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舅索性把背篓放下来让狼查看，确信背篓里没有肉食之后的狼还是没有放他走的意思。四舅只得把酒葫芦摇了摇，狼们才点了点头，四舅这才意识到狼要喝酒。）
后来我才知道，与其说父母是因为祠堂乃伤心之地而搬离，不如说是母亲看不惯奶奶和叔叔的好逸恶劳而分家，更不如说是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让父母们有更多的选择权利。
此前的举人湾像被歹徒紧紧缚住四肢的人质，稍微前进一步都得付出惨重的代价。突然有一天，生产队的东西要么被分掉，要么被卖掉，我们家分得了田地和锄头，我义父花三百元买到了生产队的柴油机和碾米设备。尽管收音机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晚上的答听众问都要不厌其烦地回答这个省或者那个省的某个听众关于“土地下放了会不会再收回去”的担心，人们已经明显感觉到了春暖花开时的自由气息。
这个时候，因为孤家寡人的四爷爷已死，闵家五大房人中只剩下四房人。大房是我父亲和叔叔这一系，父母搬离祠堂的举动，解开了闵家血缘纽带上最后一个死结，彻底打散了闵家的血缘纽带。半个世纪前的祖坟被挖事件只是斩断了举人湾的闵家与举人湾之外闵家的血缘纽带，这次舍弃祠堂则让举人湾内的闵家四分五裂各奔前程。闵家坝剩下的三房人中，第二房人是我二爷。这个打过越战的中年男人首先把能干活的孩子遣散去了广东打工，家中只剩他们两口子和弱不禁风的两个女儿。第三房乾德叔来得更彻底，干脆举家迁到重庆，再也没有回来过。第五房是坤林大哥。他的儿子先是到广西卖菜，后来一夜暴富在外置地买房再不想回来，任由坤林大哥大年初一病死在破屋子里。
就这样，百年祠堂只剩下我奶奶和我叔叔，像没有网的蜘蛛一样孤独无奈。叔叔显然继承了他爹的优良传统，腰长肋巴稀而且善于同生产队的女人巧笑倩兮，这种恶习在他的哥嫂我的父母离开后表现得更加如鱼得水，以至成年后四乡八里都找不到媳妇，最后被远嫁到十里之外的凤凰滩。等独自枯守祠堂的奶奶去世后，我父亲像处理残次品一样，很干脆地将祠堂卖给了张家兄弟，包括五间房屋和悬崖上的竹林。闵家祠堂从此成为远近闻名的一个历史名词。
抛掉旧传统重起炉灶看起来风光，其实饱含艰辛，不少人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我父亲便是其中之一。
逃离阴森恐怖的祠堂后，我们在举人湾的一个山坳的半坡上平整出来一块地，开始了刀耕火种的生活。十几个骨瘦如柴的中年人为我们开挖了走水的沟，大青山整块的岩石上卸下成型的条石作地基，又从祠堂砍来了竹子，很快，我们拥有了三间茅草屋，这种现在已经绝迹的陋室甚至比我们的祠堂还要倒退几百年，它高不足两米，屋顶全是草铺成的，有的地方是稻草，有的地方是长长的野草，四壁是黄土筑成，门是竹片编织成，大约相当于杜甫说的为秋风所破的茅屋吧。这样的茅草夏天很凉爽，风能从各个角落钻进来，当然同时钻进来的还有无处不在的蚊子、苍蝇们。但这显然还不是最惨的，一到冬天或者下雨，我们会忙于四处找家什接雨，听着雨打铁盆的清脆声，我们除了百感交集外只剩下不知所措。至于冬天，我们只能尽量把四肢缩回躯壳里，以躲避哀号着往屋子里冲的寒风。但是没有办法，我们找不到树木--那在大炼钢铁时就伐光了；我们找不到瓦窑，那早就当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新尾巴还没有来得及长出来。只有漫山遍野的石头、黄泥、竹子和山草可供利用，而且，当时绝大部分人都只能利用这些素材搭建自己的家，以至于山上山下，湾里坳中随处可见这样的窝棚，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个时候正处于“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盖不起瓦房籽实在太正常了。
