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邓小平在清水河畔
1936年6月，红一军团一师驻扎在豫旺堡以南的梨花嘴及固原七营清水河沿线休整，同时对清水河对岸的东北军开展抗日救亡统一战线工作。红一军团政治部设在固原县的七营同心镇，时任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与政治部文书科的五六个干部战士，住在距七营镇不远的吊堡子村的一个四合院里。由于蒋介石反动政府对红军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豫旺一带的群众生活比较困苦。西征红军的到来，各种供给更加紧张，当时红军部队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指战员们在这里吃的是糜谷磨成的粗面粉，菜只有洋芋和腌萝卜。战士们嘴里没说什么，可是在心里却盼望着改善改善生活，变一变口味。
邓小平副主任嘴里虽然没说什么，但心里早就猜透了战士们的心思。6月23日是传统的端午节，军团后勤伙房里为战士们供应的仍然是高粱馍和咸萝卜。这天下午，邓小平早早忙完手里亟须处理的军务，挤出时间，带上猎枪，走出吊堡子村的四合院，到附近的山里寻求猎物。吊堡子附近的山上，光秃秃的，没有什么大的猎物。邓小平背着枪从这座山顶下到山谷，再从山谷爬上那座山顶，翻山越沟，最后看见了几只野鸽子，他端起枪“呯呯”几枪，几只野鸽子应声掉到了地上。邓小平高兴地想，今天总算没有白来。
在开晚饭之前，他把打回来的鸽子交给了伙房，叫炊事员做成汤。炊事员按照邓副主任的吩咐，炖了一锅野鸽子汤，吃晚饭的时候端上来了，分给文书科领饭菜的战士。可是，平时最想改善生活的战士，闻到鸽子汤的香味又忍着馋劲儿躲回自己的房间里吃起了咸萝卜。
不一会儿工夫，邓副主任的通讯员端来了两大碗野鸽子汤，让大家一起喝。但还是没有人接碗，大家心里清楚邓副主任日夜操劳，平常和其他干部战士一样，每天吃着高粱馍馍加咸菜，今天毫不容易有了一点野鸽子汤，应该让邓副主任补一补身子，我们怎么能去分享呢？正在战士们推让时，邓副主任出现在文书科的门口，关切地说，今天是传统的端午节，让大家喝点汤，有啥子好推让的嘛！战士们都高兴地让邓副主任先尝一尝，邓小平随和地操着四川口音接着说：“过端午节，打个牙祭，讲啥子客气嘛，我们红军的老规矩就是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来，大家快把鸽子汤报销了！”文书科的干部战士见邓副主任这么说，大家愉快地拿起筷子、勺子，共享这透着清香的野鸽子汤。
在西征的途中，我军为了便于转移，驻在七营镇等地的红军部队，每个人只能带三至五天的口粮。七营镇是清水河畔人口比较集中的镇子，这里大部分居住着回民，生活穷困，土豪很少，而且红军不打回民的土豪，所以住在这里的红军给养出现了困难，红军往往要到东山50里外的梨花嘴等地去背粮。邓小平不仅在生活上关心战士，和战士们同甘共苦，在日常的公务活动中也是身先士卒。驻在七营镇红军政治部的干部战士，也要经常到30里外的后方山里供应站把粮食背回来。
有一天，政治部的战士又要到后方山里去背粮食，出发时大家见邓副主任也赶来了，就劝阻说：“邓副主任，你工作太忙，就别去了吧！”一贯严于律己的邓小平风趣地说：“命令是我下的，我能不带头执行吗？要吃饭，就要干！”说完话，他就挤进队列里，跟战士们一起出发了。
1936年8月1日，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集中在军团部开会。会议开了一天，到了晚上，为了纪念八一南昌起义9周年，红军政治部早早就作好了准备，特意举办了一场联欢晚会。晚会的地点设在一个河滩上，战士们在那里搭建了一个简陋的小舞台，点着明亮的汽灯。参加晚会的有军团领导及干部战士，还有附近地区的群众，在舞台前的空地上黑压压地坐了一大片。那个时候部队的战事紧，文艺活动搞得少，今天有了这样的机会，看节目的人自然不会少。大家都聚精会神地观看军团文艺队表演的每一个节目，生怕遗漏掉。演出过程中，在节目的间隙，军团直属队突然响起了一阵洪亮的欢呼声：“欢迎邓副主任唱一支法国歌曲，大家说要不要？”这种号召，一呼百应，掌声不断。“要、要、要！来一个，快、快、快！”
红军干部战士早都听说邓小平副主任在法国喝过洋墨水，会唱法国歌，有很大的学问，也是个乐天派。这时，大家既想目睹一番邓副主任的文艺才华，又担心他不肯上台，大家就使劲为他鼓掌，加油。只见邓小平乐呵呵地大步登上了舞台，双手作揖，用他那浓重的四川话说：“来一个就来一个，我给大家唱一支法文的《马赛曲》，歌词的意思是……”说罢他清了清嗓子，就自如地唱开了。歌声高亢，在夜空中飘荡，台下的观众静静地听着，军团的干部战士都为邓小平的博学多才、平易近人发出由衷的赞叹。
21.彭德怀在同心豫旺堡
