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喜欢读书吗？你为啥喜欢读书呢？我就读不进去。”姜姨给我讲过她有一个儿子，读完小学后咋都不再上学，成天穿着喇叭裤跟乡上的其他小青年一起瞎晃荡--那是那个年代城镇青年特有的权力，他们不用担心工作和前途，他们的父母都是有工作的，要么父母通过关系给他们安置工作，要么他们顶替父母的工作，要么去参军，回来后由街道居委会安排工作，反正他们天生就有个轻松的饭碗，原理和我们农民子女天生就有一个沉重的饭碗一样。
我无法回答他，只是摆弄手里的书，我也不是喜欢读书，只是觉得不读书就得干惨无人道的农活。
他又莫名其妙地兴奋起来，扯着我的胳膊说：“你干脆加入我们吧，我们缺一个吹口琴的。”
这下我来了兴趣。倒不是因为口琴，而是他嘴里的“我们”，我想知道姜姨成天骂骂咧咧的败家子们究竟在搞什么名堂。
“我们有个乐队，专门学唱费翔的歌。我们是陈老八的人。”他说得挺轻巧。我禁不住追问了一句：“你们不是还要打架吗？”
他对我毫无戒备，说起打架来倒是如数家珍：“打啊，我们上午还打了一次。妈拉×，我们在练习歌曲，下街子那帮子混混不要我们唱歌，我们在粮站大仓库后边唱的，没惹他们，是他们故意来找的刺儿。他们伤了两个，我们伤了三个。都叫公安抓到派出所里去了，问了一阵子又放了。前几天迎祥街的一泼人马上来，还拿着砍刀菜刀，我们上街子的都没有怕，把几个狗日的脑壳拍开了花，抱着头跑了。还说要来报仇，我们都等着。”然后他看了看我，说：“你这么瘦弱的身板儿，打不成架的，你放心，我们不会叫你去打架的，你嗓音细，男不男女不女的，适合吹口琴，加入我们吧。陈老八是我们老大，他本事大着呐，武装部长都是他的朋友。”
我说到这里我突然想陈老八与武装部长称兄道弟的那个晚上，没想到在公社驻地断了的故事居然能在这里续上，正想仔细问问时姜姨却闯了进来，给了儿子一巴掌后把他拉了出去，母子俩一边拉扯一边互相指责对方。最后的结果是儿子挣脱母亲辛勤的双手后冲了出去，院子里只剩下姜姨的哭声和那只成天昏睡不理人事的老狗。
我最后一次见到劝我吹口琴的这位兄长是在两个月后临近暑假时。他在一个群星闪烁的夜晚被人背回家，身中七刀，肠子都流了出来，早已没了生命的气息。人们七手八脚把他安放在门板上，拿一块白布盖着。在满院子的窃窃私语中，我勉强拼凑出他临死前的经历。真的是迎祥街那帮人来寻仇。不过，令人没有想到的是，那帮人并没有大张旗鼓坐着拖拉机或者大卡车来，而是雇了几个从监狱里出来的人，暗地里潜入乡上，把人盯准后动的手。这些人带着血海深仇而来，逮住机会就往死里捅。当天晚上，姜姨的儿子和一群人歇完凉吹嘘完中外局势后，开始沿蜘蛛网般的偏僻小巷各自还家。迎祥来的刽子手们瞅准这个机会下了手，姜姨的儿子就倒在山坡下那个臭气熏天的厕所边……
悲伤逆流成河，尽管姜姨平时对儿子充满着各式各样的诅咒，骂声殷殷中也少不了水淹死火烧死之类骇人听闻的安排，但真正面对横尸当场的儿子时，姜姨夫妻还是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从儿子进门那一刻起，姜姨就披头散发跪在地上泣不成声，丈夫则穿着大裤衩，坐在旁边不停地抽纸烟，完全不顾来来往往忙碌的人们，好像这里的一切与他毫不相干，他只是恰好路过或者是来打酱油的。
初一的那个暑假，我迅速逃离姜姨家。这个时候，原来和我一起上学的三个朋友都不见了。义父的儿子转到离家八里的龙王洞小学，那是另外一个乡，得交三十元跨区费；义父的侄子已随父亲转往更远的地方，因为他的父亲是我们县氮肥厂的工人；还有一位姓杨的同学，初一只读了半学期就宣布告退。这样，十八里山路上，就剩下我孤独的身影。
上初二的那个秋天，救星诞生。我们家后山的廖家二表叔光荣转业，从云南前线带着一身病回来，做了十来年志愿兵的表叔最终被安排在乡粮站，而且分到一间单身宿舍，父母和表叔夫妻关系都很好，我又被塞进表叔的单身小屋。
那个时候，粮站绝对是整个乡上体量最大的建筑，几乎占了整个乡上面积的十分之一，阔气的仓库和米面油牢牢地吸住了四里八乡人的眼光。仓库高大结实，屋基是打磨上好的青石，比普通民房要坚实得多，这一方面利于防盗，另一方面也是百年工程，更重要的是，我以为高大的粮仓能给人以天下太平的的感觉，我就无数次听到乡上吃供应粮的人面对高大的粮仓赞不绝口，尽管他们并不知道那里边多半是空的。事实上，粮站人坐吃山空的秘密，直到二十年后才被一个叫朱（钅容）基的共和国总理发现。那时的粮站为了应付检查，早在检查几天前就会借邻近粮站里的粮来充数。这中干并不影响人家的外强，粮站比任何单位都更有理直气壮的本钱，这从粮站人的趾高气扬上就看得出来。
