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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瑞先生去世之时，尽管他是我亲密的同事，我还是没有勇气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害怕见到他的坟墓。许多人的民族主义与他所教授的民族主义不同，与我的民族主义也不同。同他的朋友约翰·F.泰勒一样，他属于爱尔兰民族的浪漫流派。莱昂内尔 ·约翰逊以及我自己就是以这种浪漫流派为出发点的，只要它是建立在文学、艺术和爱尔兰批评主义基础之上。如果能关心或看到老朋友的话，或许他的灵魂会接受未出席他葬礼的人的道歉吧。没能出席他的葬礼让我一直耿耿于怀。我从他那里以及从泰勒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在我看来，泰勒是我所听过的最伟大的演说家。理想的爱尔兰，或许以此为出发点，幻想中的爱尔兰，我就是在为这样一个爱尔兰而努力奋斗。本质上，那种理想的爱尔兰就是他们的爱尔兰。他们是最后一批提到理解生活和民族性的人。格拉顿这一代人加深了这种理解，他们读荷马的作品，读维吉尔的作品；戴维斯这代人也加深了这种理解，他们受马志尼 [1]的理想主义的影响以及中世纪欧洲革命家的理想主义的影响。
奥利瑞参加了芬尼亚运动。我们都知道这场运动没有成功的希望。但是，他相信这种运动对人们的品性有好处。他因参加了芬尼亚运动而受到长期监禁，他对此从未有任何怨言。甚至到最后，在提起牢狱生涯时，他认为，正是他的罗马人的勇气让他能描述其痛苦。如果诸多失败的预兆没有让人们泄气，那么道德记忆中人的行为价值，行动中心灵的高度，对他而言似乎比其直接结果要更重要。一个人不要因任何爱国托词就依赖或放弃他的尊严。我听他说过：“我只有一种宗教，即古波斯人的箴言：时刻准备，永不撒谎”，“人们不能以拯救一个民族为借口，去做某些事情”，“人们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哭喊着拯救一个民族”，我们可能不会忘记矛盾激情中的正义，“无论是多么糟糕的事业，好人都能够为他们的正当理由而奋力拼搏”。他的朋友有着强烈且深沉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不是按照人们的成就把人们区分开，而是按照人们的真诚度，按照人们对直接且明显的逻辑的掌握度把人们区分开。在他看来，这种直接且明显的逻辑对于真诚是至关重要的。他也没有理解到风格或文学的真正意义，尽管他以及他的朋友都是伟大的读者，但是因为他们的想象力不可能停留在缺乏伟大性的地方，所以他们希望看到（尤其是约翰 ·奥
[1]诗人罗丝·卡瓦纳在她居住的地方，我想是利特里姆，写信给她的宗教导师，让他帮她借到马志尼的著作。他回信道：“你定是指的曼荣。 ”——作者注
利瑞）一种伟大的爱尔兰文学。当莱昂内尔 ·约翰逊、凯瑟琳 ·泰南（当时的名字）以及我开始改造爱尔兰诗歌之时，我们想要保持由格拉顿留下来，又由约翰 ·奥利瑞传给我们的这个东西，尽管我们的任务是在迷宫中探索新路径。我们努力创造一种比那些用英语创作的前辈爱尔兰诗人的作品更微妙的节奏，更有机的形式。但是，我们也总是努力牢记某些虔诚的观点以及高尚的心灵态度。在我们看来，只要一个民族能够用智性来概括，那么这种智性就是民族本身。如果你问一位古斯巴达人，是什么造就了斯巴达，他会回答是莱克格斯法典造就了斯巴达。许多英国人会回头去读班扬和弥尔顿的作品，正如我们会回头去读格拉顿和米切尔的作品一样。莱昂内尔 ·约翰逊能够将这种传统的一部分融入他的艺术中，但我不能，因为他有天赋，他能够用优美的诗歌来表达他的政治思想，这也是我所缺乏的。另一方面，我一心想着爱尔兰（他有其他兴趣），我从阿林汉姆和沃尔什那里获得了对乡村招魂术的热情，从弗格森那里获得了对英雄传说的兴趣。与此同时，阅读欧洲文学作品，在爱尔兰创造我的表达的象征符号。一种强烈的思想经常浮现在我脑海。主要是受到威廉 ·莫里斯个人的影响，我梦想着强化爱尔兰人的仇恨，直到我们带着爱国主义激情，像莫里斯和罗斯金那样去仇恨某些事物。米切尔已经将从卡莱尔那里得到的仇恨全部倾倒出来，融入爱尔兰人的血液中。卡莱尔的仇恨更早、更深。我们难道不是一个有着古老勇气，完整无缺的土地，自我奉献精神这种原始天赋的可怜民族吗？罗斯金和莫里斯徒劳地耗费精力，因为他们没有找到任何激情来实践他们的思
