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坠机身亡给中国历史留下了重重的谜团。许多人都不相信他只是死于一场意外。有人私下猜测是蒋介石怀疑戴笠有不轨行动，所以故意制造了这一事故，来除掉这个心腹大患。还有在美国人中间流传这样的说法，那天戴笠根本就没有上那架飞机，而是假造了自己的死来挫败他的敌人。另外还有个说法流传最广，那就是戴笠的死跟飞机上的宝物，一柄龙泉宝剑有关。
说到这把龙泉宝剑的来历还有一段十分传奇的故事。这把剑是乾隆年间外邦进贡的，在慈禧太后驾崩之后，作为随葬品一起埋入了东陵。到了民国初年，军阀连年混战，对这批宝物垂涎觊觎的人不在少数，孙殿英就是其中一个。
孙殿英原本是一个土匪头子，他趁乱世纠集了一批土匪、徒众、赌鬼、烟贩等社会渣滓，组成队伍，称雄一方。为谋取更大的势力，孙殿英先后投奔过豫西镇守使丁香玲、原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副军长叶荃等人，后又转投胡匪出身的张宗昌，深受张的赏识，被任命为师长。孙殿英摇身一变，通过种种卑劣的手段，将自己的部队发展成为一个流氓军事集团。后来，孙殿英率部与国民党作战，初有利，后形势不妙，便投降蒋介石，被任命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在河北遵化一带驻防。1928年7月，孙殿英率部驻扎蓟县马伸桥，这里与清东陵只有一山之隔。眼看这么好的机会他当然不能错过，于是他派自己的士兵到处张贴布告，声称部队要搞军事演习，驱走守陵人员，开始有计划的盗墓行动。
一打开东陵的宫门，匪兵们便被宫中金碧辉煌、耀人眼目的建筑迷住了，他们疯狂地抢掠着，从脚下的金砖到天花板上的金龙，无不被他们拆走。但孙殿英的胃口不止于此，他听说慈禧自生前就把大量殉葬品送入地宫，直到她入葬关闭地宫为止。可是入地宫的路径非常隐秘，匪兵们一时无法找到。于是，他们抓到一位曾在这里建陵的老人，动用各种刑法，逼迫老人说出地宫的门路。地宫的入口找到了，但十分坚固，普通器械根本无法打开，最后，他们搬来炸药，破坏了这一座精巧完整的陵墓建筑，终于打开了一条路。
匪兵们带着激动和略微恐慌的心情往下摸走，在破坏了两道高3米、宽3米的汉白玉石门之后，他们发现了里面的“金券”、正中的汉白玉宝座上面停放着慈禧太后的棺椁。匪兵们被满眼金光灿烂的珠宝迷住了，疯狂了，他们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破坏尸骸，抢夺宝藏……
7月11日，20多辆大车满载珠宝回到司令部。直到事发一个多月后的8月13日，南京《中央日报》在第一版报道“匪军掘盗东陵的惨状”，这才轰动全国，此事成为家喻户晓的特大新闻。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谴责文章，要求严惩元凶。特别是那些清朝遗老，更是日日向蒋介石和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以及各报馆发出通电，要求惩办孙殿英，要求当局赔修陵墓。蒋介石便命令阎锡山查办此事。
而孙殿英获得珍宝后急于销赃，他让部下谭温江前往北平，暗中委托古玩商黄百川代为销售珍宝。结果被警备司令部侦知，黄百川、谭温江于8月初先后被捕获，关押起来。人证物证俱在，已很明显地证明是孙殿英率部所为。
孙殿英这下可着急了，好容易偷出来的宝贝，自己还没享受一天，就要全部充公，弄不好还搭上一条命，多不值得。他为了脱罪，多方奔走，好容易才跟当时在华北地区编织情报网的戴笠联系上。
戴笠在这之前已经跟蒋介石商量过如何处理孙殿英的事了。按说如果抓了孙殿英，任清朝遗老们处置，私扣下几件宝物，对他们没什么损失，还能有利于在舆论上扬扬脸面。但是他们却认为留下孙殿英另有用处。因为当时冯玉祥和吉鸿昌等爱国军人就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一时间得到了八方响应并且声势浩大。蒋介石面对这纷杂的形势，一方面害怕冯玉祥会就此势力壮大，尾大不掉，另一方面担心抗日同盟军的活动会失去控制，打乱他对日妥协的棋局。而孙殿英控制的地盘刚好与抗日同盟军的区域接壤。已经有情报显示，冯玉祥为了给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争取更多的支援，正在和孙殿英联络。如果这个时候惹急了孙殿英，他狗急跳墙，真的和冯玉祥联合起来来打蒋介石，那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所以，蒋介石命令戴笠安抚孙殿英，要让他明白蒋介石愿意给他这个人情，把他看做自己人。
