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注意到，认识人这一问题本身——了解某一个人——巳被许多科学家视为琐碎或“不科学”而排除了。几乎所有研究非人格问题的科学家都是从隐含的或显然的假设出发的，认为科学是研究事物的类别或群族的，而不是研究单个的事物。当然，你在一定时刻实际上是观察一个东西——一只草履虫，一块水晶，一叶肾，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等等。
但每一事物都是作为某一物种或门类的一个样品看待，因而是可以互换的。没有一本普通的科学杂志会采纳和刊登一篇关于某一个别白鼠或鱼的琐细描述文章。概括是传统科学的主要任务，换句话说，就是对所有白鼠、鱼等进行抽象说明。
畸形学是研究例外、“惊奇物”或怪胎的科学，是没有多大科学价值的，除非它能通过比较，说明更多有关“正常”胚胎学的过程。
任何一个样品就只是一个样品，它不是它自身，它代表某种东西，它是无个性特征的，可以任意随别人利用的，不是独特的，不是神圣的，不是必要的或不可缺少的；它没有完全属于它自己的正式的名字，没有自身作为一个特例的价值。它之所以令人感兴趣，只是因为它代表某种东西而不是代表它自身。传统的、教科书的科学通常集中研究事物的类别或可以互换的对象，完全不顾及这个独特的个体。在一本物理学或化学的教科书中是没有个体的，更不要说数学书了。
以此作为一个中心点。天文学家、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有时的确也可以作为典型和作为范式和独特的事例，如与某一星体或某次地震或某一粒豌豆或果蝇打交道。但这样做最终仍然是趋向普遍性，作为取得承认的途径，成为更科学的。对于大多数科学家来说，这是科学知识发展的惟一方向。
当我们远离这种非人格的、概括化的、寻求相似性的科学时，我们发现也有许多人对独特的、特殊的、个别的事例有系统研究的兴趣和持续不懈的好奇心，这些事例是不能互换的，是自成一格并且只出现一次的。例如，某些心理学家和某些人类文化学家、某些生物学家、某些历史学家以及所有处于亲密个人关系中的人们，都有这样的好奇心。
我相信，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也曾长时间迷恋地琢磨他们的妻子，正如他们对待原子的态度一样。
我最初的问题是：假如我要了解一个人，最好的途径是什么？
现在我能用更确切的措词重新提出问题：物理科学的常规程序对于更好地了解一个人的有何作用？
但请记住，这种程序是一切科学甚至任何一类知识广泛承认的范式。一般地说，我的回答是：这些程序简直谈不上有多少作用。
实际上，它们的确是无用的。假如我不仅要知道有关你的事情而且要理解你的话，假如我想了解一个人，了解他的人品中那些我觉得最重要的方面，我知道我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才能完成这项任务，我必须用不同的技术并依据极为不同的关于超脱性、客观性、主体性、知识的可靠性、价值和准确性等哲学假设进行操作。
我在研究一个人时，必须把他当作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殊个体，当作他那一类别中的一个独特的成员。当然，我多年积累的常规科学的、抽象的、心理学的知识，有助于我把他大体上安置在全人种的分类系统中加以考察，我知道什么是可以期待的。我能大致进行性格、体质、精神病学、人格学和智力（IQ）等方面的评级，而且比很多年以前做得更好些。但所有这种法则知识——关于规律、概括化、平均数的知识，只有在它能疏通并改善我的个别知识——关于这一特殊个体的知识——时才是有效用的。任何一位临床医师都知道，要了解另一个人最好是让自己的大脑虚位以待，全神贯注地观察和倾听，保持承受、被动、耐心和等待的状态，而不要急燥、匆忙和不耐烦。从事测量、讯问、计算，或检验理论、进行分类等活动是没有多大助益的。假如你的头脑太繁忙，你将不能很好地听和看。弗洛伊德的“自由漂游注意”能很好地说明这一非干预的、总体的、承受的、等待的对他人的认识。
对于寻求有关个体知识的人，抽象的知识、科学的法则和概括化、统计的报表和预期都是有效用的，除非它们不能被人性化、人格化、个体化，并且不能集中于这一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善知人者能得到传统科学知识的帮助，不善知人者即使有全世界的抽象知识也将庸碌一生。
作为一个治疗师和人格学者，我不想在此贸然进行任何大范围的概括，尽管我已经学会这样做。假如我想对于个别的人有更多的了解，我必须把他作为一个单元、作为一个单一、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传统科学的解剖技术和还原分析在无机世界虽然很起作用，不过在生物有机体的似人动物世界却没有多大助益，而且在我寻求有关某人的知识时还成了一个累赘，甚至就研究一般人时发现了真正的缺陷。
心理学家曾尝试过种种原子论的解析和还原，寻求知识的基础建筑材料，然后由此构筑整体。例如，基本的感觉碎片，刺激反应或联系纽带，反射或条件反射，行为反应，因素分析产物，种种测验的分值图，等等。
这些尝试每一种都给心理学的抽象法则科学留下了某种局部的效用，但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会认真地建议利用其中任何一种作为一种有效的途径去了解异国文化的成员或某一约翰·布区社团的成员，更不要说不期而遇时的了解了。
我不但有必要整体地观察他，而且也必须整体地分析他，而不是进行还原的分析。
我们了解人更行之有效的途径是，不论是通过直接问答或通过自由联想（我们只要倾听就行），还是通过间接隐蔽的信息传递、绘画、梦、故事、姿势，等等（需要我们的解释），但都必须设法使他们自己告诉我们他们是怎样的。当然，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而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会利用这些方法。但事实表明，这里仍然会引起是否真正科学的问题。
例如，一个说明自己政治态度的人可以说是他的说明的惟一见证人。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愚弄我们。这里需要有信赖、善意和诚实，那是在研究科学中任何现有的其他对象中不存在的问题。于是，说者和听者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重要了。
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地质学家，等等，不需要注意这样的问题，至少开始时是如此。他们有可能走得很远才需要提出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
青年心理学者大都被告知要利用有控制的实验作为获得知识的典型方式。经过缓慢而又痛苦的历程，我们心理学家才懂得如何变成好的临床医师或自然观察家——应该耐心地等待、注意和倾听，不要自己插手，不要太积极、太鲁莽，不要干预和控制；在试图理解另一个人的时候，最重要的是闭口观察、洗耳恭听。
这和我们研究物理对象的典型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常规研究方式是先操纵、戳弄它们，然后看出现了什么情况，以及把它们分隔开进行观察等等。假如你对人也这样做，你将达不到了解他们的目的，他们将不愿你了解他们。我们的干预将减少了解的可能，至少在开始时是如此。只有当我们已经知道很多情况以后，我们才可以变得主动些，更积极地探索、提出要求，也就是说，掌握更多的情况以后，才能更注意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