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洞明皆学问——柏杨的处世学问
应该忍耐的时候，必须忍耐，才是负责态度。
——柏杨《形势比人强》
忍耐，是一种强劲的守势，也是一种隐藏的攻势。但凡能忍的人，无一不具备成为最高领导的潜质。“小不忍则乱大谋”说的是忍耐；“大人不计小人过”说的是忍耐；“好汉不吃眼前亏”说的也是忍耐；“扮猪吃虎”说的还是忍耐。
忍耐这个词可以说作用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柏杨先生的智慧告诉我们：当你寄人篱下的时候，如果不用这两个字给自己加个“定身术”，说不准早已和亲友翻脸成仇。这可是件得不偿失的事情。一时的莽撞让你既磨炼不了“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度，又可能饥寒将近沦落街头；或许图了一时的爽快却换来可悲的境遇，真的不太值得。
清·金兰生《格言联璧·存养》中说：“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触忤，斯能为人不能为之事功。”
谁不想功成名就，谁不想轰轰烈烈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可是这世界上能干事的人不少，成大业的却不多，究其原因，方方面面主客观因素都有。比如要有良好的社会背景，有千载难逢的机遇，也要有智商、文化、有修养等等。但其中，“忍”也是成就大业的必备心理素质。
孔子曰：“小不忍而乱大谋。”也就是说想成大业、干大事，就得忍住那些小欲望，或一时一事的干扰。对于有理想、有抱负，想为国家、为民族干一番大业的人这完全是必要的。
将忍耐化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智慧，“忍”功的修炼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首先，吃亏没什么大不了的。人们通常总是非常害怕吃亏，把这看成是人生第一大倒霉事。究竟什么是“吃亏”呢？究其根底，无非是个人的某些利益受到了损害。于是，一旦感到自己吃了亏，便慌张起来，赶紧采取什么补救措施，力求把受损的利益补回来。而这一慌，便非常容易出乱，一出乱，灾难随之来矣。因此，“吃亏而不慌”，也是“忍”的一种常见的形式。
在这种形式中，突出的一个特点便是“不慌”。吃亏是经常的事，而且它并不知道会从哪些方面入手偷袭你。就一般人而言，吃了亏，心里总是不好受的，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失落感，这是不奇怪的，在心里也不必一定要阿Q式地自我解脱。关键在于不能为此而慌张起来，急于要把损失夺回来、补上去。“忍”就是“忍”在这里。必须看到，自己吃了亏，实际上也是得了一个教训，学聪明了一点，为人生交了一次“学费”，以后，便可以在生活中更机警、更聪明一些。如果急于想要去做就事论事的补救，可能会略有微薄的效益，但却常常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其实，在生活中有很多事情自己认为是吃了亏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切不可事事过于功利。“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多想一想，先别慌，“忍”下来，总归是有好处的。
其次，上回当不必非要把自己气死不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把误信了某人的话、某件事、某个消息，而采取了错误的决策，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实施了错误的行动，而导致某种不利的结果，称之为“上当”。很多人一旦“上当”之后，往往恼羞成怒，一味地指责那些促成自己上当的当事者。这显然是不理智的。“上当”就“上当”，这是“忍”的又一种形式。既然已经上了当，又怎么办呢？你接受不接受，这一事实是存在的。会“忍”的人往往采取某种比较机智的做法，既然已经上当了，就心平气和地认可它，并加以幽默地化解，用某种调侃般的语言进行自我解嘲。
在这种“忍”的形式中，上当而不上火是精华所在。它表明了人们接受某种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的坦诚心态，有了这样一种心态，便很容易把这种上当的事看成不足挂齿的琐事，以至于将它作为一种笑料丰富自己的生活。很显然，在已经上当的情况下，你就是把有关的当事人大骂一通，对自己也无济于事。既然如此，又何必呢？
第三，有容人之过的度量。所谓“容过”，就是容许别人犯错误，也容许别人改正错误。不要因为某人一有某种过失，便看不起他，或从此以某种眼光去看待对方，“一过定终身”。这也是一种“忍”的形式。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谁都可能犯错误。这样一般而论，可能比较容易。而“容过”讲的则是这样一种“过”，它给自己带来了一定的损害，或在某种程度上与自己有关。例如，下属有了过错，合作者有了过错，或者是家人有了什么过错，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能否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这种“过”，当然是衡量人的素质的一个标准。“容过”这种忍就是要压制或克服自己内心对于当事人的歧视，尽管自己心里并不痛快，感到懊丧，但却应该设身处地地为当事人着想，考虑一下自己如果在这种场合下会如何做，在做错了某事之后又有何想法。当然，这里需要“容”，需要“忍”的是对于当事人本人，而对于具体的事情本身则应该讲清楚，该批评的必须批评。
