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
常书鸿（1904—1994）
浙江杭州人，满族，1943年2月到敦煌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先后任该所所长，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员。1983年起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论著有《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敦煌壁画中的历代人民生活画》、《敦煌莫高窟艺术》及《敦煌彩塑》等。在莫高窟临摹壁画多幅。1994年7月在北京逝世。
我在敦煌度过了悲欢离合与困难作斗争的少壮的前半生，现在以古稀垂暮之年，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让我们的后来者了解过去，不要忘记过去，本是我的心愿，也是我的责任。因此，我欣然执笔撰写下面这篇回忆录。
一、在西子湖畔度过青少年时代
我于1904年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景色秀丽的西子湖畔，从小就喜欢艺术。父亲是个信奉实业救国的人，他违反我的意愿，执拗地把我送入工业学校读书。可以想到我的学业成绩会是怎样的水平。在工业学校我有一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他就是后来成为有名的剧作家的沈西苓（已故），当时他的名字是沈学诚。我们都因为不喜欢数学，共同选入染织科，因为这个科包含染色和织物图案画。我们十分欣赏我们染成漂亮的丝绸和绘制色彩绚烂的织物图案。上课时，我们偷看文艺书籍，或沉溺于充满色彩和幻想的世界里；课余时间，我们参加了由名画家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我们还把当时在国内刊物上可能找到的泰西名画进行临摩，并且为人画像，以得来的收入贴补家用。
1920年，我们从学校毕业了。我留在母校担任染织彩绘工场管理和美术教员。沈的父亲将西苓送往日本，进了东京美术学校。在那里他接受了日本美术界的进步思潮，并开始对政治发生兴趣，经常给我寄来书信和日本印得很讲究的各种美术文艺理论书籍，对我的艺术和思想都产生了影响。我们在通讯中经常进行有关艺术和政治的各种有趣话题的讨论。我从阅读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一书得到教益，但我当时醉心于西欧的美术，所以主观上认为不论艺术或政治思想，巴黎总要比东京学到的东西多。于是，我开始一边学习法文，一边积攒路费，想到法国半工半读，专攻绘画。当1927年大革命中，国民党反动派突然对共产党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其中有一个曾参加我们西湖画会的马君也无端被杀害。这对我思想震动很大，我痛恨国民党反动派，在白色恐怖下决心尽快地离开杭州到法国去。经过半年的筹划在朋友的资助下我远涉重洋，投奔被认为是当代世界艺术中心的巴黎。
二、到巴黎“朝圣”
我终于来到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艺术天堂”，但为了生活，我不得不在一家中国饭馆做工。我把全部的业余时间，用来学习法文和绘画技术。后来我考取了里昂中法大学公费生，并得以选进里昂美术学校专攻美术。从那里毕业后，我考取了里昂市公费奖学金，得以转到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继续深造。
时当20年代后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逐渐从痛苦的沉默中苏醒过来，由富有的画商经营的各式各样的画廊，加上大小博物馆、美术馆，展出各种流派作品的沙龙，使巴黎的确成为国际艺坛热闹非凡的中心。我这个盲目崇拜西洋艺术的东方青年，每天沉沦在五花八门的现代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艺术流派的海洋中，感到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深深地透不过气来。
我每天出入于各种艺术品荟萃的场所，几乎达到废寝忘餐，如醉如痴的程度。我深深地为罗佛尔宫所珍藏的欧洲中世纪和古典的美术作品，以及希腊、罗马的古代艺术所征服，不自觉地把我学习的目标引向西洋古代美术史的路上去。我的勤奋开始取得了初步的收获。1935年前后，我以巴黎沙龙展出的新作获得金银质奖状。我画的《静物》被评论认为具有老子哲理一般耐人寻味的佳作。
三、首次发现敦煌石窟艺术的存在
就在这个时期，我个人生活的道路上突然发生了两件决定我今后命运的初料未及的事件。第一件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竟在异邦生平首次发现了敦煌石窟艺术的存在，第二件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进逼，祖国危亡的步步加深。
大概是1935年秋的某一天，我从罗圣堡公园回来，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辑的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全书共分六册，内含大约三四幅有关敦煌石窟的壁画和塑像的图片。图片虽然是黑白的，制版也未见十分精巧，但这是一部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长达千余年的精美绝伦的图解中国美术史赫然展现在我眼前，使我为之倾倒。我想把它买下来，但一问书价太贵，非我财力所能及，正在犹豫间，卖书人知道我是中国人后，便同情地告诉我，在离书摊不远的巴黎奇美博物馆还可以看到不少这样精美的中国艺术品呢。
进了奇美博物馆，迎面就是一幅标榜伯希和——法国的汉学权威、法兰西研究院院士——于1908年如何深入中国腹地，在甘肃敦煌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从藏经洞盗窃了近万件有明确纪年和重要内容的文献、画卷等稀世文物经过的“自供状”。
一幅彩色绚丽、人马风景栩栩如生的出自唐代无名画工之手的立轴绢画，令人惊羡不已的已经具备了高度写实的技巧。这幅创作于公元7世纪的唐代绘画，无论在远近透视、人物动作等方面，都已远远超过了意大利13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代表作家乔多的壁画。
对比之下，我乃恍然于自己过去那种言必称希腊罗马，却对祖国民族艺术一无所知，采取极其错误的虚无主义态度的可笑和可耻！
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竟然看到祖国古代如此辉煌灿烂的艺术瑰宝受到外人掠夺和玷污而无所作为，我内心又是感到多么的歉疚和痛苦啊！到底是谁，竟然容许这个文化骗子在70年前（当时）明目张胆地跑到中国去进行这次触目惊心的大掠夺，如同进入无人之境，而无人过问？像这样的事不是还在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吗？……这一系列的问题，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
四、“祖国啊，我要为你献出我的一切”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了东北整片辽阔肥沃的土地，接着又向关内步步进逼，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每一个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忧心如焚，不少人都在准备回国投身于抗战救亡的工作。我画了一幅《还乡曲》的油画，曾得到里昂沙龙的奖章。1936年的一个秋日上班的早晨，我随着上班的人流，走下蒙巴那斯地铁道的站口，一股混合着人体和机器散发出来的浑浊的气味如此强烈地向我冲来，将近十年了，我在这座世界文明之都的巴黎每天呼吸的都是这样的气味啊！带着疲劳和厌倦的心情，一种难以排遣的浓烈的乡思猛然袭击我的心。我默默反复地对自己说：“祖国啊，在苦难中拥有稀世之珍的敦煌石窟艺术的祖国啊！我要为你献出我的一切！”
不久，我就收拾起画具和我的西方寻求“艺术之神”的幻灭的美梦，一个人匆匆踏上了归国的旅程。当时，我在法国已经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妻从事雕塑，因她不愿离开巴黎到兵荒马乱的中国去，便与女儿暂时留在法国。
五、通往敦煌的艰难的路
30年代的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度啊！内忧外患，满目创伤。很少人知道和关心在西北荒凉的大沙漠中千百年来在这些小小的洞穴中尘封着如许古代的艺术宝藏，由于军阀割据，战乱灾祸频仍，加上关山阻隔，那年月要到阳关道上的敦煌去，真是比今天人类登上月球去还困难啊！
对我来说，首要必须解决的是工作和生活问题，到敦煌去只能延迟到相当遥远的将来才能加以考虑了。当我接受了北平艺专的教学工作觉察到不少学生经常不来上课，而是热衷于参加各种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歌咏、绘画、演出街头剧……
我在艺专上的第一课的印象，至今还如此的鲜明的留在我的记忆中。学生们知道我是刚从巴黎归国的人，便纷纷提问沿途的观感。当我讲述到乘巴黎通往北平的国际列车到达满洲里，受到当时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便衣警察和汉奸狗腿子的刁难和侮辱时，群情激愤，课堂里的人争先发言讲述自己类似的亲身经历，后来发展成为一场对日本侵略军的声讨和对国民党卖国政府的控诉。这件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参加进来，立刻轰动了全校。后来听说导致受国民党控制的北平艺专的训导处，暗中对我的历史进行调查，准备对一些进步学生加以迫害。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我在上海迎接自巴黎归来的妻女。随着日本侵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军队的节节后退，我和艺专的师生开始了向后方长途跋涉的长达二年的逃难生活，先上了江西省长江南岸的庐山，接着又溯江而上，过洞庭湖，经湖南省会长沙，转到湖南西部的陵沅，不久又与后我们而来的杭州艺专合并组成“国立”艺专，于1939年经贵州辗转迁到云南的省会昆明开学上课，两年的流亡生活，历尽艰辛。1938年冬路过贵州省会贵阳时，敌机的一次大轰炸，把我们学校的装备和师生们的财物，包括我十余年来用心血凝结成的创作、藏画和藏书，除了随身衣着外全部化为灰烬。
1939年冬，艺专又从昆明迁往四川重庆。这个被国民党反动政府踞以苟安的并改名为“陪都”的山城，权贵如云，醉生梦死，白天虽然频遭敌机的残酷轰炸，晚上仍然通宵达旦地过着酒红灯绿的生活。目睹这个情况，不由得使我忆起宋人林升一首有名的《题临安邸》的诗来：“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注：临安即今杭州，乃宋代南迁后的临时首都；汴州即今开封，乃宋的京城；邸，即客店。）
不久，我离开了国立艺专，在伪教育部所属的美术教育委员会弄到一个闲差事，乐得有时间和几个朋友从事油画创作。这是我回国后的比较安定的一段生活，得以做了一二年油画实践。我很喜欢嘉陵江边那种熙熙攘攘杂乱的市容，有时在码头上散步，看江水翻着愤怒的波浪，咆哮着匆匆向前流去。重庆山城的江岸很高，码头工人沿着“天梯”般的石阶，肩负着沉重的货物，或是抬着像猪罗一样大腹便便的财主，嘴里哼着号子，遍身淌着油汗，踏着艰难的缓慢的脚步，一步一步地登上走不完的石阶。
这不由得我联想到那个在祖国西北角的敦煌，那个使我万里迢迢从国外投奔祖国的敦煌石窟，转眼间四年已经过去了，敦煌还是远在天国，在黄沙蔽天的漠北可望而不可即。要登上石窟所在的三危山，我的面前还横亘着一条多么漫长的难以攀登的嶙峋险阻的山路啊！
六、抓到一个去敦煌的机会
