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之一。******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自然，两人有过交往。而且，两人的关系甚为友好。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期，瞿秋白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他主持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曾对坚持正确意见的******进行过打击。但******并未就此而与瞿秋白积怨。事后，两人仍保持着良好的战友关系。对两人真诚交往的事迹，后人理当永远传诵。
早在1923年于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与瞿秋白相识了。两人都 赞同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以推进国民革命的进行。他们不赞成张国焘等人的“左”倾关门主义主张。最后，大会通过了瞿秋白起草的党纲。最后，******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瞿秋白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在****领导机构中，******任中央局委员和秘书，瞿秋白任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会后，两人又去上海共同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1924年1月，******和瞿秋白一同出席了在广州召开 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且，两人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可见，******与瞿秋白在推动第一次同共合作的形成过程中，两人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不仅如此，******与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是最先注意农民问题的有远见的领导人。******最早在湖南组织发动农民运动，并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作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文中特别提出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关心农民的痛苦，实行激进的土地 政策，依靠无产阶级，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以团结真正的朋友，打击革命的敌人。瞿秋白早在1922年底就撰文介绍了自己旅俄期间所了解到的苏俄政府的农民政策。他在为****“三大”起草的党纲草案中就提出：“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便不能成功。”。******与瞿秋白在农民问题上意见的一致性，显然与陈独秀的看法相左。但两人仍坚持自己的关于农民问题的主张。1926年5月；******主持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他特意邀请瞿秋白去讲课。瞿秋白为学员讲讲了《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指出革命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提出实行耕地农民组织农民自己军，农民要参加政权，实行乡村政权归农民等，许多想法和******略同。
但是，******与瞿秋白在农运方面所开展的各项工作，却为陈独秀所不容。陈独秀主持的****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案》中，指责农民运动“过左”，限制农民协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瞿秋白对此予以抵制，他在布置党内宣传工作时，指出：要依据******1926年9月写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意见，增添宣传内容。在******与瞿秋白的密切配合下，有力地抵制了陈独秀等人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推动了农民运动向纵深发展。1926年11月，****中央成立了以******为书记的农民运动委员会。
针对党内对外农民运动进行种种斥责的论调，为了驳斥之，1927年初，******调查了湖南长沙等五县的农民运动，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在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上发表。随后，******将报告寄给中央，陈独秀反对******的观点，拒绝在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但瞿秋白却十分赞赏******的观点，对陈独秀的这一做法异常气愤，他说：“目前党内，特别是在中央，有些同志不敢支持已经开始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横加指责，今天一个过火，明天一个越轨，这不行。******同志这篇文章，是亲自下去做了几十天的实地调查，很有说服力的文章。”他不顾陈独秀等人的反对，即以高度的革命热情，推荐和评价了******所作的报告。并将此报告交给党的********——长江书店，印成小册子，取名为《湖南农民革命》，发放到各地。4月11日，瞿秋白还为******调查报告写了序言。他在序中写道：“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瞿秋白不仅自己爱看******写的调查报告，他还推荐给家人阅读。1927年7月，妻子杨之华由沪来到武汉，一见到她，瞿秋白就从抽屉里取出《湖南农民革命》等三本书给她，说：“这是我在武汉与你的见面礼。”他特别拿起******的《湖南农民革命》，说：“这是一本好书，人人应该读几遍，希望你也好好读。”
由上可见，在农民问题这一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上，******和瞿秋白是心心相通的。瞿秋白是******从事农民运动的最坚定、最有力的支持者。
1927年8月7日，中央紧急会议在汉举行，瞿秋白主持会议。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批判与纠正了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湘赣鄂粤四省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主要任务。******出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多发言批评陈独秀的****错误，指出“今后党的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选举了临时中央政府治局，瞿秋白当选为委员，******当选为候补委员。瞿秋白后来还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在会后作为中央特派员，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由于党内一部分同志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错误的愤怒而滋长起来的小资产阶级急性病，最后发展为“左”倾盲动主义错误。1927年11月，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在关于革命性质和党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在对革命形势的估量，以及对党在“现时的总策略”等问题上都犯了“左”的错误。11月扩大会议认为******在领导秋收起义中，违背中央策略，没有攻占长沙，是“单纯军事行动”，没有提出土地革命的政纲，“没有执行屠杀土豪劣绅的策略”，据此决定撤销彭公达、******等人省委委员资格。******对省委的错误“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盲动主义错误，受到了******等党内许多同志的抵制。到1928年初许多地方即停止执行。
在1928年7月于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上，“六大”后，瞿秋白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等职。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作报告时，还要求中国同学认真学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他高度称颂毛、彭是当时中国工农群众爱戴、敬重的领袖，是湖南和广东农民中的“王”，号召学员要学习******和彭湃的革命精神。
1931年1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后，瞿秋白与******都受到了王明等人的打击。
1934年1月，瞿秋白从上海赴中央苏区，与******再次相会。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主席；瞿秋白当选为中央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任中央教育部长。在中央苏区，二人交往较多。******常去瞿办的图书馆看书，并经常交换对一些重大革命问题的看法。有时，二人还互相做诗酬唱。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组织上考虑到瞿秋白身患肺病，就被留在中央苏区。当红军到达遵义时，******还牵挂着瞿秋白等老战友，他还特地打电报给中央苏区中央局，妥善安顿瞿秋白同志。
1935年6月18日，因叛徒出卖，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军队俘虏，最后英勇就义。
当******在长征途中闻知此消息，非常悲痛，他对冯雪峰说：“不仅是你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我也失去了一个好朋友。”******长征到达延安后，鲁迅曾托冯雪峰把瞿秋白著的《海上述林》带给******。******认真读了此书。1936年，******与斯诺会见中还缅怀瞿秋白这位党的早期领导人。他说：“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瞿秋白等人。”1939年，他与老友肖三还谈到牺牲的蔡和森与瞿秋白等人。他说：“特别是蔡和森和瞿秋白，正值壮年有为之时，不幸牺牲，可痛可惜。”
后来在不同的场合，******与人谈话时都提到了瞿秋白，他说是教条主义搞宗派，把瞿秋白等人留在苏区，最后被敌人杀掉了。
1945年，****中央在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瞿秋白一生的革命经历，给予了充分肯定。决议指出，瞿秋白“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1935年6月也英勇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他的无产阶级英勇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1950年，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得知中央将出《瞿秋白文集》，她给******写信，希望他能作个序。******收到信后，心想，即使再忙，也要写！于是，******为即将出版的《瞿秋白文集》作序。序中写道：“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写完序后，******还给杨之华附了一信，信中说：
之华同志：
来信收到。瞿秋白同志文集出版，甚好。写了几句话，不知可用否？此复，顺祝
健康
******
十二月卅日
******作的序，热情地赞扬了瞿秋白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昔日战友的深深怀念。尽管他们之间也发生过一段不愉快的往事，但******认为两人的革命情谊是永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