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到《追捕》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被引进大陆的第一批译制片，中国刚刚经历了一场浩劫，中国进入了一个较为宽松、宽容的政治环境，人们开始憧憬健康的生活，而“文革”的阴影一定在那时的大人们记忆中还存在。有多少家庭在横扫一切的暴虐权势下家破人亡，甚至被逼迫站出来揭发自己的恩人、亲人，有生存还是毁灭的考验要求一些人和自己最爱的人划清界限。有多少对这个民族怀着忠诚和热爱的好人，因为对领导和政策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就被打成“反革命”。当那些不幸的人们被政权和整个社会抛弃，被要求不断地检讨、求饶，把有思想的人变成横路敬二一样的痴呆，甚至肉体消灭的时候，有几个人，有他的亲人哪怕在他耳边悄悄地告诉他：“如果你是反革命，我就是你的同谋！”极权体制最邪恶之处，就是要切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把权力像章鱼的触角一样伸入人与人之间哪怕最隐秘的情感角落。
也许《追捕》只是一部童话，但我多么希望真由美的气质在我们的历史中，甚至我们今天的生活中能够存在。好人杜丘所面临的追捕并不只在电影中存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景象何尝不就在我们身边发生，有黑暗中的力量阻止人民接触到真相，要置义人于死地，把赤子诬蔑为罪人。
从我懵懂记事起到现在经过了20多年，我才终于读懂了《追捕》，读懂了真由美，也读懂了人性之美。当你所认识的人，你知道他是好人，却被人陷害、冤枉，被整个社会误解，你愿意告诉他：“假使你被整个社会抛弃，我也站在你的一边。”即使有千万人的喧嚣，依然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自己的头脑，相信什么样的人是好人，什么样的人值得尊敬和爱。
（2010年）
心灵鸡汤惹谁了
近几年，我特别烦心灵鸡汤类的读物，一听到“不要抱怨社会，要问你的内心深处”之类的鸡汤味太浓的话，我会产生不愉悦的生理反应。生理反应这个东西很奇怪，不由理智的控制，是中枢神经的条件反射。
早在于丹之前，我们就有众所周知的鸡汤教主，我还记得他的一首诗：“不是苦恼太多/而是我们的胸怀不够开阔/不是幸福太少/而是我们还不懂得生活/忧愁时，就写一首诗/快乐时，就唱一支歌/无论天上掉下来的是什么/生命总是美丽的。”无法形容这种被称作是诗的东西，让我倒胃口的程度，这些连鸡汤都算不上，没什么营养，但又口味很重，最多算是鸡精汤。
这几年开始学习内观的方法，经常反思自己的情绪是怎么一回事，我确实有必要问一下我自己的内心，为什么鸡汤味让我如此反感。前些日子，我意外又看到了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他的《人生礼赞》（APsalmofLife），是我大学的时候，特别酷爱的，几乎能把英文原诗背下来，特别朗朗上口，而且有意气风发之感。尤其是长诗后半段，翻成中文大意是“在这世界辽阔的战场上/在这人生巨大的营帐中/莫学那听人驱策的哑畜/要做一个战斗的英雄！/别指望未来，不管它多迷人！/把已逝的过去永久埋葬！/行动吧——趁着每一个今天！/赤心在胸中，上帝在头上！/伟人的生平昭示我们：我们能够生活得高尚/而当告别人世的时候/留下脚印在时间的沙上/也许我们有一个兄弟/航行在庄严的人生大海/遇险沉了船，绝望的时刻/会看到这脚印而振作起来/那么，让我们起来行动吧/对任何命运都敢于担待/不断地进取，不断地追求/要学会劳作，学会等待。”
不知是不是因为我年龄长了，再读朗费罗的诗，也读出了一股鸡汤味，感觉是和李白、杜甫什么的没法儿比。但其实仔细一想，美国本身就是一个鸡汤味很浓的国家，说美国文化的主流就是肤浅的大众消费也不为过。最早的《心灵鸡汤》商业模式，就是杰克·坎菲尔他们几个人搞出来的，该系列现有105个分册，印刷总量超过了1亿册，被译成40多种文字在世界发行。这个家伙是世界级鸡汤教父，据说为20多个国家的公司、大学、非营利性组织以及大众开展了人生转型方面的讲座。还在150余个电视栏目及600余个广播节目中和大家共享了他的鸡汤哲学。我在网上听了几段他的演讲，无非也就是讲几个小故事，融合了唐骏式的成功学，再加上些汪国真式的诗意，再有些于丹式的浪漫。不过确实算是个挺好的产品，我听了他的演讲，倒也并没有什么反感。
为什么汪国真当年就会让我这么烦呢？回想起来大概那是在1990年的时候，他的诗集被《新闻出版报》列为十大畅销书之一。后来听说1990年在出版界被称为“汪国真年”。汪国真几乎成了继雷锋、张海迪之后的时代青年偶像，《文汇报》为了将汪国真在“文汇书展”上重点推出，在《文汇读书周报》上连续介绍推崇汪国真，称汪国真为“诗坛王子”，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几乎是人手一册汪国真。