想，但是在对每一种寻找的思想和行动的大众记忆中，留下了完美的激情和先例。或许，要找到一种能够将乡村招魂术改变成一种理性信仰的事物，这是可能的。这种理性信仰的能量会影响其他事物。例如，在弗雷德里克 ·迈尔斯的作品中出现的一种达到类似高潮的新招魂术哲学中去寻找，在对无数微不足道的人的调查中去寻找。一种新信仰似乎到来了，它非常简单、显而易见，最重要的是，能够融入世界的普通景物中，这样它就能让所有人情绪激昂，将人从数千年的顺从和复杂性中解放出来。为了那场伟大的战争，我们要在爱尔兰将我们古老传统的铁砧铸造成一把新剑。那场伟大的战争最终会重新建立起一个古老、自信、快乐的世界。我一直致力于这种想法，即建立各种学会。但是，我很快就会鄙视某些学会，还有一些学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会被我鄙视。我一边是在恶作剧式地以及嘲笑般地旁观；一边又在说着越来越不真实的话，就好像心灵态度变得越来越局限，越来越困难。毛德 ·冈女士仍能用她的美貌和真诚，吸引贫民窟中的人们出来，对他们讲“我们的祖国爱尔兰头上戴着星星编织的王冠”。渐渐地，她所参加的政治运动很难建立在任何持久的事物之上。这些政治运动满足于攻击微不足道的个人和事物。所有运动更多的是由他们所憎恨的事物联系起来的，而不是他们所热爱的事物联系起来，因为爱将所有运动区分开，使其个体化，使其平息下来。文学的出发点就是这种唯一的运动，这种高尚的运动憎恨伟大和持久的事物。有着旧传统的人都有着某种贵族气质，但是我们同第一种心态对立，尽管不是很强烈的对立，这种心态没有对格拉顿那代人造成影响，也基本不存在于戴维斯那代人中。它在曾经充满了美好记忆的古老爱尔兰上建立起了一个新民族。
我记得，我二十岁的时候，在我从青年爱尔兰学会回家的路上，同人争论过，有着神圣教会的爱尔兰不可能创造像彭斯这类民主诗人，尽管它不止一次地尝试，但是从长远来看，爱尔兰的天才将会是主张贵族政治的、孤独的人士。这样的爱尔兰时刻准备引导智性事物——约翰 ·奥利瑞多次提到过这种积极性 [1]——还有对中立和未完成的争论的拉丁式憎恨。无论何时我认识了某位老农，我都会听他们讲故事传说。故事传说源自想象，这种想象能更深刻地理解荷马的作品，而不是《佃农的周六晚上》或《高地玛丽》。这种想象是一种远古想象，在这种远古想象中，一切都是长期积淀的结果。我相信，精致文学的创造者仍能获得激情和主题，不过他对此思考很少。我想，所有最美丽的玫瑰花都被移植到了这种年老而破败的花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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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焰和洪水前战栗的人，
穿过满天繁星的风；
[1]我不止一次听到他说：“我不会说我们的人民能区分善恶，我要说他们并不憎恨好事。要给他们指出来，就好像许多人在英国所做的那样。 ”——作者注
让繁星中的风、火焰、洪水覆盖并隐藏，因为他与自豪、高贵无缘。
三类人创造了美好事物。贵族阶级创造了美好的礼仪，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让他们远离对生活的恐惧。农民创造了美好的故事和信仰，因为他们没什么可失去的，也就没什么可害怕的，因为上帝让他们无所畏惧。所有这一切都回到一种悠久的传统，因为没有恐惧，所以他们可以保存他们喜欢的事物。总是忧心忡忡的其他人基本不能拥有什么美好的事物。他们总是在改变，因为无论他们做什么或者拥有什么，最终的结果都是不确定的。他们基本没有信仰，任何事物在他们那里都是目的，他们理解不了你所说的：“一切最有价值的事物都是一无是处的事物。 ”与花朵相比，他们更喜欢花梗。他们认为，绘画和诗歌之所以存在，或许是因为教育；爱之所以存在，或许是因为需要生孩子；戏剧之所以存在，或许是因为忙碌的人们需要休息；假期之所以存在，或许是因为忙碌的人们需要继续忙碌。他们一直害怕，甚至憎恨有实际价值的事物，因为价值有可能像火一样，会突然烧掉他们的生活之书。在生活之书中，世界由密码和象征符号呈现。他们首先害怕不虔诚的快乐和无益的悲伤。在他们看来，那些被地位、贫穷或艺术传统解放的人们，都非常可怕，就像是一种眼睛不能承受的炫目之光。他们强烈抱怨那种戒律，即如果我们可以开开心心地做想做之事，我们就可以付诸行动。他们认为自由是世界上微不足道的事物。
如果我们想要找到与自己思维方式相似的人，我们就必须回到塔楼式的墙；回到法庭；回到有很多岩石的地方；回到小城墙包围的城镇；回到弄臣身边，就像查尔斯五世的弄臣，他利用死亡来制造欢笑；回到病中的吉多贝多公爵，或者正当年的弗雷德里克公爵身边；回到某类人身边，他们知道如果不是为了思考或兴奋而活着，那就不要活着。
当然，如果诗歌很悲伤的话，那我们不能喜欢这种高贵之事，淡淡的爱的诗歌；只有当我们喜欢一件事，能够以此为伴，我们才能表明我们对它的控制力，才能拥有足够明澈的能量心灵。布莱克写到，熊熊烈火和毁灭之剑都是永恒的一部分，这在人类看来非常伟大。只有在这些事物之前，在诸如特里斯坦和伊索尔特的爱之前，在高贵或被奉为高贵的死亡之前，自由心灵才允许自己拥有短暂的悲伤。或许，我们可以摆脱余下的一切：阴沉的愤怒，庄严的美德，工于心计的焦虑，悲观的怀疑，缥缈的希望，然后在快乐中重生。因为在纯粹的悲伤中有着屈服，所以我们会对比我们伟大的事物感到悲伤，不要太快承认其伟大性。那些不如我们的事物让我们感到快乐，因为纯粹的快乐掌控并孕育着一切。因此，到了世界末日，能量会欢笑，智慧会悲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