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残酷的，恐怖的。战争硝烟中弥漫着血腥，硝烟散后的土地上是流血的人的躯体。但是，又必须战斗。战斗是为了不做奴隶，为了抵制入侵者践踏国土。阿垅是战斗的亲历者，是以血参与的战士。
古老的国土，是需要青年的血的，洗刷一切污辱和黑暗，灌溉三度以上的空间使它发酵作肥沃和丰富、自由和和平。
阿垅《血》（《垂柳巷文辑》武汉出版社2006年出版）
这段话引自阿垅抗战时期所写的一篇散文。战士阿垅仍是诗人阿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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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烟已经散去，逃亡的生涯也终于结束了，新中国建立无疑使阿垅感到了崭新的时代的到来，一切理想仿佛就要实现，他可以做一个完全的诗人了。他接受天津友人的邀请，到天津文联任职，开始了专职的文学工作。他的八十万字的诗论集《诗与现实》在他的辛勤的创作中结集而成。这部辉煌的巨著，是阿垅作为诗人及理论家的气质与才华的集中体现。激情与理性交融于字里行间，使这部亦诗亦文、亦文亦论的著作独具魅力。然而，这部书连同他的其他著作一出版，立刻遇到了作者完全不能预见的命运。
他的一部百万字的理论著作《诗与现实》，只因为有人写了一条不足百字的批语就被打入冷宫；他的一篇《论倾向性》的文章竟似犯了什么天条一般受到了残酷的围攻；他的许多精彩的文章和著作，如《作家的性格和人物的创造》，四十万字的理论著作《诗是什么》，使仇恨他的人都犯愁加罪无辞，但也都遭冷遇。
林希《十劫须叟录》（《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事实上，《诗与现实》一出版就处于几乎禁销的境遇，书店不敢售书，报纸不可刊登广告。即使在阿垅获得平反以后，他的当年遭禁的著作仍然在冷遇中。
“著名诗人”“显著成就”等等，虽然是很高的评价，但一个作家以一个抽象的名声留存于世，并不是他的幸运。作家的“成就”应当依据他的作品。只要阿垅的作品不再继续埋没，他才是真正得以恢复名誉。
但阿垅几乎仍是徒见其名不见其作的“诗人”和“理论家”。在1980年平反以后，阿垅的《第一击》《南京血祭》都是作为纪念抗日战争出版的，这两部纪实性很强的历史场景，显露了作者创作时的仓促，情节和文字都有粗糙感。总而言之，它们不是阿垅成就的代表作。阿垅的成就应当是他的诗和诗论。然而被认为是阿垅成就代表作的诗集《无弦琴》和诗论集《诗与现实》等在阿垅平反后不仅没有重新出版过，就是四五十年代的旧版本都难找到了。
不清楚阿垅的诗集和诗论为什么没有重新出版。据说，他的一部作品集在一家著名的出版社一放就十几年之久，始终未见印出。这其中究竟有怎样的障碍，不得而知。想来也不奇怪。在1984年，胡风著作的出版从原定的“文集”变成为“评论集”，而且其中多有波折。这多少能给人一点启示。
然而，阿垅毕竟是有过影响的。赞赏他或不赞赏他的人都没有忘记他。
曾经受过阿垅扶持，也熟悉阿垅作品的天津作家林希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阿垅的诗论“对建树中国新诗现实主义理论作出了非凡的贡献”，这无疑是很高的评价。但另一方面，说阿垅的文章“也是有错误的”甚至“也很左”之类的评论也是从文坛中的人口中或文中道出，阿垅对于当时的一些“现代派”诗人和美学理论家如朱光潜等人的批评或论争也被视作“左”的表现。长期以来，文学受到的“左”的伤害至今让人心有余悸。五十年代，胡风、阿垅等人被他们的批判者作为“唯心主义”而打倒，今天，“也很左”的结论足以使阿垅的作品永远走不出冷宫。文学在很长的时间里似乎总是无法摆脱说不清是政治的、非政治的、文学的、非文学的各种困扰，这不仅埋没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和人才，也使一代又一代人创造的精神遗产被一次次地抛弃。
“贡献”也好，“错误”也好，“左”也好，既然他的作品都难与读者见面，又从何说起呢？令人遗憾的其实不是阿垅的作品得到的评价是褒还是贬，而是它们从没有认真对待过。现在听人说阿垅的文章“也是有错误的”这一类话，和听人说胡风文艺思想的平反“是从负极跳到正极”的话是有着完全相同的感觉。错误或正确本来只相对评价的标准而言。“也是有错误的”这样的话用来评价谁都适用，不具备什么说服力。何况，对于阿垅和他的作品，几十年里，不知已被定过多少“错误”甚至“罪名”，现在，也当然可以认为他的理论“也是有错误的”，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论中那些并不错误的甚至是独创的内容，这是以往人们很少谈到的，是被疏忽的。而这才是阿垅的价值所在，也是阿垅的“显著成就”“非凡贡献”的依据和实际的精神内容。