1936年夏，彭德怀司令员率西方野战军在同心县豫旺堡、吊堡子等地战斗生活过一个时期，在开展对敌斗争、发动回族群众、作好红军和回民团结等工作中涌现出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彭德怀出生在湖南湘潭县的一个村子里，离长沙约90公里，这个村坐落在碧绿的湘江水旁，是一个比较富裕的村庄。他6岁时母亲就离开了人世，父亲续弦后，就把他送到一个婶母家里寄养，住了不到3年，年仅9岁的彭德怀就开始了他闯荡世界的生活。先当放牛娃，又做矿工。16岁时回到家乡，赶上了灾荒之年，他率领灾民砸开了富户的粮仓，分光了粮食。彭德怀为此不得不离乡逃命，途中当了兵。18岁时当上了排长，参加了推翻当时统治湖南省胡督军的密谋，并接受了到长沙刺杀这个督军的任务。后因行动失败，彭德怀又不得不逃走。不久，他参加了北伐军，从事谍报活动，到长沙后被叛徒出卖，逮捕入狱，吃尽苦头。他回忆说：“我每天受各样刑罚约1小时。有一天晚上我被手足反绑，在手腕上缚一根绳子吊在房梁上。狱卒们在我背上堆上一块大石头，站在周围踢我，要我招供……我昏过去了好几次。这样的刑罚继续了一个月。每次受刑后我常想，下次得招供了，因为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刑罚。但是每次我又决定不屈服，坚持到第二天再说。”获释后过了一段流浪生活，彭德怀又去当兵，不久就当上了军官，被派到湖南军校学习，毕业后他在鲁涤平部下第二师当上了营长。在随后的一段时期里，他读到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既增长了知识，又逐步接受了新思想。后来他又读了布哈林的《共产主义入门》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简介等唯物主义的文章和小册子。1927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6年6月16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在师长杨得志、政委萧华的率领下，进占豫旺堡。7月初，在政治部主任刘晓、副总参谋长聂鹤亭的陪同下，彭德怀率西方野战军总指挥部进驻豫旺堡。
豫旺堡城坐落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南北狭长的小平原上。据说，豫旺平原是一个凤凰双展翅，城堡建在凤头上，很有灵气的老城。也许应了这个传说，元朝时在此筑城，古名豫王城，明代置平虏守御千户所（亦名平远千户所）。城内建筑青砖蓝瓦，明柱雕檐，古朴雅致，钟鼓楼雄踞中央，十字大街商贸繁华，时有“小北京”之美誉。清乾隆年间社会安定，商业发达，为取兴旺发达之意，将豫王城改为“豫旺城”。清末民国初年，兵燹频繁，城内建筑多遭战争毁坏，变成了瓦砾废墟。尽管如此，城墙雄伟，堞楼犹存，不失当年风姿。民国初年因以“堡”为基层建制，豫旺城也就改叫豫旺堡了。红军西征时，人们仍然习惯称之豫旺堡。
彭德怀总司令员住在豫旺堡城隍庙内。美国记者斯诺、医生海德姆（后来改名为马海德）到同心前线时，彭德怀司令员和西方野战军的首长们，用迎接外宾的最高规格，极其热情、隆重地迎接了他们，并让外国朋友住在司令部的院子里。采访过许多将军的斯诺原来以为，指挥着两三万红军的彭德怀是一个疲惫不堪的、板着脸的领袖，身体也十分虚弱。可当斯诺在豫旺堡与彭德怀亲密接触后，他才发现彭总是个开朗爱笑的人，身体极为健康。斯诺发现，彭德怀虽然是红军主力部队的最高统帅，但他在豫旺堡的司令部只不过是一间简单的屋子，内设一张桌子和一条板凳，两只铁制的文件箱，一幅红军自绘的地图，一台野战电话，一条毛巾，一只脸盆和铺了毯子的炕。他同部下一样，只有两套制服，也没有佩戴军衔领章。斯诺感慨得对翻译黄华说：“我见到过美国、英国、苏联和国民党的很多高级指挥官，彭德怀司令员是最简朴的了！”
彭德怀身为西征红军的司令员，平易近人，关心战士。在斯诺的眼里，彭将军吃的饭菜很少，也很简单，伙食也同部下一样，一般是白菜、土豆、羊肉，通常是面条，有时有馒头。他不吸烟，不喝酒，在豫旺堡最爱吃西瓜。
彭德怀与人谈话，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好作风，这是不可多得的高尚品质。他喜欢说说笑笑，思维敏捷，善于驰骋，又能吃苦耐劳，是个很活泼的人。有一次，彭总约斯诺去参加红二师的军事演习。他们在要爬上一座很陡的小山时，彭总突然向斯诺和参谋人员喊到：“快，冲到山顶上去！”说时迟，那时快，彭总像老虎似的冲在前面，首先到达山顶。等斯诺和参谋们气喘吁吁地爬上山顶时，他却已经站在山头上指挥部队进行演习了。