1942年6月，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毛主席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在重庆进步的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主席在讲话中对我特别有启发的是下面这样一段话：“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
当时，围绕过去河南洛阳龙门浮雕被奸商盗卖的事情，重庆进步的文化界人士正在议论如何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问题。这块巨大完美的石刻浮雕《皇后礼佛图》，被人劈成无数碎片，然后分别包装偷运出国。这是当地的反动派与奸商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互相勾结、出卖祖国文物的又一次罪行。各进步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对国民党反动派诸如此类的罪行进行揭露和批判。与此相关，人们对敦煌石窟历次的被大肆劫掠和破坏，也对反动政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为了应付舆论，装饰门面，重庆政府被迫指令他的教育部着手筹备成立所谓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负责的人选是一个问题。反动派政府里的官僚们只会做官当老爷，决不肯离开安乐窝西出阳关担当这份喝西北风的无名无利的苦差事，再说，他们中也的确没有“懂行”的人，就只好托人在文化界朋友中物色。
1942年秋季的一天，已故著名的古建筑学者梁思成教授找到了我，问我愿意不愿意担任拟议中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到敦煌去”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愿望，于是我略加思索表示愿意承担这一工作。他笑笑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如果我身体好，我也会去呢！祝贺你有志者事竟成！”
在当年的环境和条件下，要到敦煌去，说起容易，做起来难上难。它肯定不是《天方夜谭》中的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故事，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有过不少出使“西域”的人物，汉代的张骞和唐代的玄奘便是其中著名的两个。他们一步一个脚印，长途跋涉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海中，经受了各种难以名状的人间的和自然界的折磨和考验，以自己的忠贞毅力，创建了千古传颂的业绩。我当然是不能和他们相比的。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为保护和研究举世罕见的敦煌石窟这个民族艺术宝库，一辈子在那里干下去。
承担这一艰巨任务，靠我一个人当然是不行的，必须组成一个必要的工作班子。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必须有几位专长历史考古和摄影临摹工作的合作者。当我把这个要求向主管部门的伪教育部负责人提出来的时候，想不到他冷冷地对我说：“我不能给你找到这些人。看来你只有在你志同道合的朋友中去物色，或者干脆到当地（甘肃兰州）去解决可能更有希望些。”
总之，除了发给一笔非常有限的经费之外，伪教育部对我们再没有任何其他实质性的支持和帮助。我甚至不得不将我在最近几年创作的几十幅油画拿出来开个人画展，用卖画得来的钱筹办我们的行装和作安顿家庭的费用。
不愿离开巴黎的妻，现在也不愿离开重庆，这曾使我相当失望和苦恼，我本来认为她是会支持我的，因为她也是从事艺术的人，西北大沙漠中艺术宝藏的发掘将最终会赢得她的赏识和赞许。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她长期生活于大都市，留恋市俗的安逸生活。我决心单身去打头阵，让她暂且留在重庆照看我的两个年幼的儿女。我的前辈，已故中国的大画家徐悲鸿却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他对我说：“我们从事艺术工作的人，要学习唐代行脚僧玄奘的苦行精神，应该抱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把敦煌民族艺术宝库的保护、整理和研究工作做到底。”我说：“我已决定摒弃一切、破釜沉舟地轻装去敦煌。”并告诉他行前开展筹钱准备行装的计划，他极表赞成并热情地为我的个人画展写了一个“序言”，为之介绍。在人民群众，特别是当时重庆的进步文化界中，颇不乏支持我的热心人。画展上的40余幅油画展品，全部售出，这是我唯一得到的安慰和资助。
七、到敦煌花了整整七年的时间
1943年早春二月的一个清晨，我们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先遣人员一行6人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披着老羊皮大衣，冒着西北刺骨的冷风，沿着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开始了最艰苦的最后一段敦煌之行。
最初我们被当作货物一样载在一辆早该报废的老式的运载羊毛的敞篷卡车上，从甘肃的兰州出发。早在耶稣降生以前，汉武帝（前157—前87年）为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建立了河西四郡，即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及沙州（今敦煌）。按照中国古代的交通驿站的标准距离，也是人兽可以完成的一日行程，两站相距是70华里，从兰州到敦煌，按理说4天即可到达，但我们乘坐载运羊毛的卡车前后却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竟远远比不上原始的驴马代步，卡车之破旧不堪与道路坎坷奔波之苦可想而知！
河西四郡是古代“丝绸之路”东段的重镇，在汉、唐时代盛极一时，素有“银武威”、“金张掖”之称，但沿途所见，城市凋敝，村野荒凉，面带菜色的饥民，衣不蔽体的战栗于料峭的寒风中，到处是一派不堪入目的贫穷困苦的景色。国民党地方军阀的军队却照样欺诈人民，盗掘地上地下丰富的文物宝藏以自肥。在荒城流沙草木具无的一角，赫然出现“建设大西北”大字的标语牌，这真是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绝妙讽刺！
原始公路最远通到安西，就折向西北奔新疆，到敦煌就必须乘坐被誉为“戈壁之舟”的骆驼了。经过一个星期的准备，我们雇得十头硕大骆驼，作为使我们这些到敦煌朝圣的“苦行僧”完成这次全程大约300华里“无边苦海”的最后一站的“慈航普渡”。这是我有生以来与这种毛茸茸的庞然大物的第一次接触，我很不自在地坐在驼峰之间，骆驼的缓慢的有节奏的步伐，随着驼铃平淡的声音摆动着。我们随骆驼在平整的流沙中打下的一个接一个的莲花瓣般的蹄印前进着。
由10只骆驼编成小队，在长着小灌木的沙丘之间迂回前进。第一天走了30里，午夜后才到达自古以盛产甜瓜而闻名的瓜州口。但如今连人畜的饮水也得用毛驴从20多里外驮来，“瓜州”已成徒具虚名的荒地了。在昏黄的月光下，山沟里隐约出现几间土房，一个守屋的老汉。只能提供半缸水，还不够我们一行七人（连骆驼客——当地对拉骆驼人的俗称）的饮用，我们和衣挤在屋中的土炕上过了戈壁滩上又饥又渴的一宵。
第二天也于黑夜投宿甜水井。甜水井，多么悦耳的给人带来欢乐和希望的地名！可是，从井里吊上半桶水拾起路旁的兽粪生火煮开喝到嘴里，却是又苦又臭，难以下咽的咸水。次晨，我们才发现井圈是由长年累月到井边饮水的牲口大小便堆积而成的粪堆，人们却美其名为甜水井！怎能不使我们摇头叹息呢！骆驼客看到我们失望的表情，便不以为然地说：“从安西到敦煌140公里的戈壁滩上就只有这一口井，对我们赶牲口下苦人来说，真是一口救命的甘泉哩！”他的“真言”，不但提高了我们知难而进的勇气，而且是使我们今后长期在工作岗位上饮用苦水而不怨苦的镇定剂。
第三天到达疙瘩井，井而名疙瘩，当然是干的了，也许在古代曾有过水源，但现在一片洼地上到处是沙丘疙瘩——长着干瘪的骆驼刺和红柳的沙丘。这时从安西驮来的饮水已用光了，大家只得吃上几口干粮，在又冻又硬的流沙上倒头便睡，在戈壁滩上万籁俱寂的长夜中，我久久不能成眠，想起唐代名僧玄奘在《慈恩传》中所记：“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顷间忽见有军众数百队满沙碛间，乍行乍息，皆裘褐驼马之象及旌旗硝之形，易貌移质，倏忽千度，遥瞻极著，渐近而微；初睹谓为贼众，渐近见灭……”这种类似的幻觉，确是行脚僧在孤独的沙漠中可能出现的情景……有时是出自古墓朽骨的磷火。它们使我在回想中出现了八年前在巴黎奇美博物馆看到伯希和的《敦煌图录》中的飞天夜叉、天神菩萨、乐伎梵女、行军仪仗的形象，仿佛在我眼前纷至沓来……
计算着1936年回国到现在经过7年的岁月，再过一天，梦寐以求的“敦煌之行”就要到达目的地了。
八、到达“神圣的”绿洲
1943年3月27日，当一轮红日从三危山嶙峋的主峰背后升起的时候，骆驼客用平淡的声调指着日出的方向说：“喏，千佛洞（莫高窟的俗称）就在太阳的西面鸣沙山的脚下！”我们从他指点的方向望去，只见戈壁和沙山延伸到一望无际的远方，看不见一草一木或什么寺庙人家。更没有石窟绿洲的一丝影子。大家正焦急间，骆驼客却慢悠悠地打趣说：“千佛洞是仙境，时隐时现，凡人的肉眼哪能一下子望见它的真身哩！不要慌，跟着我走就是了。”
在叮当叮当的驼铃声中，我们的骆驼队还是用缓慢、平稳而有节奏的步伐前进着，在沙地上留下一个接一个莲花瓣似的美丽的足印。当驼队走下一个陡坡的时候，人们还来不及辨认眼前的单调的景色出现任何变化，我们每一个人坐下通常反应迟缓的骆驼，这时忽然得到什么灵感似的，不约而同的迅速加快步子，争先恐后地奔跑起来了。尽管骆驼客使劲挥动鞭子，大声吆喝，还是无济于事。“啊，真是豁然开朗，别有洞天！”我们中一位眼快的同事不禁大声赞叹起来。这时，大家从沙丘的缝隙间发现，在不远的峡谷中有一片鲜艳杏花混杂其间的嫩绿的树林。
骆驼们的审美观显然与人们不同，它们的心全被绕林而流的一条清清的溪水拴住了。跑到溪边，牲口们便迫不及待地俯首狂饮起来，不论人们怎么催逼，也休想使它们移动半步，我们被搁置在驼背上只得耐下心继续饱览眼前出现的不平凡的景色。
“真是名不虚传的塞外江南呀！”我们中的一个说。
“你们看，”我指着白杨树后面崖壁上一片密如蜂房的洞窟说：“那里才是胜过江南的值得我们骄傲的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的所在啊！”
这时，三危山上的太阳，透过白杨的柔枝嫩叶，照耀在洞窟中彩色绚丽的众多的壁画和彩塑上，产生出不可思议的动人心魄的宏光异彩。一阵按捺不住的发自内心深处对于伟大祖国民族艺术传统的爱慕之情，像电流震撼了我的全身，使我长途跋涉的疲劳顿时一扫而光。在我几十年从事艺术创作的生活中，这是一次罕见的“圣迹”出现了。
九、相见恨晚的初会
一下骆驼，行装尚未安顿停当，我们不约而同地带着极度的兴奋和激动，对这神奇莫测的石窟群作了一次初次的巡礼探索。
断崖残壁，沙土堆积，危楼险阁……到处是一派遭人遗弃的劫后余生的荒凉颓败景象。尽管如此，但也磨灭和掩盖不了这人类历史上存留至今稀世之珍的风采和魅力。
半天的“飞行”浏览，相见恨晚的初次相逢，在危楼断壁的石窟里面，宝藏着金碧辉煌的彩画和彩塑，不尽娇娆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俘虏了。我第一次瞻仰了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千余年间中国民族艺术传统的全貌。中国无名的艺术家和无数的劳动人民创造出如此珍贵的文化遗产——如此绚丽多彩富于民族风格的壁画彩塑和装饰图案。以汉代为标志的中国民族艺术的传统，贯穿在敦煌从4世纪的十六国、北魏、隋、唐、五代、宋、元各代的石窟艺术，经千余年而不衰。
使我极度愤慨的是，20世纪初叶曾经一度震撼世界的敦煌石室秘藏被帝国主义分子一再劫夺，至今第十七窟已空无所有。只有北壁上唐人所画的供养仕女画像二身，她们各自执掌扇，依然天真无邪地表现出侍奉窟上洪和尚的忠诚。她们是亲身经历千余年来石窟内幕盛衰变化的历史见证人。