回想起来，汪国真的诗也没什么太离谱的地方，基本文从字顺，朗朗上口，意思也没有诲淫诲盗，基本都是健康向上的，很适合中学生做同学赠言。
关键问题是，汪国真是在那样一个乏味的时代走红的，那个时代，没有北岛，没有顾城，没有海子，舒婷都去当作协主席了，就他一个“诗坛王子”整天在各种媒体上给大家狂轰滥炸。仔细想来，并不是说汪国真的诗有多么让人毛骨悚然。而是汪国真的诗，成了那个乏味的、压抑的年代的投影。
其实想通了，大众文化的消费市场，本来就是以平庸反智为基调的，哪个国家的人民群众都需要被麻醉，需要有让大脑不要太疲劳的理由。
不过我们要清楚，心灵鸡汤和严肃的思考是有区别的，鸡汤就是鸡汤，杰克·坎菲尔在美国有这么多粉丝，他也没有被捧成诗人、国学大师、学术巨星。
（2011年）
富二代才该学卢安克
前段时间我的老朋友、央视记者柴静发表了一篇名为《告别卢安克》的稿子，在网络上反响很大。卢安克放弃德国相对优越的生活环境，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穷乡僻壤当一个支教老师，被网友称为“外国雷锋”。卢安克教书的收入很有限，甚至有时候一个星期都挖野菜吃，让网友们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支教。同时，最近还有一个说法特别火，是说柴静在央视当记者多年也没买房，被冠以“央视最穷记者”的桂冠。
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我发现现在的网络舆论有一种过度解读的倾向。在央视当一个正直的记者的确发不了大财，但像柴静这样一个优秀的记者，收入肯定不至于是央视所有记者里面最低的。说她是最穷记者有点夸大其词。同样，卢安克的精神的确很令人感动，但他这种行为在西方社会其实是很常见的。早在清末民国的时候，就有许多欧美的传教士跑到中国最贫穷的地方传教，西方社会是有这个传统的，而且他们的家庭和教会对此都很支持。
中国的舆论在探讨公益或新闻伦理等问题的时候，喜欢把人有多穷当做一项重要的审美标尺。如果一个有钱人捐了几所希望小学，大家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但如果出现一个类似白芳礼一样的老人，自己生活很穷苦，还能省吃俭用救济别人，就会立刻引爆舆论。同样的道理，柴静作为一个很优秀的记者，正直坦荡，有坚持，受到了大家的欣赏。但人们总觉得还缺点什么，得说她同时还很穷，好像那样更有利于她的形象一样。财富不是人生最重要的追求，但把贫穷赋予审美含义也不是件好事。
回到卢安克，他本身的工作很让人尊敬，但无论是媒体还是网友，总是习惯强调他日子过得有多苦，吃不上肉，几年不买新衣服。这种渲染也曾让一些大学生激情澎湃，要像卢安克一样不畏艰难，到偏僻的乡村去支教。对这些冲动的大学生，如果不是家庭条件比较优越的，我总是给他们泼冷水。中国的大学生和卢安克面临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卢安克不是独生子女，而且德国本身有良好的社保体系，可以让卢安克的父母在年老之后也衣食无忧、有人供养。而中国的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甚至一些农村出来的学生家庭条件本身很困难，父母为孩子上大学已经砸锅卖铁，非常希望他们能够取得一些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是人之常情，从而脱离农民身份，而且能在自己不能干活之后有所供养。如果真的要走卢安克的路，中国大学生面临的不仅是自己的温饱问题，而且要面对对父母家庭对其精神造成的压力。在这么大的压力下，这些大学生是不是还能像卢安克一样每天微笑着面对学生？我表示怀疑。
最近我刚在香港参加了的家族基金论坛，让我觉得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卢安克会更健康。这个论坛有很多香港著名的基金会都来参加，多是裘马轻肥的富二代，富三代，他们都把投身公益作为家族遗产的传承。像福特、洛克菲勒这些大财阀的后代经验表明，如果当初自己的家族将财产留给后代，家族肯定会四分五裂，兄弟姐妹会为了争夺遗产而大打出手。好在先人贤明，用家族财产设立了基金会，每年举办两次理事会，同时也是家庭成员聚会的日子。慈善事业成为维系家族关系的纽带，既做了好事，也保持了纯正的家风，让后代能对社会责任保持敏感。
