒是现在记得越发清楚。不说了,又要让你伤心了……”也曾有计划让母亲织织毛线,家里有不少用不着的毛线,可也只是说说而已,到了也没能把毛线拿给她。
便尽量回忆母亲在厨房里的劳作。
渐渐地、有一耳朵没一耳朵听到的有关厨房里的话,一一再现出来。
冬天又来了。大白菜上了市。想起母亲还能劳作的年头,到了买储存白菜的时节,就买青口菜。她的经验是青口菜开锅就烂,还略带甜味。
做米饭也是照着母亲的办法,手平铺在米上,水要漫过手面、或指尖触米,水深至第一个指节,水量就算合适。但好米和机米用水又有所不同。等等。
渐渐地,除了能上台面的菜,一般的炒菜也能凑合着做了。我得到了先生的表扬:“你的菜越做越好了。”只是,母亲却吃不上我做的菜了,我也再吃不到母亲做的“张老太太烙饼”了。
我敢说,母亲的烙饼,饭馆都赶不上。她在世的时候我们老说,应该开一家“张老太太饼店”,以发扬光大母亲的技艺。每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就是好事临门也还是愁眉苦脸的母亲,脸上便难得地放了光。就连她脸上的褶子,似乎也放平了许多。对她来说,任何好事如果不是和我们的快乐、乃至哪怕是一时的高兴联系在一起的话,都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还有母亲做的炸酱面。
人说了,不就是烙饼、炸酱面吗?倒不因为那是自己母亲的手艺,不知母亲用的什么诀窍,她烙的饼、炸的酱就是别具一格。也不是没有吃过烹调高手的烙饼和炸酱面,可就是做不出母亲的那个味儿。
心里明知,往日吃母亲的烙饼、炸酱面的欢乐,是跟着母亲永远地去了。可是每每吃到烙饼和炸酱面,就忍不住地想起母亲,和母亲的烙饼、炸酱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