遗憾的是她们不会说话。否则，她们一定会清楚地告诉我们：当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是什么人，为什么，在什么情况下，把数以万计的经卷、文书、造像、画轴等文物宝藏密封在这个洞子里的？她们也一定会清楚地告诉我们：经过865年的密封，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六日石室秘藏被道士王圆箓发现后，他是如何与斯坦因、伯希和等帝国主义“御用学者”之流勾勾搭搭，狼狈为奸，大量盗窃石室的文物宝藏的？这一切是她们亲目所睹的，但是她们作为壁画画像现在有口难言。
我默默地站在这个藏经洞中央，空荡荡的窟主造像的坐坛前，愤怒使我久久说不出话来。心想石室秘藏的发现已过去40多年了，敦煌文物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外人大肆盗劫，这样的事今后决不允许再发生！此情此景，使我感到负在我们肩上的保护和研究工作的责任将会是多么的艰巨而繁重啊！这时，忽地砰然一声巨响使我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原来这声巨响来自三层上面的第44窟五代造的危檐下崩落的一块岩石，随之而来的是一阵令人呛塞的沙土飞扬。
这难道是对我们今后工作的艰巨性的一个及时的警告吗？但我宁愿把它看作是敦煌石窟为欢迎我们这批初来乍到的爱慕者发出的一声见面礼炮。
十、这里曾经是国际交通线上的大都会
敦煌——古代丝绸之路的要隘重镇是从汉代开始形成的。文献上说，“敦，大也；煌，盛也”。可见早在公元前2世纪时敦煌在盛极一时的丝绸之路上，是中国与西域各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咽喉之地”的一个大都会。
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到公元四五世纪的南北朝时期开始盛兴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各族大迁移，战争极频繁的时代。各族的统治者利用佛教所宣扬的消极出世，逆来顺受的落后思想，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同时，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力摆脱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也只好把佛教当作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剂接受下来。因此，当时田园荒芜，城市坍圮，庄严壮观的佛寺却到处兴建起来。敦煌的莫高窟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凿的。
据现存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一块古碑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有一个名叫乐僔的和尚，西游到敦煌的三危山下。时近黄昏，正要寻地投宿，猛一抬头，只见山上一派耀眼的金光，好像其中有千万个佛显现。和尚认为这是块圣地，便用化募来的钱雇人在这里凿下第一个石窟。不久，又有一个法良禅师从东方来到这里，可能也是遇到类似的“神异”，发下愿心，在乐僔窟的旁边又开凿了第二个石窟。从十六国到魏、隋，石窟就继续不断地修建起来。
到了唐代（618-907年），莫高窟的发展达到了高潮。这时开凿的石窟数量最多，艺术的造诣也最高。根据现存唐代碑碣上的记载，当时有数以千计的石窟，窟前有木构的窟檐，并有栈道相接。山上建起一座座金碧辉煌的殿堂，雕檐画栋，光彩夺目。据第148窟陇西李氏重修莫高窟碑所记，当大历十一年（776年），该窟前还是“前流长河，波映重阁”。现时不但“重阁”已不复存在，就是那条“波映重阁”的“长河”，由于水源的干涸也已变成拳头那么大小的一条涓涓细流了。经过一千数百年风沙雨雪的自然侵蚀，敦煌石窟已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迁。回忆往昔的光荣盛世，更显得眼前的颓败和凄凉。
我们在莫高窟的第一餐，是用当地生长的红柳条作筷子，向上寺喇嘛借了锅盆碗盏才能吃上饭的。就在我们来敦煌之前，这座小小的古城曾遭过国民党匪军的洗劫，城内商店关门罢市，路无行人，什么东西也无法买到。莫高窟离城二十六公里，为了购买柴米油盐和工作上需用的纸笔颜料，或是为了治病求医，无论白天黑夜，严冬酷暑，我们都必须靠自己的一双脚奔走于城乡之间的戈壁沙海之上。
我们生活和工作条件虽然非常简陋清苦，但大家的情绪还是相当高的，来莫高窟的初期尤其如此。
十一、即使是无期徒刑也在所不辞
记得就在我们刚来敦煌石窟不久，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很“吃得开”的画家张大千正带着家眷和子女以及他所雇用的几个喇嘛画工住在上寺，还雇了一大群骆驼，在三危山峡谷的石窟群中，从事他随心所欲的所谓“深山探宝”的工作。虽然我们名义上是当时的教育部派来的，但因为经费缺少，生活供应方面每天咸菜干馍，比他们有天渊之别。承他的好意，有时他还邀请我参加他们丰盛的家宴。有时甚至还可以吃到十分名贵的熊掌、鹿肉之类的山珍海味。
1943年6月他临离开千佛洞的那天，我曾在中寺门口送他们的骆驼队走了一段路。张大千半开玩笑地笑着对我说：“我们先走了，而你们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呀！”
“无期徒刑吗？”我接着说：“如果认为在敦煌工作是‘徒刑’的话，那我一辈子‘无期’地干下去也在所不辞。因为这是自觉自愿没有人强加于我的神圣工作。”
虽然是这样回答了他，但每逢生活和工作上出现困难的关头，我的心头往往有一种灰溜溜的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那年月，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文教机构，是人们所冷落的“清水衙门”，欠薪欠经费的情况经常发生，上级官僚们只管贪污中饱，有谁来关心我们这远处绝塞的一个区区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死活呢？这研究所的成立原本就是一种装潢门面的勾当，教育部已有三个月不给经费了，谁知道今后是什么命运会落在我们头上呢？
十二、“初生之犊不畏虎”
在一定的含义下，张大千的话并没有错。从我们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感到有一种遭遗弃的服“徒刑”的感觉压在我们的心头。而这种压力正在与日俱增。刚来此的初期，我们这批热爱祖国文物的青年人，真所谓“初生之犊不畏虎”，工作热情是非常高的。在当时人口不到四万人的敦煌这个边远小县，凭着中央教育部这块莫测高深的招牌，还能向政府暂时借到一些钱，作为展开工作的资金。
我们不顾一切困难，首先雇了一百多个民工，沿着千佛洞崖面用夯土打了一堵长达八百公尺的保护石窟的围墙。在沙漠中筑墙，就需要动用很多人工到远处去搬运黏土，加上打墙本身的劳动，这项工程总共就花了一万多块钱。接着，为了整理洞窟，第一步必须清除长年堆积在窟前甬道中的流沙。据工程师估计，堆积成山的流沙体积共超过十万立方米。此外还要修补颓圮不堪的甬道、栈桥，修路植树等等。这一切工作，我们从春到冬，整整大干了十个月。当我们看到围墙里的幼树，因为没有人畜的破坏而长出青枝绿叶，越来越多的游人在没有危险的栈桥甬道上往来观摩石窟的时候，我们的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但，我们因此而债台高筑，经过再四向重庆教育部函电催促，如同石沉大海，未见分文寄来。挨到1943年年底，连经费和工资，我们共向敦煌县政府挪借了五万多块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家还是想尽办法进行工作。如向来此游览的人们做工作，劝说他们捐钱为保护敦煌文物给石窟造门、造窗……做出各自可能的贡献。作为酬谢，我们还以自己临摹的“飞天”等绘画，赠给他们作为纪念。我们还完成了石窟群全部石窟的编号，并编写了一整套石窟内容的说明牌，使参观的人们能对各个洞窟的时代和内容有所了解。此外，我们还和四川成都华西大学联合集资编辑出版了一册《供养人画像题识》，借此扩大影响，以求得到社会人士的支援。
1944年秋，重庆教育部才正式批准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然而到了1945年春天，在我们研究所正式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重庆教育部竟又出尔反尔，忽然宣布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勒令把所内全部工作移交给敦煌县政府！
十三、家庭变故
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全凭自己的力量干起来的，研究所的撤销或不撤销，实际上意义不大。对我个人来说，最大最致命的打击还是随之而来的家庭变故。
一直留恋大都市安逸生活的妻，在我的不断鼓动下，于1944年秋也到敦煌莫高窟来了。虽然一路上叫苦连天，但当她看到这里的洞窟里珍藏着一千多尊别处无法看到的彩塑的时候，她爱好雕塑艺术的热情又重新炽燃起来了。她认为不虚此行，立即参加我们临摹复制的工作。但随着沙漠中万木凋枯的寒冬的来临，她最初的兴趣渐渐消失了，对生活的不满和牢骚也渐渐多起来。一天，我结束了当天的工作，带着疲劳而满足的心情回到宿舍里的时候，忽然发现妻不见了，哪里也找不到她。我开始责备自己一味埋头工作，平时对她关心太少了。看来她到这里来只是作一次短期的旅行，并没有长期干下去的思想准备。粗粝的饮食，单调、枯燥的生活环境，使她再也无法待下去。想不到，这个虚有其表灵魂腐朽的女人，竟然忍心丢下她的两个儿女和艺术事业，追逐她个人的“幸福自由”去了。
这对我不啻是个晴天霹雳，开始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我尽力找到各种可能找到的交通工具去追赶她，可是结果茫然。到头来我从马背上昏倒在途中，幸而遇见我们长期在戈壁滩坚持工作的老友地质学家沈建南（已故）和一位老工人救了我，把我护送回敦煌。
我面临着生活中第一次严峻的打击和考验。像一阵沙漠中的黑旋风那样，遮盖了我前进的光明大道！
记得那是一个月明星稀万籁俱寂的漠北之夜，我从不眠的午夜中起来，耳边响着九层楼上铁马铿锵的叮当声，我朝夕与共的石窟里的壁画和彩塑，一件件地从我脑际闪过。
第220窟唐代贞观十六年（642年）开凿的初唐的代表作品，是1944年我们和老工人窦占彪一道从宋代重绘的泥壁上剥露出来的，色彩金碧辉煌，灿烂如新，东壁左右的《维摩变》中的维摩居士的画像带有晋代大画家顾恺之“清羸”的画风和神态。这是莫高窟所有五十余幅《维摩变》中最好的一幅。这是前人，包括帝国主义分子伯希和、斯坦因、华尔纳之流，以及张大千，所从未见识过的。
第285窟西魏大统五年（539年）的《得眼林故事》壁画，（内容是表现五百个强盗皈依佛教改恶从善的故事，是帝国主义分子华尔纳曾在1925年妄图剥离盗走而未果的）充分表达了中国传统绘画气韵生动的特点，它是敦煌石窟艺术宝中之宝。
另一幅著名的北魏壁画，第254窟中的《萨垂那太子舍身饲虎图》，他那粗犷的画风与深刻的寓意，总是那么强烈地使我感动。我想，萨垂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艺术宝库呢？在这个黑暗而动乱的时代，她多么需要保护她，终生为她效力的人啊！何况我在人前早许下大愿，即使是“无期徒刑”，也愿意一辈子在这里干下去呢。
这时，我又想起就在前一天，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在游览中想凭借他的势力厚颜无耻地要拿走石窟中的一件北魏彩塑的事来，后来我费尽了口舌，并以一幅飞天的临摹画作交换，才把那个嬉皮笑脸的“大人物”送走了。
想到这一切，使我深深地感到，如果我放弃自己的责任退却的话，就将意味着这个劫后余生的民族艺术宝库，很可能随时随地会再受到一次万劫不复的洗劫。
不能走。决心下定以后，我在明月满窗的静夜安稳地沉入梦乡。在梦中，我仿佛看到一个个“飞天”从洞窟中飞出来，天空散满五彩缤纷的花朵，铁马的叮当声奏出美妙的乐曲……
十四、第一次向社会发出呼吁
一觉醒来，正是一个蓝天白云的晴朗秋日的早晨。暴风雨过去了，生活又恢复了它的常态。我和同事们商议了一下，既然国民党反动政府这样倒行逆施，与我们割断了一切联系，“研究所”要想生存下去，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向社会发出呼吁了。我们决定派人把这几年来精心临摹复制出来的一二十幅壁画作品带到重庆展出，以显示我们的决心和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抗议。