孙殿英哪里想到蒋介石已经打算要留他一条命？他一见到戴笠，屁滚尿流地就把自己偷来的宝物中的精品双手送上。其中包括朝珠上的两颗最大最红的宝珠，送给了蒋介石；慈禧口含的一颗夜明珠，分开是两块，透明无光，合拢是一个圆球，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送给了宋美龄；一只用来做慈禧枕头的翡翠西瓜，托戴笠转交给宋子文。宋氏兄妹收到宝物之后，引得孔祥熙夫妇眼红。戴笠又通知孙殿英，选了两串朝鞋上的宝石送去，才算皆大欢喜。
既然收了宝贝，又已经打算要利用孙殿英，南京政府对东陵盗宝一事就开始含糊其辞。在当时的报纸及官方来往函电中，对盗陵部队的番号以及主犯孙殿英的名字均讳莫如深。孙殿英还摇身一变，被封为青海地区的屯垦督办，走马上任去了。临行之前，他特意来见戴笠，谢谢他对自己的照顾。
当晚，戴笠着便装赴约，进了孙殿英的包间。酒足饭饱之后，孙殿英乘醉说：“我还藏有一件非常名贵的九龙宝剑，没有拿出来。今日和戴老板聊得十分投缘，我也就斗胆献宝了。”
戴笠笑说：“我素来喜欢手枪，你这剑送来，我有何用？”
孙殿英摇头说：“这可不是普通的剑。它剑长五尺，上雕九条紫金龙，剑体光华四射，不锈不污，锋利无比，吹毛可断，削铁如泥。特别是剑鞘，用的是名贵鲨鱼皮制成，上面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阳光下它会满目灿烂，令人炫目。”
戴笠听孙殿英如此一说，瞬间有了极大的兴趣。他问：“此剑出处如何？”
孙殿英说：“此剑是清乾隆二十八年春，由新疆爱乌罕和哈萨克等部落所派使节来京入朝时献给乾隆皇帝的。当时乾隆皇帝在龙位上佩上此剑，顿时满殿生辉，犹如万朵彩云在殿中飘舞，满朝文武大臣莫不称幸。乾隆皇帝见此龙颜大悦，特以‘龙泉’二字命名，并宴请使节和文武大臣于紫光阁。从此以后，乾隆皇帝对此剑爱不释手，朝夕相伴。”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压低声音说，“我从东陵得到此物，一直藏在秘密的地方。因为宝剑体形颇长，怕带在身边招惹是非，所以等方便的时候，我一定双手奉上。”
戴笠听到此呵呵大笑，他拍拍孙殿英的肩膀说：“委员长给你的职位你好好干，总有一天我们会再见面。”
而这再一次见面，已经到了1939年的冬天了。
孙殿英有了队伍之后，又开始四处招兵买马，如今已经改编成了新五军，成了“曲线救国”的功臣。自从华北沦陷后，晋东南的中条山区和太行山区成了国民党的唯有的敌后根据地。可是他的队伍中也钻进了不少共产党员。因为当前许多实力派控制的军队中钻进了中共人员，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掌管了地方武装的领导权，形成了与国民党军抗衡的力量。所以蒋介石也担心孙殿英的新五军也被共产党利用。他对戴笠说：“你要以校阅新五军为名，规劝孙殿英反共，清除新五军中的中共组织。对其他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军队组织和群众抗日武装也要照此办理，以确保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防共、溶共、反共、限共’的政策能切实贯彻落实。”
戴笠对蒋介石的良苦用心是心领神会的。其实，戴笠对孙殿英也看得很透。他知道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只要谁对他孙殿英有利，他就利用谁为他服务。为防止孙殿英通共或投降日伪，戴笠即刻动身前往河南林县。
