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20日，蒋经国抵达上海，随即就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条例，要求在10月22日前，将旧币兑换成金圆券；在9月30日后，个人不得再持有黄金、白银、银元、外币，一律兑换成金圆券；登记管理所有个人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资产；所有商品价格不得高于8月19日以前水平。
大家对这个金圆券的发行还颇有疑虑，为了加速这个制度的推行，蒋经国还特意在上海组织了一个“青年救国团”，约有数千人，分头逼迫人民兑换，并借故查究商人低买高卖，囤积货品的情况，随意拘人、枪毙民命、查封商铺。一些流氓黑帮也混迹其中，乘机勒索，破坏金融秩序。不到3个月，金圆券的币值也不能维持，人心惶惶，举国鼎沸，舆论也十分不满，到处都能听到批评的声音。
这批“青年救国团”本来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一向就是横行霸道。得了这个差事之后，他们就从上海一路嚣张到杭州。杭州居民不堪其扰，纷纷向浙江省省政府告状。时任浙江省省长的陈仪收到的人民控诉书不下数百份，正不知如何处理。这时，刚好蒋经国由上海到杭州来向陈仪讨要补充的经费。蒋介石预料的一点不错，“太子”张口向人要东西，一般没有人敢说不。但是陈仪是元老级的人物，不像别人那么惧怕蒋介石的势力。他认为本来省政府的经费就有一定预算，何况这“青年救国团”是私自成立的，并未登记。所以这突如其来的数千人的给养，一时实在是不易筹措。
蒋经国笑眯眯地“请陈伯伯帮忙”，但是陈仪却十分沉痛地说：“我们既然救国乏术，也不应尽情蹂躏自己的桑梓，吾人实无面目见浙江的父老。”说完，他便从桌上拿起厚厚一叠控诉书递给蒋经国说：“你看里面控告‘青年救国团’的罪状，较诸土匪有过之无不及。”
一听这话，蒋经国的脸色就变了，他把控诉书接过来略为翻阅了一下，便放回桌上，一言不发，掉头而去。
毛人凤在身后看得心惊胆战。陈仪向他投去询问的目光，毛人凤叹口气说：“‘青年救国团’是蒋经国一手组建的，你说他们是一班土匪，岂不是说蒋经国是土匪头目了？这话你说出来，将蒋委员长置于何地？”
陈仪已然开始心虚了，却仍然表现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不久之后，蒋介石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把他骂得狗血淋头。未等陈仪答腔，便把电话挂了。次日，汤恩伯便奉召到溪口，汤旋即亲到杭州将陈仪撤职拘押。
有了蒋介石做后台，蒋经国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了。他在写给蒋介石的家书上说：“美援物资如何运用，使其能作为平抑物价之用。请大人命令有关机关，切实研究执行。今后在工作过程中，重大问题向大人请示与报告外，其余问题皆拟就地解决，以免多烦大人之心也。”
蒋经国信中所谓“就地解决”，其实就是“先斩后奏”的意思。他利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果断地向几个大资本商下手。上海素有煤炭大王、火柴大王之称的刘鸿生，由于畏惧蒋经国的威逼，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金条重10两），230万美元，银元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抗战时期曾到美国为国民政府奔波借款，曾经受到蒋介石嘉许；金圆券发行后，蒋经国与之会面，陈光甫迫不得已交出114万美金，全部“移存”中央银行。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唯恐也被蒋经国“召见”，吓得不敢住在家里，几乎每天晚上得换住所睡觉，最后仍被蒋经国手下骚扰，万不得已，只有托病住进上海虹桥疗养院，警察局这时仍穷追不舍，派人直接进入医院，强迫周作民签名具结，非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准擅离上海。
类似这种强兑黄金、强交美钞外币的事，不一而足，这些闻所未闻的奇事，传到上海市长吴国桢耳里，自然令这位受美国教育的市长气愤不已，在充满自由主义色彩的吴氏眼中，不可容忍蒋经国用人为手段，强力压抑物价，严打囤积居奇，强令企业家交出金银。
吴国桢与孔宋家族关系至为密切，他已经提前给孔宋两家打了招呼。但是他们仗着自己有蒋介石和宋美龄做背景，哪里把蒋经国放在眼里？眼看小公司纷纷破产，他们却乘机做投机生意，首先利用权势控制一部分紧俏物质，然后囤积起来，等物价上涨再抛出去，轻轻松松便赚个脑满肠肥。可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越搞越糟，在上海跳楼的、卖儿卖女的随处可见。
眼看上海的市面越来越萧条，蒋经国有点坐不住了，他不明白在苏联行之有效的政策在中国怎么就没有了威力。同时风声传了出去，都知道这次是“大太子”坐镇，蒋经国感觉再神秘下去，没有用了，于是宣布在上海开记者招待会。
“蒋经国先生，你这次在上海‘打老虎’，是不是只打小的，不打大的？”一位记者尖锐地问。
“当然是大小一块儿打，只要违背国家法律，不论是谁，都逃不出法律的惩罚。”蒋经国回答得义正词严。
“听说这次打虎是保密局参加，警察局只是配合工作，是吗？”在上海人的眼里，保密局比警察局要厉害得多，所以人们都以保密局是否参加来判断政府的决心。