开始时，我们这个小小的画展只在艺专的一间教室里展出，除本校的师生外，参观的人不多。后来我们迁移到重庆市内七星岗的中苏友好协会展出，影响便渐渐地在社会上扩展开来，画展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一天，我们在观众中忽然发现了为当时重庆进步的文化界敬爱的周恩来和董必武等同志（他们当时是中共中央驻重庆的代表），同时，郭沫若等著名人士也来观看了我们的画展。
周恩来同志在参观后的一席话对我们鼓舞很大。他对我们在艰苦的境遇中保护敦煌民族艺术宝库的工作表示热情的支持和赞扬，并对反动派的无理措施表示十分不满。他叫我们不要屈服，要坚持斗争，把戈壁滩上这个重要艺术宝库的保护和研究工作顽强地干下去。
我们回到莫高窟后，以百倍的信心重新投入工作。在当时人少事多的条件下，我们着重抓了石窟的保护和临摹工作。我们认识到，临摹工作也就是保护工作。我们准备用三年的时间，克服一切困难临摹出一套代表各个朝代不同风格的优秀壁画和彩塑的摹本来。
1947年，由重庆和西安来了一群艺专毕业的男女青年美术工作者。在我们感到孤立无援的时候，这批生龙活虎般的生力军的到来，使我们喜出望外，李承仙也在他们之中，她后来成了我得力助手和志同道合的伴侣。
八年抗战以日本军国主义投降而胜利结束以后，国民党反动政府一面大发“劫收”财，一面发动全面内战，置全国人民死活于不顾。当时，我们在人力、技术、物资各方自都极感缺乏。我们自力更生、刻苦钻研，摸索出种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和代用品。因为当时能弄到的纸质不好，不能上重彩和烘染，我们每个人都学会了在纸上加矾裱褙的技术。我们还从工人那里学会了制造毛笔和延长毛笔使用寿命的方法，最困难的是颜料的问题，我们在附近的几个县份，找到几种经久不变的矿质颜料，在这方面，创造最多成绩最突出的是勤奋的有才能的艺专毕业生董希文。他想出一种方法，用我一直珍藏着的法国优质油画颜料，加热去油炼成水色，成为我们必要时点染摹本重要部位的起到画龙点睛作用的颜色。他后来成了有名的油画家，新中国成立后，曾创作出好几幅受到人们赞赏的大作品，可惜他不幸先我早逝了！
当时我们的工作条件，现在说起来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例如在窟内临摹的采光，就是一个很伤脑筋的问题。石窟一般只有一个入口，窟门一律问东，有太阳的日子，每天上午11点钟以前，阳光可以直射进洞窟，下午就没有阳光了。用自然光在窟内临摹的时间不长，要赶时间，就必须凭借油灯或烛光，日夜都是如此，我们常常一手执灯或烛，一手作画，遇到大的画面，在梯子上爬上爬下，体力的消耗是不轻的。尤其是临摹窟顶的藻井图案，作画的人必须像叩头虫一样不停地抬头低头，不到一个时辰，就会弄得头昏眼花，有的甚至恶心呕吐，体力不支。临摹采光的问题后来也得到了解决。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想出了用镜子的反光，使它照射到一幅白布上，加强洞中的光线，同样用镜子反照的作用，解决了摹写窟顶藻井耗费体力的问题。
戈壁滩上的冬天特长，每年八九月即飞雪，到次年四五月才开春。一到冬天，洞窟又黑又冻，颜料凝结，手脚僵硬，一切临摹工作只得停止。这时，我们就改作各种专题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如洞窟时代的核定，供养人题记以及其他各种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我们就是这样齐心协力、夜以继日地工作。不到三年的时间，初步完成了历史壁画代表作选、历代藻井图案选、历代佛光图案选、历代莲座图案选、历代边饰图案选、历代山水人物选、历代舟车选、历代动物选、历代建筑资料选、历代飞天选、历代服饰选等十几个专题选绘的摹本800余幅。这些总面积共达600多平方米的壁画摹本，都是我们以忠实于原画的风格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所精心绘制出来的。
十五、度过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1948年八九月间，为了继续向社会呼吁，我们将3年来的工作成果，又一次在南京和上海先后公开展出，两次展出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参观人数的众多，是事前没有料到的。人们对敦煌壁画的反应很强烈。上海几家报纸对这次展出一致表示赞许，并对国民党要停办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行径有所批评。
同时，我们还收到一些不具名的观众来信。一封信这样写到：“……现蒋家王朝末日已到，希望提高警惕，努力保护敦煌艺术宝库，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保护敦煌石窟艺术……”
有些热心人还纷纷提出将这几百幅展品制印成彩色的《敦煌艺术》专集的建议。当时上海的《大公报》还刊载了这个消息。我们根据群众的这个要求，去电南京教育部请刊印这部画册。回电只有二字：“不准。”人民群众知道后，一方面痛骂国民党反动派只知道发“劫收财”，却置祖国文化遗产于不顾；另一方面，有几个热心人愿意私人投资出版。后来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西谛先生（即郑振铎，已故）就是其中的一个。私人愿意集资印行《敦煌艺术》彩色图集的消息也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这一下，可触动了心怀叵测的反动派的猜忌和怀疑。
有一天，一个自称郯某的教育部的社会教育司的头头，突然来到我在上海的寓所，出示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亲笔签署的指令，要我把敦煌壁画摹本全部运往台湾展出。为了应付这一阴谋，我借辞说展品已在制版，等制版完毕后，再运去台湾不迟。当时，国民党在大陆上的统治已濒临全部崩溃的前夕，上海金融市面混乱，伪币一日数涨，人心惶惶。郯某自顾不暇，只对我虚张声势地恐吓几句，说什么如不照办，后果由我自负云云，便当晚乘飞机溜往广州去了。
我一方面看穿了反动派的狼狈相，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提防他们狗急跳墙，可能搞的阴谋暗算。我当夜便将全部摹本分藏亲友处，三天后，在午夜也乘飞机离开了上海。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溃退、大混乱中，我从上海辗转经兰州、酒泉、安西，回到敦煌时，已是1948年11月的一个傍晚，塞外的苦寒已开始了。千佛洞前，白杨树全裸露着秃枝，落叶和泡泡刺（一种沙漠植物的种子）在寒风中飞舞。我从小毛驴上下来时，中寺空寂无人，只见一个老喇嘛迎面走出来，见到我，便拨开围到嘴边的头巾，双手合十有礼貌的说了一声：“所长辛苦了！”便口中念念有词地走回上寺去了。
在中寺我们的办公室里，两个年老的工作人员正围着一堆烧柴烤火，见我来了，为我让出位子，并为我倒了一杯热茶。因为经费无着，几年来与我患难与共的职工都纷纷携眷东归另谋生路。他们是留下来的少数人中的两人。他们帮助我打扫住屋，生火、点灯。当他们走后，我感到周围是那样空虚与寂寞。真是“倦旅归来，万念俱灭”。我感到心胸闷塞得难受，下意识地把纸窗打开来，一股刺人的寒风，把油灯一下吹灭了。等我关上窗，重新点上油灯时，发现窗前桌上己留下一层细细的流沙。沙，这个可恶的得寸进尺的东西！我们在这里与它斗争多年，如果我们退却，它就会把我们连同这整个千佛洞全部吞没！我猛然间想起三年前周恩来同志在重庆鼓励我们要坚持干下去的话，于是我振作精神，抹去桌上的流沙，开始提笔写一篇直接向人民大众呼吁的文章。这就是后来刊登在同年12月14日上海《大公报》上的《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一文。在文中，我提出了与流沙的斗争关系着中华民族文化能百万世永存的问题。
后来，我们陆续收到寄自祖国各地的好心的读者的来信，信中对我们千佛洞的工作表示热情的慰问和支持。其中有一封署名扬来自上海的信，热情地称我们为同志，说：“你们的艰苦工作我们不但知道而且经常在关注你们，望坚守岗位不屈不挠的继续努力，坚持保护敦煌艺术宝库的工作，直到即将来到的全国人民的大解放。”
鉴于我在上海受到恐吓的经验，为了防止国民党隐藏的匪特与溃败的车队相勾结，破坏和劫持千佛洞文物，我们曾组织了一个保卫小组，日夜值班、放哨。我们还在石窟群最高的第130、156、159等窟内储藏了干粮、咸菜和水，集中人力和几支破旧的步枪，准备情况紧急时，坚守石窟，与敌人进行战斗。
十六、第一次见到解放军
1949年8月28日，解放大军解放敦煌县的当天，城内万人空巷，欢声震天。我们也在千佛洞升起了红旗，一时弄不到爆竹，有人便到大佛殿上去敲钟击鼓。钟鼓声和人的欢呼声响彻了千年沉睡的峡谷，宣告这座近百年来受尽帝国主义劫夺和国内反动统治摧残的民族艺术宝库，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第二天的早上，我们迎接了第一批打垮国民党军队而来到这里的解放军官兵。一个个生龙活虎，而又和蔼可亲，真是名不虚传的人民子弟兵。我们招待他们参观洞窟。因为人多，便分成几队进行讲解。
由我陪同的队伍中，有一位骑兵师的张师长，他笑着对我说：“你看，我们是不是三头六臂青面獠牙像蒋匪帮所宣传那样的怪物呀？”
我禁不住也笑起来，回答说：“没有人相信他们说的鬼话，他们自己才是十恶不赦、杀人放火的强盗呢！”我告诉他，就在解放敦煌的前几天，他们到处杀人抢劫，还扬言要来千佛洞，我们为此不能不有所戒备。
我带领他们参观到130、158等窟高处用沙包临时构筑的工事，以及预藏的枪支弹药、干粮、水和铺盖，他不禁用赞叹的口气说：“很好，很好。别看你们文质彬彬，到了紧要关头还真有两手哩……现在，我们来就是为了接你们的手。不用再担心敦煌石窟艺术会遭到坏人的破坏了！”
张师长说罢，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册子来，那是北平（即今北京）解放后以郭沫若为首的北平文化界对全国文化工作者发出的宣言。文中说，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文化工作者才有出路，呼吁人们在新的形势下努力学习，加强自我改造。小册子里还刊登了郭氏到达北平是在火车站即席向新闻记者发表的激动人心的诗句：“多少人民的血，换得此和平！”
几天后，我被敦煌县人民政府邀请去参加全县胜利解放的“军民联欢庆功大会”。一进城，不料这座一向死气沉沉的沙漠中的孤城，现在忽地活跃异常：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人笑逐颜开，万家欢腾。
我正在人群中观赏这种新气象，冷不防一个解放军战士从街心里窜出来把我拖进秧歌队里去。我从没有跳过这种民间的舞蹈，但在那位战士的帮助下，合着音乐的伴奏，我也模拟着人们的动作，笨拙地转动着身子跳起秧歌舞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与自己的解放者和工农兵群众一同庆祝解放的欢乐。
十七、周总理鼓励我干一辈子
第一个国庆节刚过，我们意外地接到发自北京的郭沫若先生的电报和西谛（即郑振铎）先生的信。郭先生在1945年曾与敬爱的周总理在重庆敦煌遗书展览会上给过我们宝贵的支持；郑先生是1948年《敦煌艺术》在上海展出时最大的赞助者之一。他们代表首都文化界分别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鼓励。
无人过问，默默无闻地在边远的西北的荒漠中苦斗了近八年的人们，今天忽然收到来自人民首都的慰问和关怀，其兴奋和感激的心情是无法用笔墨形容的。
1950年冬，我接到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郑振铎局长的指示，要我将我所历年完成的壁画摹本带往北京展出。这是新生的人民中国对我们工作的第一次检阅和召唤。莫高窟的人们莫不兴高采烈地积极筹备。
这是一个大型的展览会，是在文化部社会文化卫生事业管理局的直接领导下，由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有关单位的专家们的协助下进行筹备的。经过四个月的努力工作，于1951年4月下旬筹备就绪。
