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艺术有可能变得没有人情味，因为它要么是事件太多，要么就是事件太少；因为这个世界的艺术要么太多，要么太少；因为它在各个分支中要么离普通大众太近，要么离普通大众太远。一年前，我遇到一位外出垂钓的老人，他对我说：“堂吉诃德以及奥德修斯总是离我很近。 ”对我而言也如此，因为哈姆雷特、李尔王、俄狄浦斯太过忧郁 [1]。没有哪一位剧作家曾经创造过或将要创造出一个人物，他能跟着我们走出剧院，就像堂吉诃德跟着我们走出书本一样，因为没有哪一位剧作家能够完全做到变化无常。人们开始构思，将其人物带入另一个人物的复杂关系之中，此时某种没有人情味儿的东西就进入了故事。社会、命运、“趋势”、不那么人性化的事物，开始安排角色，开始将他们众多的人性激动地付诸行动，同他们发现有必要向彼此表明一样。普通人总是更喜欢听荒诞的故事，更喜欢那些从各个角度全面审视故事中的英雄的故事，就好像故事中只有
[1]我忘记了福斯塔夫（Falstaff），他是一部历史剧中的一个插曲。 ——作者注
这位英雄是不可思议的，如同小孩子审视手中得到的新银币一样。在太过华丽而不能描绘生活的喜剧性戏剧中，或是在诗剧中，其构造有必要用单纯的动机和激情来编织，但是当一种现代的现实性氛围也被营造起来，并且趋势、命运或社会必须得被如实地展现出来，此时剧中人物就会变得越来越模糊，我们就不得不把书多读几遍，或是把戏剧多看几遍，才能将它们记住。即使到了这种程度，它们也只能在某个画室或是某些人中成为可能。我们的头脑中不得不带着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我认为托尔斯泰 [1]的《战争与和平》是我所读过的故事中最伟大的故事，但是我却把它忘记了；甚至只是一个影子的兰斯洛特 [2]也比其他事物在我记忆中的印象更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