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是群英荟萃的年代。
平吴后的太康年间，政治和社会都比较稳定，文人学士争着歌功颂德，作品盛极一时，后人称之为“太康文学”。代表人物有一左（左思）、二陆（陆机、陆云）、二潘（潘岳、潘云）、三张（张载、张协、张亢）。
平吴后的第三年，洛阳的人们争着买纸。原来是一个叫左思的人，写了一篇长达1万多字的《三都赋》，大家都说写得好，于是纷纷传抄。当时的纸张产量不大，再加上许多人买纸抄赋，引得纸张奇缺，纸价飞涨，纸商发财。
这就是著名的成语——“洛阳纸贵”的出处。
这左思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别看《王都赋》写得美轮美奂，辞藻壮丽华瞻，读来铿锵有声。但它的作者左思长得却是又怪又丑，并且是个结巴。
左思是山东临淄人，母亲早亡，父亲是个厅级干部。他小时候资质一般，虽然学过书法、音乐和兵法，但都没有什么成就。年龄稍长时，左思去了一趟附近古代齐国的都城，对于历史上国家的兴亡感触很深，回来后用了一年时间写了两篇《齐都赋》。
一篇文章用一年的时间，这个左思确实也够笨。但左思这篇文章赢得了亲友们的称赞，多年没听到过鼓励的左思很受鼓舞。于是想在《齐都赋》的经验基础上，再把前朝魏、蜀、吴三国都城的情况写成一篇《三都赋》。
后来，晋武帝听说左思的妹妹左芬是个举世无双的才女，便把她召进皇宫封为修仪，后来又进为贵人。左思因为这层关系，得以随迁京城，进了图书馆，当了一名管理图书的秘书郎。这样，左思念就可以随心所欲地阅读有关这三个都城的资料了。在那个资讯不发达的年代，这些资料的可贵是不言而喻的。
花了整整十年，左思字斟句酌、心血耗尽，终于写成了《三都赋》。
《三都赋》是由《蜀都赋》、《吴都赋》、《魏都贼》三篇独立而又相关联的赋组成。赋中虚拟三个人物：东吴王孙、西蜀公子、魏国先生，通过他们相互之间的诉说，描绘三个名都的面貌。赋中记述了大量当时三地的真实图景，“贝锦斐成，濯色江波”；“旁挺龙目，侧生荔枝（后世以‘侧生’为荔枝的别称即源于此），布绿叶之萋萋，结朱实之离离”。可谓结构巧妙、文采华瞻。
《三都赋》问世之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于是左恩开始炒作，找到著名学者皇甫谧去品题。皇甫谧为《三都赋》作了序。又请著作郎张载为《魏都赋》作了注解，请中书郎刘逵为其他二都赋作了注解，请尚书郎卫权为《三都赋》作了《略解》。
这样一来，《三都赋》立刻蜚声文坛。司空张华读后赞叹说：“此赋完全可以同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西京赋》媲美。”张华位尊权重，他这么一说，原先看不懂、也不重视《三都赋》的豪家贵室们就开始竞相传抄了。
《三都赋》轰动一时，但其水平并不像当时人们所传言的那样震古烁今，形式上并没有摆脱辞藻堆砌、实则空洞的文人雅士的俗套，因此在文学史上的评价并不高。就像一些诗词，立意上是“为赋新词强说愁”，都是个人的小情调、小感觉。用词上也互相沿袭“帘、钩、玉、暖”之类的套话，文青中互相吹捧一下尚可，但对社会启蒙丝毫无用。
左思作为一个文人，以《三都赋》成名当世，但后代留传的作品却不是这篇长赋，而是他抒发自己既怀才不遇，又不愿攀附献媚的诗歌。
当时的门阀制度极严，出身寒微的人在仕途中往往受到压抑。晋武帝在选拔和使用人才方面，沿袭了曹丕时创立的“九品中正”法，把有才能的人分为九等，按这个级别委派这些人做官，但评定等级、推荐官吏的大权，全都掌握在所谓的名门望族手中。因而评定等级的真正标准不是才能的大小，而是门第的高低。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刺史在没有离任的时候，早早提拔自己的儿子当了副将，副将们也以此类推。并且为避人耳目，各刺史、各将官之间还要互相串换，我提你的儿子，你提我的侄儿，真正有才的人呢，也不是不用，让他们给咱们的孩子当狗、当牛。
许多大臣看到了这个弊端，都向晋武帝指出过“九品中正制”对国家的危害。但晋武帝是靠世族大家的支持才一二台的，怎么能砍掉“九品中正”这个维护世族大家利益的用人方法呢？
左思，虽然父亲当过官员，妹妹还是晋武帝的贵人，但本来的门第实在低微，因此许多适合他的重要官职都没他的机会，后来的左思同皇室权贵们越来越疏远，最后悒悒不得志而病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