在展览会开幕前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其他的工作人员正在休息，我和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张秘书正在故宫午门的城楼上对整个展览做着最后的布置和检查，忽然接到中南海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有一位中央首长来会场参观，要我准备接待。
当天下着蒙蒙细雨，从天安门开进来一辆小轿车停在午门下，一位首长，在一位陪同人员的跟随下，矫健地一迳登上设在午门城楼的展览会场来，原来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迎上去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审视着他慈祥微笑的面容，久久说不出话来。心想，总理日理万机，居然会抽时间来关心我们的展览会，怎么不叫人感到激动和幸福呢！他那轻车简从，平易近人的态度，使我马上静下心来，毫无顾虑地与总理攀谈起来。这是解放后我第一次见到总理。从那次在重庆展出敦煌壁画摹本以来，周恩来总理一直在鼓励支持我们的工作。他问到我们在敦煌解放前后的工作和生活，以及敦煌艺术的历史和这次展出的内容等等。然后，他逐个展览室进行检阅，对于一千数百年来我国历代劳动人民在敦煌石窟所创造的艺术成就给以高度的评价。
当总理看到展出中有关近50年来帝国主义分子在敦煌石窟进行劫夺和破坏我国文物的罪证时，他说：“这很好，这些铁一般的证据，雄辩地说明了帝国主义者如何用各式各样巧取豪夺的方法破坏我国的文化，剥夺我们的财富，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工作‘古为今用’，为革命的政治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说到这里，总理充分肯定了我们多年来在沙漠中艰苦的工作成绩。他说，我们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毛主席所希望的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在详尽地了解了我们在敦煌石窟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后，总理说，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向领导上提出设法解决，并鼓励我们“决心做一辈子敦煌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总理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感染了我，我当时以激动的心情向总理作了要一辈子干下去的保证。
十八、千佛洞成了全民的财富
当时，全国正在掀起抗美援朝群众运动的热潮。我们的展览会对向广大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本质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敦煌文物展览会于1951年4月到6月在故宫午门城楼上展出。每天，成千上万的观众拥挤在各个展览室里，争相浏览展出的1120件各个时代的壁画和彩塑的摹本、实物、图表和摄影等资料，并仔细聆听工作人员进行讲解。观众热情的反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文物展览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首都各报刊纷纷撰文介绍，并对我们研究所的工作表示赞赏。6月初，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持召开了一个发奖大会，给我们研究所的全体工作人员颁发了奖状和奖金。当郭沫若副总理把一张4×2尺见方、用富丽堂皇的敦煌唐代图案装潢的奖状交到我手里的时候，幸福的泪水夺眶而出，我心头思潮翻滚。
半个世纪以来令人痛心的往事一幕幕展现在我的眼前。大家知道，1900年5月26日敦煌石窟藏经洞的发现，是20世纪初期我国文物考古方面震撼世界的伟大发现，它是我国中古时代自4世纪到14世纪千余年间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历史、文学、艺术、民族关系、宗教信仰等，以活生生的逼真的艺术造型和文字手卷公诸于世。
由于清代封建王朝的腐败和孱弱，以及地方官吏的昏庸和无知，自1907年以来，听任斯坦因（Sir。Aurel。Stein）、伯希和（Paul。Pelliot）、柯斯洛夫（P。K。Koziov）、勒哥克（A。Von。Lecoq）、格伦俄特（A。Grunwedel）和橘瑞超等帝国主义分子纷纷窜来敦煌千佛洞，对发现藏经洞的王道士采用利诱、诓骗、恐吓、威胁等软硬兼施的手段，先后盗走数以千计的经卷、文书、刻本、佛画、丝织物等等珍贵文物。他们各自以其盗窃所得，据为己有，作为“善本”、“珍品”封闭在伦敦、巴黎、列宁格勒等地的博物馆或图书馆中，不让中国人过目、抄写、拍照，并扬言“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和条件研究‘敦煌学’！”他们把自己打扮成所谓的“敦煌学”权威，并厚颜无耻地说，是他们发现了“敦煌学”，是他们救出了敦煌文物！……这真是强盗逻辑。
这样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敦煌石窟艺术文物已全部掌握在我们手中，成了全民的财富。那些被盗去的善本什么的不管怎样说也只是敦煌文物的一部分而已，石窟艺术本身才是它的主体。今后，我们要永远做它忠实的守护者。一个空前未有的保护和研究计划即将逐步地全面地展开。
十九、访问印度和缅甸
1951年秋，应印度和缅甸两国政府的邀请，我国派出了一个由30多位有关专家组成的文化代表团访问了上述两国。代表团由丁西林、郑振铎和李一氓率领，我也被列为成员之一。为了做好加强邻邦之间文化联系和友好交往的工作，我们在北京作了一段时间的准备和学习。在此期间，周恩来总理对我们作了多次亲切的指导。有一天，他笑着对我说：“你这次带了敦煌艺术去印、缅访问，既要‘献宝’，也要‘取经’。看来任务不会比唐代高僧玄奘西游轻多少呀！”这话，给了我及时的启发和鞭策。
从1951年10月到次年1月，我随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这为时两个多月的访问中，我们参观了这两个国家的数以百计的文化古迹、艺术、科学、教育等单位。在几个大城市举办了新中国建设成就展览会和敦煌艺术展览会，并举行了有关学术性的座谈会和报告会。
配合敦煌艺术展览会，我作了一个有关的学术报告。印度观众对我国保存了如此完整的许多佛教艺术表示惊讶和钦佩。看到我们展出的第61窟宋人画的从《燃灯佛授记》、《乘象入胎》、《树下诞生》，一直到《涅槃》、《分舍利》等32幅佛教故事画，认为是世界佛教艺术中罕见的珍贵的历史画。他们对画里的人物和服装表现了宋代的民族特点，画得如此生动而自然，特别表示赞赏。
在交谈中，有些印度佛教徒颇有感触地对我说，他们举世闻名的阿旎陀29个石窟的壁画，在英国统治时期，以保护为名，由于涂上了黄油，现在多已变成漆黑一团，画面上什么也看不清楚了。我告诉他们，我们敦煌石窟壁画也几乎走上同样可悲的命运。1942年，在我去敦煌之前，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曾命我采用英国人在阿旎陀涂黄油的办法来保护敦煌壁画，我当时认为没有把握，后来没有照办。这说明了，保护民族艺术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如果仰仗外国人，任意受人摆布，是很危险的。
我是一个美术考古工作者，过去在欧洲看到过去不少希腊罗马时代遗留下来的好的雕刻和绘画，但那些陈列在巴黎、伦敦、柏林等地的美术雕刻，大都是帝国主义从殖民地上劫夺来的一些零星片断。细部的造诣固然不错，但却看不到完整的艺术气魄。几千年来古代文明的历史遗产，如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帕戴龙、印度的阿旎陀和爱罗拉、中国的敦煌和云冈，没有哪一件不是劳动人民智慧与毅力杰出的创造。很多是以整块石山雕凿出既是观察入微生动自然的人物形象，又是互相组合统一完整气势磅礴的伟大整体。
这次出国访问，对我们这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加强与邻邦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友谊联系，做出了贡献。对我个人来说，也打开了眼界，增加了很多有关东方佛教艺术的感性认识，对我今后研究祖国的佛教艺术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二十、更好地展开临摹工作
自1951年起，敦煌文物研究所成了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的直属机构。从此，研究所的工作，不论人力、财力、物力，以及方针政策的指导各方面，都大大的比以前加强了。我们在思想上开始明确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我们国家经常性的文化建设的工作之一。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通过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我们认识到，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对古代文物，应从批判它的封建性糟粕着手，才能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才能对发展民族文化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1953年文物局给我们的指示说：“敦煌艺术的临摹工作是发扬工作也是研究工作。要了解壁画遗产必须寓研究于临摹之中，通过临摹来熟悉古代艺术传统，从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才能进一步发扬优秀的艺术遗产。”从此，对艺术品的临摹工作提到了更高的议事日程上来。
解放前，由于经费物资缺乏，我们的摹本，除少数代表作外一般都采取缩小临摹的方法，用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或更小的缩尺。1951年在北京展出时，曾受到一般观众和专家们的批评，他们要求对壁画作原大原色的临摹。
现在条件具备了，上级领导要求我们不但对千佛洞的重要作品作原大原色的严肃可观的临摹，而且还要做记录性的全面摄影。临摹工作者通过临摹不但要掌握壁画艺术的技法、用色用笔、建筑物和山水的布局，而且还要熟悉摹本的主题内容。这样一来，一切有关美术史、佛教史、图像学、哲学、社会学等等的学习和研究，就成为当务之急。为了满足这一系列工作上的需要，在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在短期内，从国内外购置了一大批重要的图书参考资料，开始成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图书资料室。研究工作得以逐步顺利地展开。
另一方面，鉴于过去所用颜料质量低劣，摹本产生严重的变色退色现象，上级领导责成我们要研究敦煌古代壁画颜料至今不变的原因，并提出，为了保证摹本质量，必要时可以采用石青、石绿、朱砂、赤金、白银等过去我们不敢奢望的名贵的药材。在这方面，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支援了我们一批他们珍藏的石色颜料。一些地质勘探队还为我们物色到朱砂等贵重颜料的矿石，供我们研制成品。为此，我们还添置了一套手工和电动两用的球磨机。
从1952年开始，我们集中所内有多年临摹经验的人，开始整窟原大原色的临摹工作，经过商讨研究，大家选定首先临摹第285窟，这是个保存完好的西魏时代的代表洞窟，具有大魏大统4年—5年（538—539年）题记，历史和艺术价值都很高。1926年，美帝国主义分子华尔纳曾在1924年得手以后，又第二次到千佛洞，企图把这个洞的整窟壁画剥离盗去，终因当地居民抗拒未能得逞。经过六个临摹工作者夜以继日的忘我劳动，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一幅5×12米见方的第285窟原大原色大壁画的摹本终于顺利绘成了。