“无论哪个单位都有责任参加。”
“为什么你在这几天，只捉了几只‘小虎’，‘大虎’却没有触动，而且市面的动荡如故？”一个记者抓住不放。
“大虎，在哪里，你给我一个情报，我一定去抓，而且要给奖励。”蒋经国豁出去要大干一场。
众人一听唧唧喳喳，都说这还用问吗，不是明摆着的事情。蒋经国问道：“哪位有确切的消息，请告诉我。”
没有一个人回答，就是谁吃了豹子胆也不敢。
当天晚上毛森来到毛人凤住处。
“五叔，杜月笙要见你。”毛森说。
毛人凤一听“杜月笙”这三个字，吓得连连摆手说：“我不见，我不见，现在什么时候，一定要避免接触。”
毛森说：“杜老板的意思是一定要见你一面，况且我们保密局在上海如果没有杜月笙的帮助，就像瞎子一样，无法展开工作，于私于公你还是见见的好。”
毛人凤训斥道：“你懂什么，如果让蒋经国知道了，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毛森说：“这‘太子’当然重要，但杜月笙对我们和戴老板有恩啊！”
毛人凤警觉地问：“我说过不去，怎么老是劝我，是不是你欠了杜先生的人情，没办法还了？”
毛森快要哭出声来：“五叔，你不去我可就没有命了，我加入青红帮，现在是杜先生的徒弟，如果不答应他，我就犯了欺师灭祖罪，要被捅二十一刀。”
“你这个人就是没有政治头脑，是杜月笙重要还是委员长重要？没有委员长我们都去喝西北风。我就是不去，捅几千刀是你自己的事情。”毛人凤想了一下，又说：“我特地批你一个月假，上外面躲躲。”
正在这时，卫兵报告说蒋经国有请。
蒋经国在办公室看一份案卷，见毛人凤走进来，立即站起来说：“毛局长，我正要找你商量一件事情。”
“不敢，不敢。”
“毛局长，你是党国的重臣，就不要太客气了。最近我收集许多关于杜月笙违法乱纪的事情，上海打‘老虎’，如果不打几只‘大老虎’是不行的，收不到好的效果。”
蒋经国又说：“杜月笙指使他的三儿子杜维屏买空卖空，大搞投机，实在是上海的一大祸害。我准备从他这里下手，将其拘捕，你看怎么样？”
毛人凤心里一沉，忙说：“我觉得要慎重，杜月笙虽然不是党国重臣，可在上海却是一霸，有人说他是未经任命的上海市长，抓了他的儿子，恐怕会影响以后的工作。”
“就是考虑他是有影响的人物，才抓他，我们不是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吗？况且他杜月笙不过是一个流氓罢了，不能害怕他。全国的形势这样紧，不采取强硬手段，以后也没有机会了。”蒋经国像是下了决心。
毛人凤不敢表态，只是一声不吭，他知道现在如果赞成的话，以后就是他的责任。杜月笙再厉害对“太子”还是无能为力，吃亏的还是手下人。
看着毛人凤沉默不语，蒋经国只当他同意了，下令连夜抓杜维屏归案。
没想到这竟然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原来杜月笙的中汇银行，由儿子杜维屏任经理。杜月笙看到蒋经国来势凶猛，就计划将港币45万元私自套汇外流。此事被王新衡知道，就悄悄报告了蒋经国。蒋大为震怒，立即下令逮捕杜维屏，扣押在市警察局看守所内。王新衡是一位十分圆滑的两面人物，他既和蒋经国莫逆，又不想得罪杜月笙，故在杜维屏即将被扣时，又通风给杜，叫杜注意。杜月笙得知自己的孩子被抓，十分伤心。他想到自己为蒋介石干了一辈子，如果没有自己帮助，蒋介石根本无法在上海立足，更没可能发迹。而现在儿子干了几笔投机生意，就被抓，蒋介石太不讲交情了。杜月笙越想越气，以为毛人凤会念在自己曾经掩护了多名军统特务的面子上，见见他，给他说说情。没想到毛人凤竟然也躲了起来，剩他一个被蒋经国拎出来做靶子，面子扫地。他把蒋经国和毛人凤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发誓要给蒋经国颜色看看。
杜月笙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召开公开大会，邀请蒋经国参加。毛人凤劝蒋经国注意杜月笙的阴谋，可蒋经国毕竟年轻气盛，反而表示自己要乘这个机会宣传政府的号召。
杜月笙首先发言说：“我杜月笙是个坏事做尽的人，我丝毫不隐瞒。可是我儿子都是遵纪守法的人。现在两位认为杜维屏犯了法，犯法当然应该受国家法律制裁，如果能证实杜维屏犯法，就是枪毙他我也没有意见。可俗话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是现在有的人犯了法，蒋先生为什么不处置？”
蒋经国急忙站起来说：“杜先生，欢迎给我们收集证据，如果证据确凿，当然要一视同仁。”
杜月拱拱手说：“我有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一致要求，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在上海首屈一指，远远超过其他各家。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这样才能使大家口服心服。”
杜月笙突如其来的这一番话，大出蒋经国意料，他深感杜月笙的老辣。因为这扬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就是前行政院长的儿子孔令侃；自己的继母，正是孔令侃的姨妈、“第一夫人”宋美龄。可既然自己一再口口声声“秉公执法”，此刻已没有退避的余地，便当众宣称：“扬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我也一定绳之以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