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从阿拉伯和波斯来的大食商人大多数在中国定居，他们同当地人结婚，繁衍后代。至元末明初形成了回回民族。回族社会的经济已由唐宋时期的经商贸易和元代的农商并重，向以农业为主转变，奠定了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经济基础。
经堂教育的创办，进一步推动了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发展。明嘉靖万历年陕西咸阳渭城人胡登洲（1522～1597）创办清真寺经堂教育后，中国各地清真寺先后效法并办起了经堂教育。最有名的如山东的常至美等人，使伊斯兰文化在中国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和发展。随着经堂教育的发展，到清代和民国时期中国出现了许多伊斯兰方面的学校，如王浩然、达浦生阿訇在牛街礼拜寺创办的半宗教半普通性质的学校——回民师范学堂和清真第一两等（初等、高等）小学堂，在甘肃、宁夏也出现了类似学堂。后期创办的有北平成达师范学校，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云南昆明明德中学。总之，各地办起的中学不下数十所，小学百余所。可以说伊斯兰文化得到了更加深入、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经过唐、宋、元和明代中期，历经七八百年之后，随着回回民族的形成，逐渐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情况的变化，形成了具有中国内地特色的回族伊斯兰文化。主要反映在伊斯兰文化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结合上。明清以来，由于回族穆斯林普遍使用汉语，一些回族穆斯林对《古兰经》只能诵念而不懂意思，对伊斯兰教各方面的知识了解不多，加之明清统治者加以排斥，扬言要禁绝伊斯兰教。在此情况下，当时从事汉文译著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如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他们用汉语著书立说，以维护伊斯兰教的纯正为目的，采用儒家学说，对所吸收的中国文化特质加以改造，既阐明伊斯兰教哲理，同时又用伊斯兰思想发挥儒家学说，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正因为上述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融会贯通，对儒家思想理论有较深的理解，所以，他们能够恰当地吸收、运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料，深入浅出地阐述伊斯兰文化的内涵和深奥哲理，把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结合了起来。这样做既有利于教内学习伊斯兰教，也有利于对外宣传伊斯兰教。
20世纪30年代中国穆斯林青年先后有近40人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此前，1836年中国著名学者马复初曾在埃及学习两年多，1921年王静斋大阿訇亦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过一段时间。这些留学人员回国后对中阿文化交流和在中国传播伊斯兰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中阿文化交流活动得到了空前发展，中外伊斯兰代表团和个人的互访，中国穆斯林代表团出席伊斯兰教的国际会议等，以及近年来每年数以千计的穆斯林赴麦加朝觐，特别是中国穆斯林青年留学人员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迄今已有近千名学生在埃及、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利比亚、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各伊斯兰大学学习，有许多学员已经回国工作。毫无疑问，新中国成立后，各项活动表明伊斯兰文化在新中国的传播已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目前，中国研究伊斯兰教者不仅限于穆斯林，许多非穆斯林也研究伊斯兰教，并写出了专著，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比较显著，伊斯兰教方面的书刊，越来越多，可以说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研究已进入一个新阶段。
（本文系笔者在1999年6月河北省山海关伊斯兰教协会举办的伊斯兰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内容）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工作之回顾： 写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
1953年5月9日，中国伊斯兰教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宣布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成立。迄今已度过46个春秋。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伴随着祖国的发展壮大而一步步地走过她的历程。忆往昔，她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成绩，经受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严重挫折，也有改革开放以来的辉煌，是不平凡的46年。今天举国上下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对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工作作一回顾，肯定过去做过的工作，继往开来，对今后工作的开展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
（一）从发起工作到几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