这件大型作品，曾先后在北京、上海和日本的东京、京都等地展出，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和赞扬，认为是壁画临摹工作的一个出色的成就。
为了进一步提高临摹工作的效果，改善职工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文化部于1954年拨了专款，为我们购置了一台中型发电机、一台电影放映机、一辆汽车，此外还有大批摄影器材，并调来有关摄影、司机、电工等专职工作人员。
二十一、电灯光照亮了黑暗的洞窟
新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对我们在旧社会有过长期苦难经历的人来说，真是两个世界两重天！回想当年初来千佛洞时，我常常赶着一辆木轮的老牛破车几步一停的奔走于城乡之间漫长的沙漠道上的情景，又回想当年用镜子反射阳光进洞、或一手执小油灯一手作画的情景，我们多么渴望有这样一天的到来啊！
1954年10月25日，是千佛洞有史以来一个空前的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晚上，新安装的电机开始发电，同志们早早地提前吃了饭，坐在洞窟中临摹壁画的架台上，看着新安上的灯泡，等待光明的到来。
8时整，电工按照预定的时间把电机开动起来。顿时，只听见千年沉睡的三危山和鸣沙山之间古老的峡谷发出轰隆轰隆震撼人心的声音。当时，我听得轰鸣声，急忙从下寺跑出来，一下子冲进处在第16窟甬道中的第17窟，那个有名的藏经洞中去。奇迹出现了，这个白天和暗夜一样漆黑的小小的洞窟，突然被发自一只一百瓦烛光的电灯泡的光照亮了。
我要亲眼看着，在强烈的灯光下这座半个世纪以来历尽劫数的“石窟”纤毫必露、空无所有的现实情况，我对北壁上那两幅仕女画像审视良久。她们从石窟创建时起，就寸步不离的看守这石窟中的一切，她们是石窟惨痛历史的唯一见证。现在，在明亮的灯光下，我看见她们正在向我露出动人的微笑。这是多么令人动心的幸福的微笑啊！这是足以与世界名画《蒙娜丽莎》媲美的另一种具有东方风格的永恒的微笑。我立即拿出速写本，感情激动地把这种永恒的微笑勾勒出来，记下这幸福的一瞬间，以表示我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终生难忘的感激。
然后，我从第17窟出来，向南奔向同志们正在赶制壁画摹本的几个照耀如同白昼的洞窟。只见一位女同志站在摹本的面前，手里握着画笔，正在出神的痴望着有点闪烁的日光灯管，迟迟没有动笔。我知道她因为长期在黑暗中工作而损坏了视力，并且犯了色盲的毛病，便劝她说：“还是息一息吧，这闪动不定的灯光会加重你的眼病的……”
“不。”她委婉地谢绝了，接着激动地说：“太好了，我们梦想了多少年啊！这么好的工作条件，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把工作更好地赶上去，还像话吗？……”我注意到她的脸上，扑簌簌地滚下两行眼泪来，在灯光下闪着白光，这是比语言更感动人的幸福和感激的泪水啊！
二十二、重点放到对自然毁损的保护
新中国诞生后，中央人民政府连续发布了一系列有关保护文物古迹的法令。过去长期存在的那种任人盗卖文物和对祖国的文化遗产无人过问、任其自生自灭的无政府状态逐渐得到纠正，人们对文物保护的工作有了比较正确地认识。随着管理工作的加强，来千佛洞参观游览的人虽然越来越多，但任意毁损壁画和彩塑，或在墙上涂写“到此一游”的现象却越来越少了。
自从20世纪初石室藏经被发现以来从愚昧贪吝的王道士手中断送给帝国主义分子和当地官僚地主们近二万卷的写经文书及唐宋卷轴幡画。解放前，在反动政府的默许和纵容下，敦煌文物被奸商恶霸作为捐官致富的工具，有一个时期，流散在民间的文书写经有过以尺寸、以行字来零星沽售的市场和伪造敦煌文书作坊的出现。
现在，由于一系列新的文物政策法令的发布，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文物新的认识，许多人觉得这些劫后仅存的散落在民间的文物不应据为己有，而是国家的财产。敦煌县城一个中药店里的店员，自动地无条件地把祖父收藏的出自敦煌藏经洞的两副唐人画的白描菩萨绢画捐献给研究所收藏。解放初的几年中，由捐献和收购得来的文物还有：一卷唐人写的著名的《说苑》，汉玉门关遗址出土的有《敦煌长史》的泥封印和题记的汉简，唐代天宝年间胡奴多宝的买人契，宋代木制回鹘文活字，元代也的米矢买人契等。
从1951年开始，我所保护工作的重点从防止人为的破坏转移到防止自然的毁损防治方面来。
敦煌石窟修筑在一种由卵石和钙化沙土结合的岩层上，属于第四纪酒泉系的砾岩。地质年代并不太远，易于风化散落。所幸这里雨水极少，否则雨水冲刷就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这里最大的威胁是来自一年春冬两季的大风沙，风势持久而凶猛。往往一夜风沙，就在廊道上或窟洞上形成一座沙丘，阻碍交通，有时还导致洞窟崩塌。但窟内经常性的危害是壁画的色彩和纹样被磨灭、起甲和霉烂。
针对这种情况，在中央邀请的古建筑维修专家的帮助下，我们开始对敦煌石窟采取治本与治表相结合、临时与永久相结合、由窟外到窟内的步骤逐步进行抢险和加固工程，窟外部分，又分成抢修和加固岩壁，设置洞窟门窗，修造防沙墙，植树造林等几个步骤进行。窟内部分，又分成采用高分子原料的卡塞因和阿古立拉等化学混合液的注射，消灭近年日渐严重的壁画酥松、起甲、发霉、脱落等现象。这种措施虽然暂时也解决了一些问题，但高分子化学原料作用并不能持久，看来还需要进行新的试验和探索。
二十三、决不会再受人劫夺破坏
说到文物保护，使我想起1944年初秋发生的一个小小的插曲。那是我们来到千佛洞的第二年，由于重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渎职和拖欠，经费奇缺，工作和生活条件极端艰苦。为了维持日常必需的城乡之间的联系，我们凑钱用低价买了两头毛驴和一匹老马，作为唯一的交通工具。因为找不到储藏牲口草料的房屋，负责喂养牲口的同志异想天开地看中了中寺后院一间大约三平方米见方的土地庙，没有其他办法可想，我只得同意了。
庙里面并排坐着三个大约是财神、土地、龙王的神像，是19世纪中叶清代的遗物，艺术价值不大，但作为文物，在未作过细的鉴定之前，还须妥为保存。因此我再三叮咛把神像移到别处好好保藏起来，不得毁损。
人们按照我的嘱咐把神像取离了土台子，发现每座神像都用一段木料作为中心固定的支柱。其中有一个姓杨的泥工认出那是桃木。按照社会迷信的说法，鬼怕桃木，因而可以避邪。老杨用力一抽，整根的桃木便从神像的腹中抽出来了。
塑造神像，坯子一般是用草和泥捆扎的。但这三座神像却不同，却是用古人的写经，紧紧地捆扎在桃木上，也没有用泥水，所以解开看时显得非常干净和完整。粗粗检视一下，发现这些文书很可能是距当时大约1500年前的北魏人手写的佛经。令我惊奇的是，这些写经用的米黄纸张的质量又细又薄，好似刚从纸厂里生产出来的一般，而墨色晶亮，笔画清晰遒劲。如此的纸光墨气真是令人惊倒。
这天是1944年8月30日。我们正接待来自重庆的几位文化学术界的朋友，其中有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敦煌艺术研究者向达和阎文儒等专家。这个发现惊动了这些专家，在他们的指导下，我们对这些文书进行了初步的细致的整理。
根据纸张、书法和三个有明确题记年代的标准进行判断，肯定了这些新发现的文书乃北魏人的写经残卷共65卷。其中有兴安三年五月十日（452年）谭胜写弥勒经，前凉和平二年十一月六日（354年）唐丰园写孝经和毛诗残叶，太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477年）写佛说生死得度经，以及六朝职官花名册等经卷杂文等共66种。
这次发现，是继1900年震动世界的敦煌石室藏经洞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的发现。经卷数量虽然不多，而且出自偶然，但对在敦煌千佛洞发现其意义却是很大的。
据现已去世的一位当时70岁的上寺老主持老喇嘛易昌恕回忆，土地庙和上寺同时建于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早于1900年石室藏经的发现69年。这就可以断定，这次新发现的文物，决不是17窟藏经洞里的东西。从而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第17窟藏经洞发现之前，千佛洞是否还有过一次类似的发现？在这里的石窟群中，今后可不可能再有新的藏经洞的发现？当时正在我所作客的夏鼐等专家和所内的同事们都感到极大的兴奋。
现在可以肯定，在新中国如果有新的发现，决不会再有受人任意劫夺破坏的事情发生了。
二十四、做一名无产阶级文艺战士
解放初期，投身于席卷全国的政治学习热潮，使我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纲领和各方面的方针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从我几十年生活在新、旧社会的亲身经历的对比中，使我清楚地看到，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正确地理解和重视祖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继承和发扬的工作。
敦煌石窟的历史，远的且不说它，自从20世纪初藏经洞被发现以来，不论是在清代封建王朝、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政权等反动统治下，一任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和冒险家们肆意盗窃毁损的可悲境地。现在好了，这座举世无双的民族艺术宝库从此有了忠实可靠的守护者和继承者。我感到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兴奋和幸福，我将为它献出我一生微薄的力量。此时，我认识到，“共产主义是社会生活和个人发展的理想的真正实现”（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集》1956年版第588页）。
1956年，我向研究所的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不久，我荣获批准，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我意识到自己是一名无产阶级的文艺战士，不论是在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自己主观世界方面，落在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二十五、忠实临摹和摄影大规模展开
自从工作条件和环境大为改善以后，壁画临摹和全国摄影的工作开始大规模展开。因为这是现代各国配合考古发掘而展开的一项永久保存文物文献的有效工作方法。
临摹古画，本是中国民族绘画传统中一项不可缺少的课题。我们的先辈一向主张，临摹不但要客观的临摹绘画的形与色，更重要的在于神态笔墨气韵。宋代著名画家米芾（1051-1107年）曾说过：“画可临可摩，画可临不可摹”。他认为“摹”画在于外表的效果，而“临”画则是需要通过理解绘画整个神态和笔墨气韵。临摹，就是力求把一幅绘画作品从“形似”到“神似”都忠实地再现出来。
大家知道，印度阿旃陀壁画的临摹工作是由英国女画家海林岗（Aerringham）于1896—1897年进行。当时海氏和她的几个助手，用两年功夫一共临摹了百余幅阿旃陀壁画，使得这个埋没在特干高原的古代印度绘画艺术公之于世。在伦敦举行了一次轰动英国的阿旃陀壁画摹本展览会。但这些摹本是用英国传统素描勾勒和水彩烘染的技法表达出来的，很难体现出印度东方壁画那种厚朴生动的特点，可惜这些摹本最后还遭到一次火灾全部被焚毁。
东邻友邦日本奈良法隆寺的金堂壁画，由名画家入江波光、桥本明治、中村宏陵等20余人用10年时间精心完成的临摹工作，可算得是近代世界美术史一项重要的科学文献性的记录工作。金堂壁画不幸于1949年初的一次由走电导致的火灾中烧毁，现在幸亏有那些摹本代替了壁画真迹，成为存世的“孤本”，列入日本的国宝地位。
敦煌石窟艺术的临摹工作，从1943年算起，至今已有30余年的历史。但新中国成立前的7年，由于人力设备等条件的限制，规模和收获都不甚大，只有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才算走上了轨道，取得了像样的成绩。我们的临摹工作，前后大约有三四十人参加，临摹了北魏、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各时代的壁画代表作品，共计1300余平方米。