于是我想到，反而是中国近年来兴起的富二代群体应该向卢安克学习。父辈为富二代们留下了大笔的财富，衣食无忧，但也容易生出一些富贵病来，包括精神空虚，找不到人生的目标和前进动力，像那个希尔顿整天闹出花边新闻的纨绔女儿真是家门不幸。如果他们能像卢安克一样到偏远山区去支教两年，或者更远些去南亚去非洲做志愿者也很好，可能就会磨炼出更坚强的意志，有世界公民的情怀，也会对同胞所受的苦难有更真心的关切。就像美国的摩门教，其教徒必须要在年轻的时候，远离家门，到世界其他贫困地区进行传教，为当地的人志愿服务，这也锻炼了年轻人的视野和能力，对未来的事业也有好处，这和摩门教这些年来日渐兴盛不无关系。现在中国有些富二代，已经有学卢安克做善事的了，比如那个卢星宇，还有听说像刘永好的女儿之类的都比较热心，当然那些有钱人的孩子穿着时尚，一条皮带可能就值几千，去做慈善，就像戴安娜王妃访问难民营一样，难免比较惹人注目。惹人看不惯也是难免，特别是中国很多人还习惯于觉得搞公益的就该穿得补丁摞补丁的，但社会应该有个慢慢的从不习惯到宽容，到习惯的过程。同时对那些富二代也是一个学习吸收正能量的过程，他们口含银匙出生，假如这个社会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越是有钱人家孩子，越是应该参与公益，不用用卢安克的苦行标准要求大家，哪怕最初真有人是出于赶时髦作秀，也会多少触发他们对社会的思考，理解自己对同胞的责任。未来他们中出现中国的卢安克也是很正常的。
我觉得从这种角度解读卢安克更能传递正能量，而不是当下鼓励一批自己温饱都解决不了的寒门子弟，以献身公益的名义，太过于牺牲自己的父母和家庭。
（2013年）
“不装”的唐僧
说到唐僧，大多数人的印象就是电视上《西游记》里那个骑着白龙马，带着三位各怀绝技的徒弟，自己只会念经的白胖和尚。
历史上真实的唐僧是什么样的人呢？这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中，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有所介绍。但在我看来，钱文忠教授只是叙述了玄奘的生平，远远没有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有些人，哪怕是跟他在一个房间里生活很久，却未必能走进他的内心；有时候与一个人可能离得很远，但却会觉得和他心灵相通。
读书读到位了就读的不是书，是神交古人，有时候发现历史上与自己隔了上千年的人，在某一个方面会跟你有非常深切的共鸣，我对这些人构成的理解，会使我对他们和他们的环境所代表的精神有一种全新的认识。
过去，中国每—个行业都有一个祖师爷，这个祖师爷就是这个行业的标杆，比如木匠供鲁班、说相声的供东方朔。想进某个行业就得拜这个祖师爷。什么人在中国的历史上为辩论树立一个标杆？很多人知道玄奘是一个伟大的旅行家，他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道路自信？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辩手。从这个角度，我和玄奘之间产生了很强的心理、精神的共鸣。我读《大唐西域记》，玄奘就好像现在坐在我面前一样，我完全能够理解他的脉络、逻辑、性情、心理是什么样的，包括他在各个人生路口所做出的选择，在万万人中，我的心跟玄奘是相通的。
因不装而被迫西行
玄奘出生在河南，原姓陈，祖籍颍川，也就是现在的河南许昌，我去过那个地方。玄奘出生在干部家庭，父亲陈慧，任江陵、陈留县令，母亲也是官宦人家的小姐。玄奘10岁那年父母因病去世，跟着哥哥到了洛阳的净土寺学佛，正因为从很小就受到佛教文化的熏陶，因此玄奘很小就表现出很强的对于真理探索的精神。而玄奘自小慧性过人，又勤奋好学，13岁剃度出家时就被以“鉴才”著称的大理寺卿郑善果评价：“看此子的风骨，日后必成佛教中伟大的人物！”玄奘也不负郑善果重望，二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已经闻名全国，年轻就出众的人很不好，容易骄傲，捧也会捧杀。
但已经赫赫有名的玄奘为什么这么坚定地要去西天取经呢？古时候的交通很不便利，要去印度不像现在，坐着飞机很快就到了。玄奘去印度途经多个国家，穿越沙漠、丛林、异域，且没有大唐签证，属于偷渡出国。一路上跋山涉水，虽无《西游记》中的妖魔鬼怪，但遇上马贼、草寇的概率还是有的。取经之路可谓九死一生。
但玄奘坚持要偷逃出国，去西天取经，在我看来这和孔子对于追求知识的理解是一样的。孔子曾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很多人对“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是从字面意思来理解——远处来了朋友我很开心。但也蕴含着孔子对身边的人的失望，所以才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希望远处来的人和他谈谈话，让他感到开心。
孔子说的这些话和玄奘当年的切身经历非常一致。在古时候，寺庙并不像现在这样主要烧香用，那时候寺庙更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是一个非常注重思想交流的地方，也是维持地区最高思想、科学水平的一个地方。而寺庙里的高僧就像是现在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值得受到尊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