仅仅两年后，我们的茅草屋就拆了，一片更大的地被平整出来，四周还挖了走水的阴沟，用条石砌了地基，盖起了三间坚固敞亮的瓦房子。短短两年之后，我们又进步了，在原来三间瓦房子的旁边又盖了四间瓦房子，可惜的是，父亲还没来得及享受这一切，就累死在奋斗的路上。
我说父亲是累死的，是因为我们家的前进道路上本来就充满坎坷和死亡。
父亲首先得面对一个叫酒的东西。虽然事后医生证明酒要了我父亲年轻的生命，但在此之前，父亲和酒一直亲密无间，不弃不离。父亲比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人要好点，因为我认为他至少识得两箩筐。文化大革命后期，乡上下来过扫盲组，身为生产队长的父亲得带头，正是这种带头让他学会了不少斗大的字。但两箩筐显然不足以应付各式各样的困难。比如他到死也无法战胜酒的诱惑。正是因为此，无数个风雨如晦的夜晚，父亲在外喝了烧酒回家，都会发现大门紧闭二门不开，他只能无奈地坐在门槛上，望着外边一阵紧似一阵的风雨，先叫我妈叫门，被我妈一阵猛似一阵的义正辞严后又奴颜婢膝地叫我的名字。大部分时候我会站在我妈这边，回想起以往和父亲产生的种种不愉快以及他对我的殴打，我会比母亲更加凶恶地拒绝说：“喝死去！”
我和母亲如此痛恨父亲并非空穴来风，我亲眼见过的就有好几场，那些烧酒在他们面前跟白开水差不多，也正因为此，多年后我才理解人们说“川人好酒”的真实含义。比如在我外婆六十大寿的饭桌上，人们一改平时一个碗轮流喝的习惯，一人一碗酒放在各自面前，规定十次或者二十次喝完，不准耍赖。扁平土陶碗在人们此起彼伏的划拳声中震颤着，酒也一碗一碗往下喝，有人提着塑料桶随时准备添酒。喝着喝着，一些人扛不住了，有人就开始耍赖，或趁人不备把酒吐回碗里，或猛灌一口借上厕所之机吐掉，或干脆悄悄吐进袖子里，反正花样儿多了。我就亲眼见桂生大哥把满满一嘴酒吐在自己衣襟里。当然，他做得不太巧妙，被人发现后喂了死猪：两个人死死撑着他的脖子不令动弹，另外一个人在他嘴里支一根斑竹管儿，满满一碗酒顺着斑竹管儿灌进喉咙。这是乡间给病猪喂药的惯常办法。看着脱身不得又被呛得咳嗽连天的桂生，人们的激情毫不保留地爆发出来，宴会被酒推到了最高潮。这个时候，女人们也干完活吃完饭聊完天，开始站在各自男人身边规劝。桂生是被他妈和婆娘拖着走的，另有几个气管炎也在老婆的轻微火力下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酒桌。还有几个立誓要把男人拖离酒桌的，但她们显然害怕酒气冲天的男人，又不甘愿折了自己面子，就远远地念叨，历数男人前几次喝醉酒的样子。
这个时候，打圆场的人就会及时站出来，他们往往是叨着旱烟锅子的长辈或者在镇上工作的公家人，他们会说：“算了，喝点酒有啥子嘛，男人不喝酒，枉在世上走。女人都回去，看好娃儿喂好猪儿，想喝酒的男人都留下来喝酒，没喝够显得主人家没有诚意。”这样的话很管用，相当于发了一道圣旨搭了一个台阶，台阶是给女人们搭的，女人们便不再坚持，一步三回地走了；圣旨则是给男人们下的，男人们于是重又吆喝坐定，开始了新一轮战斗。
外婆六十大寿，我父亲身为大女婿，可能承担着更多的喝酒责任，他得对付来自外婆娘家的舅舅们，所以父亲显得豪气干云，一只脚踏在条凳上，先要与诸位共饮一碗。他这架势显然吓退了所有人，因为大家肚子里激荡着的都是酒，还要再喝下满满一碗酒，实在勉为其难。大家之所以能再坐下来喝，目的却只有一个：想办法把酒灌到别人肚子里去。现在父亲提出这样过分的要求，显然令四众皆惊。看看无人敢应，父亲又开始行酒令。千百年的积累，酒令简直五花八门，有时划螃蟹拳，就是一只螃蟹八呀八只脚哇；有时划蜈蚣拳，就是几只蜈蚣几只眼；有时又是四季拳，就是四季发财六六大顺，等等。划拳因为是十选一，赢的概率小，还比较累人，有人会改抽竹签。三根长短不一的竹签捏在手上，外表都一样长，让你抽最长或最短那根签，三选一，抽不对，你就喝酒。这种酒令还可以演变为五选一，就是直接把五个手指蜷屈起来做成莲篷状，叫你找中指；或者二选一，捏一颗豆子在手心，反复倒来倒去，猜豆子究竟在哪只手上。猜赌之中，亦有插曲，最好玩的自然是乱了辈分。比如你和长辈划拳却喊出哥俩好的酒令，尽管长辈会高风亮节地说“酒场无父子”，观战者还是会轰然大笑，逼着喊错拳的人喝酒。