我们就是选用这些摹本，在前后大约30次的国内外举办的敦煌艺术展览会中展出。除了若干幅整窟原大的摹本外，还有近两千幅各时代的代表作品和各种专题的集锦。通过这些摹本的展出，客观地体现了自公元4世纪到14世纪1000余年间，敦煌艺术在主题内容和时代与艺术风格方面的发展演变情况。在国内，批判地提供了新艺术创作的借鉴作用；在国外使国际友人认识到，除了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柯斯洛夫、橘瑞超等盗劫的部分宝藏外，敦煌石窟还有这样丰富的艺术遗产存在着，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保护和重视。
二十六、首次与日本同行们交往
1957年末至1958年初，应每日新闻社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我们敦煌艺术展览工作团一行4人访问了日本，从1月5日到2月16日，敦煌艺术展览先后在东京和京都展出。我为团长、李承仙作为团员同行。
这次我们带了300多件展品，其中包括上文提及的那幅5×12米的第285窟整窟原型摹本，在一个多月的展出期间，受到十万多人次的观摩和赞赏。来自观众的、特别是日本文化界同行们的热烈反映，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东京的展览会场上，我见到《敦煌画之研究》的作者松本荣一先生，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今天亲眼看到你们这样丰富的艺术展览会之后，我才感觉到我知道敦煌艺术实在太少了，太片面了。因为我是根据伯希和的《敦煌图录》和斯坦因有关敦煌报告中的插图进行写作的。它们最大的缺点是单色的黑白照片，而且又是非常小的照片，今天看到你们原大原色的杰出的摹本，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
美术史家今泉笃男先生说，我们多少年来埋头在埃及、希腊、罗马、西方古代美术史的研究，了解西方世界人类美术创作演变的历程，却没有料到敦煌北魏时代壁画那样朴实浑厚而又富于表现力的风格。在这种风格中，不仅可以意味到汉晋绘画中气韵生动的传统，而且还可以看出北魏早期敦煌壁画大刀阔斧的气魄，是现代派绘画的前驱者。
美术评论权威柳亮先生说，从敦煌早期壁画中，可以意味到埃及古墓中壁画的风尚，可以看到拜占庭艺术和罗马艺术的风尚……不管希腊罗马艺术如何崇高……我说敦煌艺术是虎虎有生气的东方人类文明的曙光，是20世纪现代绘画的祖先。
考古学家驹井和爱教授说，战后日本青年一味崇拜希腊、罗马……认为东方没有什么古文化可以研究学习似的，在参观了敦煌艺术展览之后，他们都惊叹敦煌艺术的高超和过去崇拜西方文明的盲目性。有些人看了敦煌唐代壁画后才进一步认识到古代日本和古代中国是同文同艺的，原来日本飞鸟、奈良时期的古文化是从中国隋唐时代传过来的。法隆寺第6壁《阿弥陀净土变》中的佛、菩萨、与敦煌第57窟北壁初唐《说法图》的佛和菩萨像，俨然如同出自一个版本似的……这一切可以说是历史的见证。今后我们应该面向东方，从东方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我们的新文化。
考古学界权威原田淑人博士说，敦煌艺术是日本艺术的根源。日本天皇裕仁的弟弟三笠宫先生参观展览后说，敦煌艺术是日本艺术的原形。
《每日新闻》还刊出了《敦煌——东洋美术宝库》，末页列举一些实例，将日本自8世纪到17世纪1000年中的著名绘画与敦煌壁画作了对比，这是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关系的一件非常有信服力的资料。
通过面对面地座谈、讨论、讲演以及广播、电视、电影、出版物等渠道，与日本的朋友进行广泛的交流，使我获益匪浅。日本文化界同行们一个个诚挚而友善的音容笑貌，以及充满友好热烈气氛的各种集会的场景，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如在目前，特别是前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片山哲老先生，他在展览会开幕式上热情的讲话，春节时（访日期间适逢佳节）给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人拜年，羽田机场上依依惜别的情景……永远深深铭记在我的心头。对他最近的溘然长逝，我谨致以沉痛的悼念。
二十七、研究工作顺利开展
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当然并不仅只是临摹和介绍，更重要的是如何保护和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批判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工作。
中央文物局的指示：“敦煌艺术的临摹工作既是保护文物的一种手段，也是分析研究古代艺术遗产的演变发展的重要实践。”为了落实这一指示精神，近年来，我们在进行临摹工作的同时，研究和保护文物的工作也在顺利展开。
在延绵一公里长的千佛洞岩壁的南端，有很多密如蜂房的小洞窟，有的小到只能容一人栖身，有的洞内还可找到当年遗留下来的一只调颜料的破陶碗、秃笔管和小油灯盏。这些小洞窟是千百年前各时代的无名的画工们和塑匠们借以栖宿的地方。想到他们在封建统治者奴役和压迫下，凭借一些极端简陋落后的工具，竟能创造出如此灿烂辉煌的艺术，这些古代民间的艺术匠师们该具有何等令人惊羡和敬佩的毅力和才智！
通过临摹，通过对各时代壁画中的人物、山水、花鸟等的描绘、着色、勾勒、烘染等等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古代的无名艺术家高度的艺术造诣和创造革新的精神，他们突破了佛教和来自西域的佛经题材与佛像量度经等的清规戒律，在民族绘画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为我所用，从各方面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表达他们对善恶的批判，和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而创造出来既富于时代特点，又富于生活气息和现实感的杰出的艺术创作的成果。在千百年后的今天，对我们仍然显示出栩栩如生的动人景象。但是，敦煌艺术是以宣扬佛教为主的宗教艺术。正因为当时它具有如此有生气的艺术感染力，因此也就含有一定因素的迷惑和欺骗人民的麻醉剂。马克思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毛主席说：“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绝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毒素。”
因此，我们的研究工作始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进行批判分析，扬弃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以供发展民族新文化新艺术的借鉴。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从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陆续输送了一些毕业生来充实我所的研究人员的队伍。他们与所里老年的和中年的同志们一道，对这个浩如烟海的古代艺术宝库进行认真的探索和研究。
敦煌早期壁画，乃出自五胡十六国拓跋族画工之手，他们的粗犷放达富于汉画传统的生动笔触，加上来自印度的佛教菩萨飞天的形象，还带有域外袒胸裸臂的风尚。但到了隋代，敦煌壁画中的人物线描已趋向细致圆润。正如中国画史所说：“隋代画家展子虔的人物描法甚细，隋以色晕开。”这种甚细的描法，一改敦煌粗描放达之风。而且隋代的敦煌壁画中不惜采用大量的赤金白银、石青石绿、朱砂等贵重颜料，这一切正反映了隋代皇帝的穷奢极侈和利用佛教麻醉人民之一斑。隋文帝在开皇元年发诏大修佛寺，大造金银、檀香、夹紵、象牙、玉石等佛教像数以千百万计的时代风气也传到了遥远的敦煌千佛洞石窟寺。一直到唐、宋、元各代，敦煌壁画的民族绘图传统，更进一步显示了中原民族绘画传统的特点。这就充分证明了古代艺术匠师们如何智慧地通过去芜存菁、外为中用，使敦煌艺术成为广大人民喜见的古代民族艺术宝库。
为了贯彻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我们在临摹的基础上，经过分析批判，也做了绘制富于时代特点的新壁画创作的尝试。另外对于石窟历史分期和排年，我们也作了初步的系统的研究和鉴定的工作。
二十八、联成一部完整的中国美术史
为学术研究作参考的资料和图书也在不断地得到补充和增加。有些是向国内外购置的，有些则是用我们自己的著述和资料与国内外有关资料交换。到目前为止，我们共拥有约两万多册有关敦煌研究的专著和两万多幅有关图片。中国科学院还为失散在国外的敦煌写经文物全部复制成近七千个显微胶卷，无偿地赠送我们，丰富了我们的收藏。解放以来，我们从敦煌地区的发掘和收购中，也增加了为数不少的贵重文物。
我们在历年对洞窟的维修工程中，陆续发现了不少被掩埋的或暗藏的洞窟。石窟的总数不断增加，从解放前的309个增加到现在的492个，共增加183个新发现的洞窟。在有些保存比较好的洞窟内，还找到了一些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和其他重要文物。
中国历代的美术史，只见诸于零散的文字叙述，而没有作品实物的流传。敦煌艺术可以说是稀世的伟大的存在。它是宗教的艺术，但也是民族的民间的艺术。虽然有人至今仍然否认它是正统的中国民族艺术，但征诸中国画史和近年出土的汉唐墓室壁画，不能不承认敦煌艺术是4世纪到14世纪一脉相承的民族艺术传统。敦煌壁画制作技术当然与中国传统的宫廷卷轴画有所不同，但它所反映的粉本技法还是足以代表各代的民族风格的。
这一座包含从北朝到元代一千多年丰富多彩的内容的492个洞窟的壁画，系统而完整地填补了《历代名画记》和《图画见闻志》等中国著名画史所空缺的插画图录，补充了宋元以后就散失了的历史名画真迹。它本身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中世纪的美术史，由于它的存在，我们可以上接汉代出土墓室的壁画、下连永乐宫、法海寺等地的明代绘画和清代绘画，一直和近代衔接起来，连成了一部完整的以图画为主的中国美术史，这对中国艺术今天的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这增强了我们这些长期在沙漠孤岛中埋头工作的人们的信心和决心。
二十九、史无前例的全面加固工程
文物保护，是我所主要的经常性的工作之一。从1951年起，我们首先抢修了三座岌岌可危的唐代和宋代的窟檐木构，对石窟群的现状作了一次普查：并制定出一个初步的整修计划，为了弄清地下埋藏情况，对石窟群从南到北进行了一次底层的全面的电测。对一座早期北魏危险洞窟，我们采用花钢石柱承重办法修建了121公尺长的永久保固的檐横道。我们用塑料化合物卡赛因和阿古利拉等液体注射法做试验，成功地粘补了一座严重起甲的洞窟的壁画。对于重点洞窟，我们还进行了温湿度测验的装置，岩壁开裂的观测装置，以及防风沙的风速风向的小气候测验装置等等，初步建立起保护石窟的安全装置系统。通过上述装置所得出记录数据，逐步建立了石窟保护和研究工作科学资料的档案。
由于壁画长期封闭在空气不流通的洞窟中，以及由于崖壁本身因气候变化蒸发返潮等原因，致使壁画出现酥碱、龟裂、起甲及大面积脱落等病变。据统计，损毁壁画约占石窟全部壁画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共计741平方米。壁画的加固和维修工程是个大量的、刻不容缓的任务。经过摸索和试验，我们采用土洋结合的方法，用高分子溶液和矾胶水的混合体进行注射，产生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1959年，为了进一步推进全所的工作，我向中央文化部写了一个报告，详尽地提出了如何加强保护石窟群的壁画和彩塑，如何防止石窟崖层上鸣沙山向前移动，危害石窟的寿命等问题。这个报告受到文化部的重视，后来派了一个由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为首的包括治沙、古建、考古，以及有关出版和电影摄制等十余个专家组成的“敦煌工作组”到莫高窟来进行现场考察和研究。在一段时间中，解决了机械固沙、壁画修补复原、抢救危险洞窟，以及有关研究资料的出版和彩色纪录片的摄制等问题。与此同时，并请有关专家作了有关石窟艺术的价值、保护、抢修工程等的专题报告。中央工作组的上述工作，使我们不但解决了研究石窟艺术的理论问题，也解决了保护和抢修工程的实际问题。使我们认识到，这座历经一千数百年的民族艺术宝库，由于年久失修，险象环生，零星修补的工作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尽早进行石窟群的全面抢修工程。