1952年7月27日至7月31日在北京举行的“成立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筹备会，由知名人士包尔汉·沙希迪、刘格平、赛福鼎·艾则兹、达浦生、马坚、庞士谦、杨静仁和马玉槐8人发起，有来自全国各地各族穆斯林代表53人参加，会议一致通过成立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上选举包尔汉为筹委会主任，达浦生、杨静仁为副主任，马玉槐为秘书长，张杰、马坚为副秘书长。会上通过了向毛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致敬电；还通过了组派中国穆斯林朝觐团的决议。翌年5月9日至5月11日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伊斯兰教全国代表会议，有111名代表出席会议。会上选举包尔汉为主任，杨静仁、达浦生、马玉槐、伊明·马哈苏木、马震武为副主任，张杰为秘书长。会上通过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章程》确定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宗旨：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发扬伊斯兰教优良传统，爱护祖国，保卫世界和平。根据这一宗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同各地伊斯兰教界经常联系，并派人到西北等地了解情况及时向政府反映穆斯林提出的要求和意见，组织伊斯兰教界学习、参观并推动和平运动。
第二次至第六次中国伊斯兰教代表会议分别于1956年12月、1963年10月、1980年4月、1987年3月、1993年12月召开。其中第四次代表会议与第三次代表会议时隔17年之久，这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所致。此次会议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落实的情况下召开的一次盛会，会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全面落实各项宗教政策，使伊协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尤其是在第六次会议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工作又有许多新的举措，开创了新局面，工作前进了一大步，这是值得庆幸的。
（二）履行协会宗旨，开展教务活动
1． 为满足穆斯林宗教生活的需要，出版印刷各种经书。1955—1956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建立初期，曾3次分别影印《古兰经》（阿拉伯文版）2万册，《古兰经》（原文节选本）、《亥听·古兰》1万余册。因许多经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文化大革命”后，为满足广大穆斯林的需要，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自1980～1982年之间共印《古兰经》16万余册，后又影印袖珍本《古兰经》近万册。为满足各地清真寺阿訇的需要和伊斯兰教经学院师生及广大穆斯林群众的需求，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又校阅印制了各种经籍，如：阿拉伯文版的《简明古兰经注》《圣训珠玑》《伟噶耶教法经解》《教义学大纲》和《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第一部），重新排印出版了马坚教授翻译的《教典诠释》，还有中国清代回族学者刘智著、冯增烈点校、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审定的横排简体字本《天方至圣实录》等，总计80多万册。此外，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还编印了《中国穆斯林生活》《中国的穆斯林》《前进中的中国穆斯林》和《中国穆斯林的宗教生活》4种画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还指定专人承担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国伊斯兰教学科分支条目的组稿和编写工作，经过多次修订，最后一次修订字数达20万字。1987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申报的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经各方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于1994年3月正式出版发行。该书融会了当代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具有中国特色，因而获1995年全国辞书奖和第二届国家图书奖。
2． 组织朝觐。朝觐是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就组织了第一个16人朝觐团，但该团到巴基斯坦后未获得沙特签证而返回。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国际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亲自向与会的沙特阿拉伯费萨尔首相提出，希望给中国穆斯林朝觐签证，以便他们前往圣地履行自己的宗教功课。当时周总理的宗教顾问、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达浦生也做了大量这方面的工作。终于，1955年中国穆斯林组织了20人朝觐团，由达浦生、马玉槐两位副主任率团前往。次年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包尔汉和李恕率37人朝觐团前往朝觐，以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每年均派人数不等的朝觐团赴圣地麦加朝觐，人数多则二十余人，少则五六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了14年。1979年又恢复了朝觐，每年人数仍保持在20人左右。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国民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群众生活也随之富裕起来，中国部分穆斯林群众经济收入增多。于是1984年中国穆斯林朝觐人数猛增至800余人。鉴于工作需要，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的建议下，于1986年第一次派朝觐工作团分别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伊斯兰堡和麦加帮助中国朝觐人员办理签证、机票、住宿及在沙特的一切手续。1989年中国朝觐团乘包机前往圣地麦加朝觐，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此举不仅给中国朝觐团提供了方便，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祖国的强大。