演习结束后，大家回到军团部的大院里，斯诺坐在板凳上和彭总聊天，聊到高兴处，斯诺建议给彭德怀司令员和在场的几位指挥员拍一张合影照片。彭德怀对斯诺开玩笑说：“哎哟！斯诺先生，这个照可拍不得呀，你要是把它送给蒋介石，他准会派飞机来炸我们呢！”站在一旁的翻译黄华，立刻把彭德怀司令员的话翻译给斯诺，斯诺听后，站起来拍着彭德怀司令员的肩膀，竖起大拇指连声说：“OK，OK，还能拿二百万现大洋奖金呢！”他们俩人的对话，让在场的人都笑得喘不过气来。彭总挥手招呼院子里的几位干部说：“走，就让他把我们的形象送给蒋介石吧！”斯诺拿起照相机，为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红一师师长陈赓、红一军团教育科长孙毅和西方野战军参谋长聂鹤亭拍下了合影照片。
彭德怀有迟睡早起的习惯，在豫旺堡每天晚上平均只睡四五个小时，精力过人。表面上看，他从来都是不急不忙的，实际上他是最忙碌的。尽管敌人的飞机常常在红军前线上空投下上万张传单，悬赏5万到10万元要缉拿彭德怀，但是他的司令部门外却只有一个哨兵站岗，他在街上走时也不带警卫。
22.彭德怀谈游击战术
在豫旺堡彭德怀向斯诺谈了许多他参加革命的事，尤其是对游击战术他具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首先，中国采用游击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经济破产，特别是农村经济破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军阀混战加在一起，破坏了农村经济的基础，不消灭它的主要敌人是不能恢复经济的。其次，游击战得到了发展是因为内地落后，缺乏交通道路、铁路、桥梁，使得人民可以武装起来，组织起来。再次，虽然中国的战略中心多数都控制在帝国主义者手中，但是，在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之间，有许多空隙，可以迅速发展游击战。最后，1926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在许多人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理想……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革命游击战的发展和成功。除了这些理由外，游击战之所以能够成功，游击队之所以能够战无不胜，还因为作战部队同群众打成一片。红色游击队不仅仅是战士，他们同时也是政治宣传员和组织者。他们到哪儿就把革命的思想带到哪儿，向农民群众耐心解释红军的真正使命，使他们了解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共产党和是唯一能够领导他们的政党。
彭德怀认为中国游击战的主要任务：一是中国的游击战只有在共产党的革命领导下才能取胜，因为只有共产党有决心、有又能力满足农民的要求，了解在农民中间进行深入、广泛、经常的政治和组织工作的必要性，能够实现自己宣传的诺言。二是游击队的实际战地领导必须坚决果断、勇敢无畏。没有这些领导品质，游击战不但不能发展，而且在反动派的进攻下一定会衰亡。游击队绝不能静止不动，这样就会招致灭亡。
彭德怀对斯诺说：“如果新发展的游击队要成功的话，有些战术原则必须遵守。这是我们从长期经验中学习到的，虽然视具体情况而异。我认为背离这些原则一般都会造成灭亡。主要原则可以归纳为十点：第一，游击队不能打打不赢的仗。除非有很大的胜利把握，否则不同敌人交战。第二，游击队如果领导得好，所采用的主要进攻战术就是奇袭。必须避免打阵地战。游击队没有辅助部队，没有后方，没有供应线和交通线，而敌人却有。第三，在交战之前，不论主动或是被动，必须制订出缜密的详细的进攻计划，特别是撤退计划。任何进攻，事先如不充分准备好预防措施，游击队就有遭到敌人出奇制胜的危险。第四，在发展游击队中必须注意民团，这是地主豪绅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的最坚决的防线，从军事上来说，民团必须予以消灭。但从政治上来说，如有可能就必须把它争取到群众一边来。第五，在与敌军正常交战时，游击队的人数必须超过敌人。但是如果遇到敌人正规军在移动、休整或防范不严的时候，可以用一支小得多的部队，对敌人战线上的要害进行侧翼奇袭行动要迅速坚决。第六，在实际交战中，游击战线必须具有最大的弹性。一旦看出他们对敌人兵力或准备或火力的估计如果有错误，游击队员应该能像发动进攻那样迅速地脱离接触而后撤，每一个单位必须有可靠的干部。第七，必须掌握牵制佯攻、骚扰伏击等分散注意的战术。这种战术就叫做‘声东击西的原则’。第八，游击队要避免同敌军主力交战，要集中在最薄弱的或最致命的环节。第九，必须提防敌人找到游击队主力。为此，游击队员在敌人前进时应避免集中在一个地方，应该在进攻之前经常变换位置，一天或一晚上两三次。游击队行动神出鬼没是要取得成功所绝对必备的条件。第十，除了优势机动以外，游击队由于同地方群众不可分离，在优势情报方面具有有利条件，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