1963年，莫高窟被国务院宣布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在敬爱的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经过周密的勘探设计和研究，最后由国务院批准拨给一笔相当可观的巨额经费，由铁道部桥梁工程队承担莫高窟的全面抢修工程。
为了保证工程质量，铁道部从全国各地调来100多个富有实践经验的桥梁隧道工程师和工人共同研究，制定出一个抢修工程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工程既要达到加固崖壁保证石窟的安全，同时还要保持古建筑的艺术形式与石窟外形的和谐。
从1963年到1966年，工程分四期进行，工程范围包括石窟群的南北两区，总共约有4040米的长廊中，其中加固了195个石窟，用钢筋混凝土预制梁臂和花岗石大面积砌体，对360多米的岩壁和30余处有严重倒坍危险的洞窟作了彻底的加固。
这是莫高窟一次史无前例的全面加固工程，其作用不但使洞窟结构起到永久性的加固作用，同时按照需要在有些地方加深表道，脱胎换骨地更新了风化的岩壁，彻底解决了石窟艺术经常遭受风沙、雨雪和日照的侵蚀和危害，从而防止了壁画变色脱落等病变的产生。
今天，布满在鸣沙山崖壁上的492个洞窟上下四层之间，都用钢筋混凝土浇铸预制的护栏回廊联系起来，唐代莫高窟全盛时期的那种巍峨壮观的“虚栏栈道”可惜只见诸文献记载。当人们沿着牢固美观的回廊尽情巡礼浏览时，除了感到上下崖壁交通的安全便利以外，多少也能领略到一些千佛洞光荣的昔日的风彩和气派吧。
三十、严峻的考验
1966年春夏之交，当我们正在积极筹备敦煌莫高窟建窟1600年（莫高窟最早开凿于公元366年）的纪念活动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十年浩劫，对莫高窟和对我个人来说，都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作为一个敦煌艺术的保护者和研究者，我获益最深的是关于对“文化大革命”前新中国17年工作如何评价问题的“大辩论”。
叛徒江青与大野心家林彪相勾结，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各个上作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制造舆论。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17年，革命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历史也是不容篡改的。就以我们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来说，在这17年中；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坚持了毛主席提出的“古为今用”的方针，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人们知道，所谓“敦煌学”的研究，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1900年5月26日，当时主持敦煌石窟寺院的道士王圆箓，在第17窟偶然发现了一个封闭于宋代景祐二年（1035年）约3米见方的秘密藏经洞，内藏自公元5世纪至10世纪几百年间僧俗人等所手抄的古代各民族文字及绘画、织绣、版画、拓片等40000多件文物。
当时，面对这一不可思议的意外发现，愚昧无知的王道士不知所措，随即报告当时敦煌县县长，那位不学无术，但却狂妄自大的县太爷竟以古人的书法不如他为辞，命王不必大惊小怪，仍将洞封闭起来就此了事。
王道士还不死心，又悄悄地写了一个草单，“上禀当朝天恩活佛慈禧太后”，报功请赏，不想，1900年，正是八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军攻进北京大肆烧杀掠夺，清王朝惶惶不可终日的垂亡关头。丧权辱国的反动统治者，实行的是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政策，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随着“不平等条约”一个接一个的签订，中国成了各国冒险家的乐园。外国强盗，武装的和“文明的”在中国大地上横行无阻，竞相肆无忌惮地劫夺祖国各地的文物宝藏。晋代大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这样一件稀世之宝，就是这样被抢走的。
1902年，一些垂涎中国西域文物的外国的“专家”、“学者”，在德国汉堡开了一个所谓的“国际东方学术会议”。一个曾于1879年到过敦煌的匈牙利地理学会会长鲁克西，在会上谈到了敦煌石窟艺术宝库的存在，并叹为冠极世界。从此，各帝国主义的“专家”们便接踵而至，与王道士相勾结，把藏经洞四分之三的重要宝藏先后盗劫而去，称为“敦煌学”资料。因为有了这许多“赃物”，他们竟然厚颜无耻地宣扬，只有他们才有资格研究“敦煌学”。这真是地地道道的强盗逻辑。
1911年，清王朝覆灭了，换来了“民国”。在蒋介石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国家的地位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一度挂起的“敦煌艺术研究所”招牌名存实亡，一任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在沙漠瀚海的苦寒酷热里吃尽苦头，从来不闻不问。
新中国成立后，敦煌石窟艺术宝库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成立了直属国务院文物局的敦煌文物研究所。从此，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这些无价的民族艺术瑰宝，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了妥善的保护、研究和继承。17年来，我们的工作虽然做的不多，但一直受到党和国家，以及国内外人们的赞扬和鼓励，本文以前多有论述，这里不需赘叙。
我所以要谈起这些世人皆知的往事，目的是要用历史来作个对比，人们说，没有对比，便没有鉴别。
可是，林彪和“四人帮”完全不顾事实，对一切民族文化采取野蛮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几年前，不学无术的江青就叫嚷过：“敦煌是没有什么可继承的！”主子一声令下，走卒们便为非作歹起来：全盘否定17年的工作成绩，竟在建国初期中央政务院颁发给我所的奖状上打上一个大“×”，诬蔑石窟壁画是“贩毒广告”，诬蔑我所的工作是“推广贩卖毒品”，把我们和其他一些工作人员戴上“走资派”、“反动权威”，什么“残渣”、“余孽”等等帽子，加以百般的打击和迫害……
我对这一切，当时心里是怎样也想不通的，而且我也知道，有我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只是在“四人帮”法西斯的淫威下，敢怒而不敢言罢了。但即使在浓云密布的日子里，我一直坚信，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总会有风停云散日出的一天。
三十一、大悲大喜的一年
1976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大悲大喜的一年。悲的是，我们党和国家三位最卓越的领导人——周总理、朱委员长、毛主席相继与世长辞；喜的是，“四人帮”这个祸国殃民的“政治毒瘤”终于被割除了。
当这年的第一个噩耗传到兰州时，巨大的哀痛，使我心血上涌，无以自制，想起总理对敦煌文物工作一贯亲切的关怀，对我这个在人生道路上长途跋涉，盼来解放，终于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生命归宿的知识分子的谆谆教诲，我不禁痛哭失声，我俯在总理像前，哀伤地想到：“敬爱的总理早逝了，而我却活着，”竟至痛不欲生。
我自1973年被迫离开敦煌千佛洞，心情极端苦闷。后来又不断听到敦煌来人讲到那里由于管理不善，石窟中堆满了积沙，游人到处题壁涂抹的陋习又出现了，看到敦煌艺术遭到如此的冷遇和破坏，而又无能为力，我在有苦无处申诉的心境下，写了这样的一首诗：危岩千窟对流沙，卅载敦煌万里家。金城长夜风吹雨，铁马叮当人梦涯。
千佛洞九层大佛殿檐角的铁马，当受到戈壁滩上刮来劲风吹动时，就发出耐人寻味的叮当叮当的声音。这声音，在解放前每逢不眠之夜，曾给过我我多少慰藉啊！虽然不免有些单调，但在死寂的漠北之夜中，那如泣如诉的声音，在我艰苦的生活中还能增添一些生气，它使我联想起祁连山中夜行的骆驼队的铃声，但驼铃声却比铁马声要浑厚、雄壮得多，而且又是一种自远而近，自近而远的立体感觉。驼铃给我感觉是急迫的，它仿佛在启示我：在我有生之年，应该为党为人民多做些工作。
这时，我不禁想起周总理生前对我的教诲，他曾多次鼓励我，要我把敦煌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坚持干下去。人们曾不止一次地听到总理说过：“我知道自己老了，要多做些工作，争取一分钟的时间，就多做一分钟的工作。”
在我半生坎坷不平的生活中，特别是在那“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总理曾给了我多少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啊！
噩耗接二连三而来，特别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逝世，给了我人生中难以承受的最大的打击。这时，整个中国，整个世界，仿佛刮起一阵沙漠的黑风，铺天盖地，没有尽头……
1976年10月，距毛主席逝世还不到一个月，忽然传来了万恶的“四人帮”彻底覆灭的喜讯。整个兰州欢喜若狂，人们奔走相告，好像迎来了第二次解放，仿佛在茫茫沙漠中，一场黑风过后，忽然风停沙落，晴空万里，面前阳光普照，无限光明，我打心眼儿里欢呼：我们的党是多么的英明伟大啊！
三十二、“飞天”新装挥舞迎
十年冰霜花事尽，春风喜度玉门关。这两句诗颇能表达我今天的心情。中国古诗有“春风不度玉门关”之句，用来状述大西北戈壁瀚海的荒凉，但我今天深深感到，吹遍中国大地的春风，同样激荡着玉门关外这神话般的沙海中的绿洲孤岛——敦煌莫高窟。
1977年9月，兰州军区肖华政委和韩先楚司令员乘直升机访问莫高窟，这给了我们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莫大的喜悦和鼓舞。肖政委是位身经百战的名将，又是位有才华的诗人，他的“长征组歌”博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他在参观石窟后，在留言簿上即席挥笔写下了“银鹰降临沙洲城，‘飞天’新装挥舞迎，莫高艺术扬中外，阳关春暖观光人”这振奋人心的诗句，对敦煌石窟的新貌，真是一个传神的写照。
“飞天”，佛经中称为“香音神”，她们在天国晴空中往来飞翔，奏乐和散花，是敦煌石窟庄严的佛教壁画中一种轻快美丽的形象，她本来是中国传统的佛教画中用来刻画“极乐世界”中的一种象征和平幸福景象的，同具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她有如西洋宗教画中的天使，但肩上没有翅膀，全凭衣带的飞扬，裙裾的曳动和身段的飘浮，显得如此逼真而动人，这是中国古代无名画师的一种天才而大胆的创造，使整座石窟产生“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效果，博得人们非常的喜爱。
时光在流逝，莫高窟檐角铁马的叮当声永远在我心头鸣响，它给我以一种紧迫感，仿佛在启示我：生命不息，跋涉不止。我决心在有生之年，把全部心血和精力献给敦煌艺术事业，鞠躬尽瘁，奋斗到底。
原载《人民中国》1978年6—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