3． 组织《古兰经》朗诵比赛。《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唯一经典，是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义的最高准则和纲领。为在中国推广按规则诵读《古兰经》以便与国际接轨，1995年3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北京举办了“首届全国《古兰经》朗诵比赛”，有来自全国2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回、维吾尔、东乡等族的34名穆斯林选手参加了比赛。因系首次比赛，引起了国内外较大反响。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发了消息后，香港《明报》也刊登了消息，特别是英国路透社作为西方四大通讯社之一，将新华社的英文稿传送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第二次和第三次比赛分别于1997年3月和1999年5月在北京举行。其规模同第一届相同，特点是吸引了国内的许多听众前来观摩学习，特别是决赛和闭幕式均邀请许多伊斯兰国家驻华使节前来参加，中国有关领导部门也应邀派领导前来参加。从第三次比赛的总成绩来看，散居区的成绩比原来有了明显的提高，说明我们对诵读规则的推广已见成效，这是十分可喜的。
4． 组织“卧尔兹”演讲比赛。首届全国“卧尔兹”演讲比赛于1996年3月在北京举行，有来自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45名优秀选手参赛。第二届比赛于1998年4月在北京举行，有全国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47名优秀选手参赛。两次成功的比赛，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讲“卧尔兹”是阿訇们独有的职责，是阿訇们义不容辞的义务。一次好的“卧尔兹”无疑将对引导和激励穆斯林群众爱国爱教、遵纪守法、积极进取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令人高兴的是两次参赛的大部分选手都是年轻人，他们在比赛中表现出来的知识水平和专业素质，令人欣慰。近期，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已将这两次“卧尔兹”演讲比赛的部分优秀讲稿连同部分征文和在《中国穆斯林》杂志上刊登的部分“卧尔兹”稿汇编成《卧尔兹演讲集》出版，供阿訇和一般学习伊斯兰教知识的人们参考。
（三）创办《中国穆斯林》杂志
《中国穆斯林》杂志是全国综合性伊斯兰教刊物和全国宗教类核心期刊，是全国穆斯林的讲坛和园地。1957年7月在北京出版试刊3期，1958年正式出版为月刊，至1959年出版9期（总第24期）后停刊。中断20年后，《中国穆斯林》于1981年9月25日复刊，重新与读者见面，开始时是季刊，后改为双月刊，此举体现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重新贯彻落实。1983年又恢复了维吾尔文版。该刊物的宗旨是：协助人民政府宣传、介绍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民族平等政策及改革开放等方针政策，团结各民族穆斯林积极参加中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报道全国各地伊斯兰教方面的消息和重大活动，发扬伊斯兰教优良文化传统和道德传统，传播伊斯兰学术文化知识。《中国穆斯林》杂志自创刊以来，特别是复刊后，在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发扬伊斯兰教优良传统，传播伊斯兰教义、教法知识和伊斯兰学术文化交流，介绍伊斯兰教界和穆斯林开展两个文明建设的经验，促进民族团结，特别是宗教内部的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创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
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于1955年成立，是中国的伊斯兰教最高学府。其办学宗旨是：培养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较高伊斯兰学识和阿拉伯语、汉语文化水平的伊斯兰教专业人才。学制四年，面向全国招生。课程设置分为伊斯兰教专业课和大学文科基础课两类，专业课开设有《古兰经》（包括《古兰经》注释、古兰学、古兰经诵读学）、“圣训”（包括圣训学）、教法（包括教法原理和教法史）、教义学、中外伊斯兰教史、阿拉伯语、阿拉伯文书法、教务实习等。基础课开设有政治（包括民族宗教政策形势教育）、汉语（包括写作指导和古汉语）、地理、历史等。教师绝大部分是国内聘请，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创时期先后聘请了4位埃及教师。当时设有新疆班，“文化大革命”前停办，1982年恢复招生。该学院先后培养出近千名穆斯林青年学生，仅1982年至1991年就培养了337名，毕业的学生中有做了阿訇的，有做伊斯兰教学工作的，有出国外深造的，有从事翻译工作的，有搞研究的，有经商的等。总之，这些学生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较好的作用。
（五）开展全国性模范清真寺评比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