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鲁渤
当我们打算为几位青年小说家出版一套丛书的时候，这一代人的写作早已被许多“新”字号的旗帜所反覆组合。旗帜不是他们自己竖起来的，各类组合对于他们，也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李冯认为他做的“还仍是具体个人的事”，作为写作人，王彪发出的是“面向灵魂的说话声”，东西则更喜欢“飞翔的姿态”。我们没有什么标新立异的旗号，也无意组合他们，我们只是作为文学编辑，更多地倾听了他们的声音，注意了他们的飞翔，然后接受了朱文的一种说法，即所谓“本质性作家”。他认为，一个好的小说家讲述的每一个故事首先对他自己而言必须是必要的，来源于他诚实敏锐的心灵。我们为这样的写作所感动，体会着李冯通过他的故事所散发出来的那种“独特，但又源于普通情感及现实的呼吸”，面对市场经济中的大众文化，情不自禁要为这种艺术的个人性和独特性推波助澜。
关于九十年代中国小说的变化，评论家们已经作了许多理论的回顾和思考，他们信手拈来地例举出作家和作品，那些洋洋洒洒的长篇文字闪现着真知灼见。也许只有文学编辑是他们最忠实的听众了，希望不断地从中结识自己的工作对象，搜读散见的作品，文学编辑当然也随之成了变化的一个方面。
朱文曾经说到一个名叫吴晨骏的人（也是一个青年作家，这套书里暂时未能列入，是个大遗憾），写过一篇《郁达夫论》，但令人吃惊的是他只读过一篇郁达夫的小说，还是在读中学的时候，连小说篇名也不记得了，在朱文的帮助下，才最终回忆起那个小说叫《沉沦》。尽管朱文相信吴的《郁达夫论》会是郁达夫研究的最有趣的文献之一，但恐怕不会有评论家认为这也是一种变化。而我们正是从朱文的叙述中得知，吴忽然有一天辞去了公职，退掉了单位的房子，拖家带口，到城郊租了间农民的房子开始埋头写起小说来。吴写的当然是九十年代的中国小说，当评论家津津乐道这类小说的变化时，朱文却告诉我们，吴就该是这个样子，吴只是回到他命定的生活中来了。这是不是变化的一种依据呢？
我们由此会想到王彪说过的一句话，“心灵的可能就是人的存在，也就是人所经历的实在。”王彪是这套丛书的作者中最为我们所熟悉的一个人，和他的交往，使我们有可能接触到这一代写作者的内心真实，从而面向灵魂。他说，“几十年的小说制作，带来了一大堆人物，但其中可能没有一个真正的灵魂。”为之震颤的，该不仅仅是小说写作者吧？还应该有小说的编辑者、评论者、阅读者。小说的“声音”就这样出来了，像刀子在骨头上碰撞时所发出的。东西说，“刀子和骨头的碰撞，才是我最愿意想抓住的。”
从写作者的片言只语去感觉他们的真实和本质，也许是文学编辑的基本素养，我们不可能在稿签上写出连篇累牍的意见。这一代小说家各自的精神流域是显而易见的，这和他们身居何地几乎没有关系。刁斗认为，“没有比我在小说写作状态时的精神更为真实了，日常生活的本质发现，使我无法遏制自己。”当我们随着刁斗的理论“往返”或“延续”的时候，完全是一种近距离的感受，就好像从与他遥遥相对的李冯那里（他们一个在辽宁，一个在广西）所感受的，“为具体的写作和写作中的具体问题不安思索”，他们的作品是留在世纪之交的边缘地带的精神印记，构成了雷蒙德·威廉斯所说的一种创生的文化形态。
这样的一代小说写作者，一定会拥有相对的小说阅读者，新生代读者中的许多人或许正是缘此而出入文学领域，寻找着自己的日常遭遇、精神处境、情感内容和生存秘密。有评论家认为，新一代作家的创作正越来越交织成一种独特的书写景观，只是还未被特别地、带着应有的尊重的情怀而感知。现在我们这样做了，我们也因此体会了工作的意义。
如果说对这一套丛书的策划还需要有所明确的话，那便是它的每一部专集都是由作者自己精选的，充分体现了他们各自的精神特征和艺术魅力，甚至有几位还是第一部，因此它们本身就是一种真实和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