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是山东蓬莱人，明代抗倭名将、军事家、武术家。
戚继光出身将门，曾祖父谏，膂力过人，曾和猛虎斗，父景通，曾任都指挥使，武艺精熟。戚继光武举出身，17岁以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1555年调浙江，任参将，抵御倭寇。此时，他见旧军素质不强，至义乌招募农民矿工，编练了一支“戚家军”作为抗倭主力，他练兵有方，士兵身体素质好，武艺高，先后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连战告捷，屡破倭寇，从而解除了东南倭患。
1567年被调至北方，镇守北方要塞蓟州，在镇16年，他严格训练士卒，并制定了一套守边方略，并修筑和改建了部分长城。张居正死后，他被调离蓟州，至广州任总兵，不久即遭排挤而解甲归乡。59岁死于故乡蓬莱。
戚继光平生著述甚丰富，除了诗文集《止止堂集》之外，其他多数为兵书，其中以《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影响最大，一直被兵家奉为必读之书。他对练兵、治械、阵图等都有创见。
戚继光治军30多年，重视军事体育，善以武艺强兵，并总结了一套武艺训练的经验。他的军事体育理论和实践，对后世军事训练和武术运动有重要影响。
戚继光在武术训练方面的思想与明代名将俞大猷有共同之处，主张武艺训练重实战，讲实效，反对“花法”、“虚套”，提倡“对打”、“对练”，反对脱离攻防的“单练”。尤其强调体质全面训练，主张“练心之力”，“练手力”，“练足力”，“练身力”。
在此基础上提出“因材授器”等原则。这种既强调体质“全面训练”，又主张“因材授器”，因人而异，把古代武艺训练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这是他对中国武术理论发展的重要贡献。
戚继光所说的“因材授器”，就是因其材力授习武艺。他说：“藤牌宜于少年便捷，狼筅、长牌宜于健大雄伟，长枪、短兵宜于精敏有杀气之人，皆因其材力而授习不同。
苟一概给之，则年迈四旬筋力已成，岂能以圆径二尺之牌，而跪伏委曲，蛇行龟息，以避堂堂七尺之躯，伸缩进退、神出鬼没，以纵横于锋镝耶？即若狼筅、长牌授之以少年健儿，筋力未成，岂能负大执重、老老成成，立于前行，以为三军之领袖翼蔽也载！”
基于上述道理，戚继光主张择年老力大一人付以长牌，年少便捷一人为藤牌，将年力健大老成二人为狼筅，将有杀气、有精神30岁上下的身强力壮好汉为长枪手，又长枪之次者二人为短兵，将老实有力者一人为火兵。
这样用长牌一面，藤牌一面，狼筅两把，长枪四支，短兵两件，火兵一名为一队，结成一个作战小组。这样就形成一个组织严密，长短兵器选用，刺卫结合的战斗小组。经过严格训练，战士各有专长，又能紧密配合，就是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了。
当每个人的训练项目确定之后，戚继光又对训练提出“从严从难，赏罚分明”的要求。他说：“凡人之血气，用则坚，怠惰则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君相亦然，况于兵乎。但不宜过于太苦，是谓练兵之力。”
“凡兵平时所用器械，轻重分两，当重于交锋所用之器。重者既熟，则临阵用轻者，自然手捷，不为器械所欺矣！是谓练手之力凡平兵时各兵须学趋跑。”一气跑得一里不气喘才好。
“如古人足囊以砂，渐渐加之，临阵去砂，自然轻便，是谓练足之力。凡平时习战，人必重甲，何以重物，勉强加之。庶临战身轻，进退自速，是谓练身之力。”
这些只是一般的身体训练。此外还对各种军事武术训练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并在一定时间内进行比较检试。初试定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三则。再试时“如原等者不赏，进一则者赏银一分，进二则者赏银二分，趋进一等赏银五分。一次原等免责，二次原等打五棍，三次原等打十棍，五次以上原等不进者，打四十棍革退。”这样严格要求，又配以赏罚，其战士军事武艺日新月异。
戚继光不仅在武艺训练实践中积极探索大胆改进，为中国古代培养了一批武术人才，而且在武术研究上也卓有创见。他在《纪效新书》的“长兵短用篇”、“比较武艺赏罚篇”和“拳经捷要篇”中，对中国武术提出了许多精辟论述，详细记述和分析了当时的武术状况，提出了枪、棍、拳、刀的各种诀要，对总结和发展古代武术做出了贡献。
“拳经捷要篇”记载有宋太祖32势长拳、6步拳、猴拳、囮拳、温家72行拳等。他提出练拳要“身法活便，手法便利，脚法轻固，进退得宜，腿可飞腾”的技术要则。
同时，他根据当时流传的拳种，博采16家之长，编制了“势势相承，遇敌制胜，变化无穷”的32势。他认为“大抵拳、棍、刀、枪、叉、钯、剑、戟、弓、矢、钩、镰、挨牌之类，莫不先有拳法活动身手。”
戚继光提出了“其拳也，为武艺之源”的论断，并大力提倡各种拳法“兼而习之”，以达到“上下周全”、“首尾相应”的全面技能。戚继光所有这些武术思想，对中国武术和军事体育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