酒喝到这份儿上就需要借题发挥了，要不然，这场酒就算白喝了。亲情、友情以及平时弥漫着的乡里乡亲之间不可言说的感情就彻底发酵成熟了，看不惯某人或者想向某人道歉，都趁着浓浓的酒意说出来。身为生产队长的父亲理所当然地遭到几个人面红耳赤的指责，指责的人同时会附带上一句“喝多了说错了话大家都不要怪”之类的话，搞不清楚是真喝多了还是假喝多了。同理，指责的人也会遭到另外几个人的指责，双方的指责都是在酒喝多了的名义下进行的。此时的酒会更像英国伦敦海德公园里的自由演讲，更像公推酒为主持人的听证会，人们可以自由发表对大肚子官员、时局、老天爷的看法，也可以评说像我父亲一样的生产队乃至大队干部的是非功过，当然，张家父子不睦李家媳妇不孝顺之类的题材永远是酒后品弹的对象。这个时候，被评论对象的反驳会招致意料不到的后果，所以父亲没有沿着指责的棍子爬上去，他扭头对步行六十里来参加寿礼的一个白胡子说：“走了这么远的路，我们当晚辈的都不知道咋谢了，我喝这碗酒。”那白胡子显然觉得无法承受，赶紧自己也喝了一碗酒，父亲一看目的没有达到，赶紧端第二碗，白胡子也紧追不放，也端起了第二碗。众人一看没完没了，齐齐掐灭了话头子，抢着过来劝酒。
此时，我站在一边观战。我最惊奇的不是人们的酒量，那时的我对酒量没有任何概念，并不知道喝一斤酒和喝三斤酒有什么区别。我惊奇的是酒为什么还喝不完。我不知道酒场子曲终人散的目的不是把酒喝完，而是把人喝醉。等我再长大些为外公沽酒时才知道，我们那十里八外的乡镇上，小酒厂像下雨天的泥鳅一样多，每个卖酒门市部后边都是酒厂，门市部里硕大无朋的酒罐与厂房里散发着香味的酒糟一起构成镇上最明显的标记。每一次跟随父母赶集，为避免我们走丢，他们都会把我们安置在某个大酒罐前面，或者需要分道扬镳后的会合时，我们通常都会选择某个酒厂的门市部作为接头地点。父亲会指着写着斗大“酒”字的菱形红纸说：“诺，看，就在这里，看准这个字。”当然，作为手工酿酒作坊的副产品，我还无数次看到一些狗醉倒在街边路旁，露出平静祥和的安睡面容。甚至连我们家的兔子都嗜酒。我小时候养过许多兔子，听人说酒泡大蒜利于兔子身体健康，我就这样做了。喂兔子之前先自尝了一口，酒的辛辣和蒜的辛辣混在一起，煞是难吃，但兔子们居然舔得津津有味。我用筷子沾着酒水递到兔子嘴边时，它们先是猛劲地抽动三瓣嘴，然后一口把筷头叨进嘴里不停咂摸，等我把筷子抽出来，它们一个个还会跟着我，似乎酒里边真有什么奇妙的东西令它们销魂一样。我那杀猪匠四舅说他还见过喝酒的狼。他信誓旦旦地说有一天他帮人杀猪回来，走到大青山下一个叫麒麟溪的地方碰到两头狼，当时他背篓里有一副猪下水和一壶酒。下水是主人给杀猪匠的酬谢，那是我们当地的风俗，杀猪匠从头到尾对付完一头猪，将猪肉大卸八块后，除了能在主家吃上两顿外，就只能提一堆猪下水回家，没有佣金。四舅说碰到狼他倒没害怕，因为背篓里有下水和杀猪刀可以对付，奇怪的是他把下水放到地上，狼并没有拥上来抢，他试图往右边走，狼到右边挡住他，他往左边走狼又到左边拦住他，四舅索性把背篓放下来让狼查看，确信背篓里没有肉食之后的狼还是没有放他走的意思。四舅只得把酒葫芦摇了摇，狼们才点了点头，四舅这才意识到狼要喝酒。狡猾的四舅试着把下水收进背篓里，把酒葫芦放下，结果是，两头狼很满意地叨着酒葫芦屁巅巅地走了。四舅说他当时笑了一晚上，以至于家人都以为他疯了。后来他每提及此事，我们都以为是在说笑话，因为大青山最后一头狼是被我爷爷杀掉了的，四舅见的狼来路不端。况且，如果狼真要喝酒的话，会怎么喝呢？难道它们抱着一个细口子的酒葫芦，自斟自饮，甚至不要下酒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