由此可见，“容过”这种“忍”的形式主要反映了人们的一种宽厚、宽恕的人格。很显然，能够“容过”的人，往往能够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的群众基础。同时，也能够得到人们的赞许和认可。
第四，万勿迁怒于人。有时，人们可能在某一特定场合中出于一定的原因暂时地“忍”下来了。可是，人们往往还是压不住心头之火。于是，便随意地找一个对象加以发泄。这便叫做“迁怒”。而“戒迁怒”也是“忍”的一种必要的形式。
能否真正做到“戒迁怒”，是衡量一个人真“忍”还是假“忍”的重要方式。有些人在工作中不顺、受了委屈、出了纰漏，便回家找自己的太太、孩子撒气。这无疑是缺乏修养的表现，而且害人又害己。“戒迁怒”则正是要防止和杜绝这一类现象。曾经有人这样认为，有气憋在肚子里，对身心健康不利。此话当然是有道理的。有气可以向一些适当的对象发泄，但是，绝不能随便地发泄。从心理学上讲，这种迁怒的主要原因常常是由于一时自己心里拐不过弯来，又无法转移自己的内在注意力所致。“戒迁怒”便是希望人们在心里堵着一团火的时候，尽快地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和兴奋点。这样，便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解脱自己。而且，更重要的是，当这样一种“气”使用在有价值的事情上时，或者说被用于某种有益的工作时，它往往会产生一种更好的效果。例如，某个人物在某件事情上受了委屈、窝了火。于是，回到家里，便拿起斧子，拼命地劈柴，一下子满院子的大木柴都给劈好了。这岂不是反而做了好事吗？
忍耐之树上总是会不经意地掉下许多甜果子来的。如果你愿意，尽可以让自己俯下身子去捡——只不过是略低了低头，便得到了若干好处，为什么不去做呢？
对于敌人，最上等的策略是消灭他。如果不能，便应该包容。
——柏杨《英雄不牢记小仇》
受降，包容，非大将不能有其气度，非仁者不能有其胸怀。
秦将白起这辈子做的最大的错事就是杀降。
柏杨先生是用十分痛心的语气来转述白起事件的。
公元前260年，秦国大军围攻上党，赵军已多日没有粮食供应，官兵们饥饿难忍，在营垒里互相谋杀吞食。秦军包围圈越缩越小，而且不断挑战。赵军统帅赵括遴选精锐，组成四队，同时向四面冲杀。秦军阵地防卫森严，坚固得好像铜墙铁壁，赵军反复冲杀四五次，死伤遍地，仍不能动摇秦军丝毫。赵括决心孤注一掷，以统帅身份亲自率领大军，发动最凶猛惨烈的一次突围。然而秦军拒绝肉搏，只以强弓对付，箭如雨下，赵括中箭而死。
统帅阵亡，赵军顿时崩溃，四十余万疲惫的官兵向秦军投降。他们正在庆幸终于逃出浩劫，想不到更悲惨的浩劫还在后面。秦军统帅白起说：“秦国已占领上党，上党人却归顺赵国。赵国军队一向强悍，绝不会甘心当俘虏，如果不当机立断，将来可能发生大乱。”于是使用诈术，先使赵军安心，然后全部坑杀，只留下年轻军官二百余人，放回赵国，使他们报道凶信。这次战役，秦国获空前胜利，前后总共杀四十五万人，赵国野战军主力全灭，全国震恐。
任何一个具有高贵心灵的将领，绝不杀降。俗云：“杀降者不祥。”杀降的功效是立竿见影的，但杀降造成的伤害，却长久不愈。国家、社会，甚至全国人民的道德品质，都要为杀降付出代价。历史上从没有一个准许杀降的政府付得起这种代价。秦始皇统一天下仅十五年而秦亡，不能说与白起坑杀赵卒的暴行没有一定的联系。
这就是血的教训，也是毁灭敌人使自己受损的最有力的证明。
所以我们要去欢迎敌人，诚心地接受他们，还有他们的智慧或缺点。
与敌人握手言和，绝对不会是两败俱伤，只会出现双赢的结果。并且，因为你宽恕的善行，人们会为你广树口碑。
如果你是个创业者，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这样一条真理：尽收天下英雄，物尽其用。收而不用，会引起人才的反感和逃离；用而不竭，会引起人才的愤懑和怨恨，不止逃离，还会掉过头来后咬你一大口。柏杨先生举了个再明白不过的例子来说明了这一点。
公孙鞅，是卫国国君庶子的孙儿，法家学派巨子，在魏国宰相府充当一名职员。宰相公叔痤知道他有才干，正准备推荐，却染病在床。魏国国君前往探病，十分悲痛地说：“人，夭寿有命，谁能不死？然而你大去之后，国家大事，我跟谁磋商？”公叔痤说：“我的随从官公孙鞅年纪虽轻，却胸有奇才，盼望你信任他，把国家交给他治理。”国君大吃一惊。公叔痤接着说：“如果你不能用他，那么请马上把他杀掉，别叫他离境，否则他投奔别的国家，魏国必有后患。”国君又是一惊，支吾几句，起身告辞。公叔痤立即把公孙鞅找来，据实相告，劝他逃走。公孙鞅说：“国君既不能听你的话用我，又怎能听你的话杀我？”国君出了相府，对左右说：“宰相语无伦次，一会儿叫我用公孙鞅当宰相，一会儿又叫我把公孙鞅杀掉，他自己都不晓得他在说什么。”公孙鞅遂投奔秦国，受到重用。前340年，公孙鞅率秦军攻击魏国，生擒魏军统帅魏印，魏军溃败。魏国国君心胆俱裂，请求和解，并把首府迁到大梁，叹息说：“我恨不听公叔痤的话！”
人在大失败之后，关键性的往事常会在脑海升起。魏国国君的叹息，内容不明，可能后悔没有听公叔痤的话重用公孙鞅，但也更可能后悔没有听公叔痤的话杀了公孙鞅。历史上这种叹息，不绝如缕，显示错误的决策，必然付出错误决策的代价。
后来柏杨先生又说“人才决定国家的命运，而政府领导人又决定人才的命运”，一个人若想让自己有更大的发展，就应该做到化敌为友，竭他人之所长而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