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年的奋斗，《马可·波罗游记》一书终于付梓出版了，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蒙古以少数民族统一中国，并依靠自己高超的武功战胜欧亚大部分地区，世界史上还没有第二个如此的帝国足以望其项背；而马可·波罗作为首位游历中国及亚洲其他各国而又将其整体的讲述给西方和欧洲的人，这也是无可置疑的。这两个世界第一次接触而产生的《马可·波罗游记》也因此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世界一大奇书”。此书不但是历史研究者的灯塔，为人们对元史的考察提供了一幅生动真实的社会经济生活画卷，而且也成为了一部地理学的重要指南，马里诺莎努托创作的一三二〇年版的世界地图中就有许多资料源于《马可·波罗游记》，就连著名航海家哥伦布也从本书中受到巨大的激励和启示，冒险西行从而寻找到了美洲大陆。正因如此，《马可·波罗游记》自出版以来，共被翻译成了几十种语言，出现了一百四十多个抄本。
尽管如此，《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作为一本跨国性的历史、地理名著，也引起了人们众多的议论。不少学者对游记中的难解之处提出了种种质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
首先，有学者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中有许多值得有待考证之处；各种版本出处很大；人名、地名难以确认，似乎都是从波斯语言翻译而来；而且旅行路线往来重复，难以辨别。
其次，马可·波罗在游记对中国的介绍可谓“挂一漏万”。如对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产物——茶、汉字以及印刷术都没有描写，妇女缠足、使用筷子也无一语描写；尤其是对闻名世界的长城更是视而不见。这些都可见，这完全不是一个生活在中国十七年，而且自称跑遍中国的人应有的见闻。
再次，《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很多地方存在费解的统计资料；对蒙古皇族的家谱说得也是含混不清，疑点颇多；对许多城市的介绍完全是模式化的，苍白无力的词句，如居民是“偶像崇拜者”、“隶属大汗”、“使用纸币”等，把中国变幻莫测的景象变成了模糊的一片。
最后，在中国浩瀚的史料中，没有查到一件可资借鉴的关于马可·波罗的材料。
因此，许多学者怀疑《马可·波罗游记》一书只不过是马可·波罗对照波斯的导游手册，以及到过中国地区的商旅的介绍，再加上记录者鲁思梯谦先生的丰富构思及天赋而发明的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克里空”（即所谓失实报道）。
不可否认，马可·波罗本人为了提高影响、追逐名利，的确记叙了不少与实际情况不太相符的事迹：如献炮攻襄阳，任职扬州三年，还有对汗八里（北京）、苏州、泉州等地的记叙也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稍有不同。但由此而论证出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却有待考察。
在《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马可·波罗确实有的地方夸张失实、记载错误、疏失遗漏、行文单调、路线不明。但我们切勿忘记马可·波罗处于身陷囹圄，手中既无资料，精神又受摧残的环境下凭记忆而记叙其故事的，因此难免有疏漏之处。再者，本书是一本“见闻”而非“旅行日记”，因此我们完全不必苛求作者一定按顺序讲叙事件。而且，马可·波罗作为欧洲人，在中国交往的主要是波斯人、蒙古人和色目人，而很少与作为“下等人”的汉人交往。因此，他在地名上使用波斯语是完全可以原谅的，不能因此就说他的游记是依照波斯的导游手册编写的。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没有提到茶，这完全和他遵守着本国的习惯，不喝茶有关，而且当时西域人可能也无饮茶的风俗。同样因为马可·波罗主要是和蒙古人、色目人等种族来往，所以他也不必去掌握汉字。同时马可·波罗是以商人的身份出现在游记中的，文化水平也不会很高，因此完全可能不去接触印刷术等文化学术方面的东西。至于长城则完全是历史的原因，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时候，秦汉的长城已荒废多年，破坏风化厉害，残存古址也无实用价值，马可·波罗在他的讲述中只字未提，也当不足为怪。固此，马可·波罗在他的著作中没有涉及的中国事物还很多，但正如某位学者所言：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历史记载中，没有哥伦布胜利进入该城这一事件；在葡萄牙的国家历史记载中也没有阿美利加奉命航海的记载，难道我们能够因此否定这些无可置疑的事实吗？
关于马可·波罗家族史部分，杨志玖教授已在五十多年前就给予了答复。这里由于篇幅所限，也就不再赘述了。
上述看法，只是本人的一些心得，只为抛砖引玉之用，望广大有识之士能多提出独特的见解，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这段历史，这也正是我翻译《马可·波罗游记》的原因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