表叔的单身宿舍是粮站专门给职工建的一栋小二楼，粮站里大片大片的空地全铺成了水泥地，食堂、家属区、单身宿舍区、粮油区、仓库区、澡堂子一应俱全。小二楼搭在粮库最西边的一处断崖上，一色青砖，上下加起来有十七八间小屋，每间小屋不过七八平方米，仅容一张单人床、一个写字台、一个洗脸架。我挤进表叔这个小屋后，父亲又用竹子搭了一张小床，四脚用砖头撑着。这张小床是我平生睡过最糟糕的小床，在这床上睡觉利于习禅，翻身的动作不能过大，因为支撑竹杆们的砖头是从外边捡回来的，长短胖瘦不一，随时都可能因为摇晃而坍塌。有好多个夜晚，整栋楼都响起砖头坍塌的声音，我则狼狈不堪地从粗布蚊帐和砖块形成的垃圾堆中爬起来，像遭遇了一场没有损失的地震，花几分钟摞好砖头继续入梦。终于有一天，这样的声音令楼下一位老大很不满意，他深更半夜趿着拖鞋叼着香烟跑了上来，满面怒容地警告我打搅了他的美梦。待看到一地的破砖和散了架的竹子床时，他居然怔住了，蹲下来帮我摞砖头。他显然比我更有经验，摞得比我更结实。摞完后又扫视了一个整个屋子，一声不吭地走了。第二天中午，我正在用煤油炉子煮挂面，他又来了，提着一桶水泥，先把我的床卸了，然后像泥瓦工一样把那些砖头都抹上水泥，挨个粘牢后再把床架上。他这未经允许的善意举动看得我目瞪口呆，以至于小铝锅里的挂面被煮成稀糊糊了还不知道。等他做完这一切提着桶出门时，回头盯着我碗里的面说：“后边（小二楼西侧围墙脚下）地里有小葱啊蒜苗啊豌豆尖啊，你想吃就去掐来吃，我种的，不会有人说啥。”
我甚至不知道说声谢谢，他又提着桶，绕过那一遍菜地，回到他一楼的小屋。
几天后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表叔不能像往常那样下班后回举人湾，我俩同住在小屋里。我问表叔楼下那人是谁。
表叔一边在砖头上磕旱烟袋，一边瞪大眼睛说：“谁，你问谁？”待听清楚我的话和了解砖头是谁砌成的之后，表叔眼睛瞪得更大，说：“陈八娃啊，陈八娃这么好的心肠啊。你以后可是要小心，这个陈老八可是个烂账，经常打架作孽，还会耍刀子咧。”
这下轮到我吃惊了。陈老八？就是那个夜访武装部长的侠盗？就是姜姨儿子嘴里的那个带头大哥？我还差点成为他们队伍里吹口琴的人。从下街子到上街子，从公社驻地到学校附近，怎么到处都是陈老八的身影？陈老八像一个吞云吐雾的怪兽，我始终笼罩在他吐出的浓雾之中，浓雾渐渐散去，这个怪兽居然就横在我眼前。前阵子积累的好感一下子灰飞烟灭，我知道在他友善的笑容背后，隐藏着这个小镇所有的污秽和荣耀。那些如姜姨儿子般的死亡、那些带着大伙共御外辱的往事、那些穿牛仔裤弹吉他的张狂、那些站在路边调笑长辫子姑娘的骚动青春，似乎都与这个人相关。
自此后，我不敢主动接近陈老八，有意无意地避开。我们经常在粮站食堂里打饭时相遇，但在回小二楼的路上分道扬镳，我右拐从崖边上二楼，他直行绕过他管理的那个大仓库进一楼。但我如此生分没有阻挡住他的热情，他经常喊我下去，到他屋子里分享花生和腊肉。他的小屋始终冷冷清清，并没有人来人往，也没有大砍刀和火药枪，更没有我想像中的骷髅和缺胳膊断腿的青少年。这令我对他的身份再一次有了正面的怀疑，我甚至有点不屑于表叔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当然，这并不是说我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或者想旧事重提想做吹口琴的人选。我只是眷恋他从他管理的那个仓库里偷出来的花生以及光着脚板说粗话的豪情。他屋子里充满着各式各样的诱惑，好几个录音机，大的小的都有，好几十盘磁带，香港的大陆的都有。更奇怪的是，他不知道从哪里搞到当时还未全民普及的方便面，据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东西一九八四年才在中国内地生根发芽，于偏僻的巴蜀小镇而言，三四年之后还不知道太正常不过，所以我见得花花绿绿的包装就傻了眼儿，认为只有通天本事的人才能搞到被后人呼为“垃圾食品”的方便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