至于说到“左”的问题，阿垅本来就是左翼作家，他的行为从来就没有背离过他的政治信念。“左”和“右”本来只是一种政治立场或政治态度，却不是文学价值的评价依据。《诗与现实》能表明，阿垅所赞赏的或是所批评的是依据他对于文学或美学的理解。他所赞赏或批评的至今仍给人以很大的启示，这正是源于他的博学、浓厚的理论造诣和真诚的艺术家的态度。
在过了近半个世纪的今天，抹去遮没在阿垅著作上的尘土，阿垅的著作依然闪亮着它的光彩。《诗与现实》及《作家的性格和人物的创造》等著作的存在以及遭遇，不仅是阿垅作为一个作家的成就，也是一个时代中，文学抗争强暴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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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垅在1967年去世后，尸体火化时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号码。据说，当时连骨灰都差点不得保留。幸亏善良的人用一个破箱子把骨灰装上埋在了火葬场的墙角下。直到1980年为阿垅平反后，阿垅的骨灰才由他的儿子找回重新安葬。
1955年，阿垅入狱时，他的唯一的儿子刚满十岁。不知道这个十岁的少年在家庭突遭变故之后，经历过怎样的艰辛。据说，他曾得到了好心人的呵护，而能有相对平安的生活。那么狱中的父亲呢？他又是有着多少因父子分离而带来的痛苦呢？每一个受到株连的家庭都有各自的不幸，而阿垅的家庭则又与其他家庭不同。儿子陈沛在不满周岁就失去母亲，阿垅的妻子张瑞早年去世，给阿垅留下了永久的心灵伤痛。他此后一直活在对张瑞的怀念中。做父亲的阿垅因此对儿子比其他父亲更多了几倍的爱护，冀曾在回忆文章中说，陈沛幼年时因为受宠养成了“种种顽皮儿童的习惯”。
他是怀着对张瑞的深爱和对小沛的深疚这样做的；他是父亲而又必须兼负母亲的责任……决不会觉得这就叫做“溺爱”“放任”或“放纵”。
冀《诗人，也是战士》（《新文学史科》1991年第二期）
但阿垅被迫与年仅十岁的儿子分离。父亲没有机会对儿子加以无论是“宠爱”还是“严厉”的爱护，也没有机会对他的成长给予父亲应有的教导。
当年在受到国民党通缉而被迫逃亡时，阿垅曾写过一首诗，倾吐他心中的要对还并不懂事的幼儿说的话。就像“白色花”的诗句已成为阿垅的精神宣言一样，《笑着吧，好的》犹如阿垅给儿子的一份遗嘱。
孩子，你是这样笑着么？笑着吧，好的。
琴应该弹奏着，牡丹应该开放着，笑着，好的。
我没有为了自己的不幸而专门怨尤，因为，从果子我看到一颗果树底再生，从你，看到你底母亲宝贵的生命有所遗留。
虽然我实在是惨痛的，我也为我底消失了的笑颜重见于你底笑底狂喜之中有所感动。
……你暂时，不会理解，你底母亲坟上正开着蒲公英，分辨不出那蒲公英上我所洒落的泪珠，而以为那是昨夜的露水。
你也不会知道那是一阵野外的微风还是一声我胸中的叹息，当蒲公英底茸毛因此而颤颤缓缓飘起之时。
不知道人生底惨痛是不好的，不知道人生底正直和虔洁更是不好。
但是你是在笑，蔷薇是在抽芽，我不能够，憎恶以及阻止，我不能够，告诉你被侮辱和损害的人生底任何片段。
蔷薇是在抽芽，牡丹是在开花，我不能够有害得一夜冰雹一样，不能够无情得一炉烈焰一样。
虽然我是要你正直而虔洁，正直和虔洁比无邪的心不会不宝贵。
……
而你是我底儿子，我所爱的，爱得心痛，你只有我，而我，也只有你了。
……
我不告诉你了，永不告诉你了啊
不屈的父亲的儿子是应该正直的，不辱的母亲的儿子是应该虔洁的
让我们底白骨铺砌你们的坦道，让我们底热血浇灌你们底花园
笑着吧，好的，预告你们一代的欢乐，结算我们一代的冤仇
……
你的母亲，还有，我，你的父亲，除了祝福没有遗嘱。
能给阿垅以告慰的，“不屈的父亲底儿子”确实是正直的，“不辱的母亲底儿子”确实是虔洁的。阿垅的儿子陈沛成为一个出色的工程师，并有了美满的家庭。他有贤惠的妻子，两个孩子都学有成就。
事业的成就，生活的幸福并不能弥合历史留给受难的人们的沉重的心灵创伤。逝去的人留下的无穷遗憾更是无以补偿。唯有“祝福”永与后人相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