新五军就驻防在河南的林县，处于国民党晋东南根据地的前沿。由于周边情况复杂多变，孙殿英为了自身的生存在与国民党上层搞好关系的同时，确实与共产党有着不少的接触。按照孙殿英的话说，他是想利用共产党的献身精神以及做思想工作的方法来教导和训练自己的部队，并且还邀请共产党里面的人来他的部队任职。可是他把军事主官只交给自己的旧部军人掌握，始终不让共产党人担任实职，这说明孙殿英对共产党仅限于利用而已。
戴笠在对新五军的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了解后认为孙殿英确实精明狡诈，但投共绝非是他所愿，投日伪虽有这样的可能，可不到绝境，他不会出此下策。然而，目前要孙殿英断然采取反共的立场，似也不太现实。因此，戴笠的策略是继续加强对孙殿英的监控，逼迫他采取“反共”和“清共”的措施，确保其为国民党所用。
戴笠和孙殿英这次会面，也都各怀鬼胎。戴笠念念不忘的就是那把“龙泉宝剑”，而孙殿英却故意避而言他，似乎后悔说出了宝剑之事。戴笠也没有追问，只是主动提出与孙殿英结拜为兄弟。孙殿英听后，自然是喜从心来。两人装模作样地进行了一套仪式，从此就是称兄道弟。他们相处了3天，出入无隙，孙殿英对戴笠更加掏心挖肺，戴笠也以蒋介石的信任勉励他站稳队伍，努力工作。
两人关系已经好到这个地步了，戴笠再提东陵盗宝的时候，孙殿英不能再装作若无其事了。终于有一天晚上，两人喝了半宿酒之后，孙殿英醉醺醺地对戴笠说：“戴兄，我生平见过的宝物数不胜数，那些东西我都不放在心上，唯有这把剑，我一看见，就喜欢得不得了。我曾经跟人说，如果有人要这把剑，那我就拿这剑跟对方拼命，只有杀死了我，才能把宝剑拿走。但是戴兄，我们既然已经以兄弟相称，那我这个做弟弟的就要表现出一点诚意。我把剑给你，就是把我的命给你，你发达之后千万不可忘了我。”
听了孙殿英的话，戴笠也十分感慨，他拍着孙殿英的肩膀说：“我这人虽然没多大本事，但是对兄弟是不敢忘恩负义的。不要说你把命交给我了，就算你需要我帮你拼命，也只要一句话，我万死不辞。”
孙殿英眼眶红了，他大喊一声“好”，招呼手下进来。
戴笠连忙凝神一看，只见一个侍卫背着一把剑进来，就像古代的侠士一样。剑没有包着剑袋，在火光的映照下，闪出七彩的光芒。
戴笠连忙接过来，借着火光细细打量剑身。尽管孙殿英已经跟戴笠夸过它了，但是见到实物之后，戴笠还是忍不住心里一惊。这把剑在黑夜中看起来像在发光一样，浑身包裹着幽幽的荧光，剑上的宝石争奇斗艳，随着剑身转向不同的角度，发出不同层次的光芒。戴笠从地上捡起一根小树枝，一手拿着，另一手拿着宝剑削下去，结果树枝就像泥做的一般，齐生生被斩断。戴笠心中十分喜悦，当即便舞动起来。
孙殿英正在一旁痴痴地看着，最后长叹一口气。戴笠眉飞色舞地拍着孙殿英的肩头说：“有了老弟的这把宝剑，我包你后半生平安无事。”
这次一别，戴笠就准备继续上路前往中原各部队视察，检查贯彻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定的反共方针的落实情况。他担心此剑带在身边过于招摇，但是又考虑到万一把宝剑还给孙殿英，他不舍得再吐出来。经过考虑后他把此剑交给了马汉三。
马汉三原为军统北平区张家口察绥站站长，他被戴笠召到孙殿英部队驻地后改调为军统陕坝工作组组长，专门负责内蒙古一带的情报工作，并对进入陕西作战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进行监视控制。在林县分手时，戴笠嘱咐马汉三把这把宝剑转移到北平，等安全的时候再交还他本人。
自从在林县与马汉三分手后，戴笠在外转了好久回到重庆后，始终未见马汉三将“龙泉宝剑”送来。戴笠情急之下，连着给马汉三发电催问。马汉三回电说，由于战局变化太快，为了安全起见，他又把“龙泉宝剑”重新留在了孙殿英处。戴笠不放心，又拍电报给孙殿英，询问此剑下落。因此时的孙殿英正暗中与日本人商谈投降的事，以为戴笠来电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害怕会惹出什么麻烦来也就迟迟没有给戴笠回电。而戴笠久等后仍不见孙殿英回电，以为因此剑实在珍贵，孙殿英反悔了。
此时，因抗战形势严峻，戴笠也只好把剑的事搁置一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