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穆斯林漫谈解经路——访中国伊斯兰教教务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马云福
徐长安 323
中国拥有2000多万穆斯林，在中国社会急速发展与变革之际，这些穆斯林的生活如何与国家的发展同步，受人关注。
十多年来，中国穆斯林在解经和讲新“卧尔兹”的引导下，正与国家的发展一起前进。中国伊斯兰教教务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马云福日前接受记者专访时，回顾十年解经路，他颇有心得。
解经是为了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卧尔兹’是阿拉伯文的音译，是‘劝导’的意思，是用《古兰经》和‘圣训’的内容劝说穆斯林大众要做善事，不做坏事，也就是劝善戒恶之意”，马云福介绍说，“中国的阿訇在每周的周五和每个伊斯兰教节日都要向穆斯林讲‘卧尔兹’，进行劝导，让人行好事，不作恶。”
在中国，阿訇讲“卧尔兹”至少已有几百年历史。“但是原来的‘卧尔兹’，内容陈旧、悲观厌世的比较多，引导穆斯林积极向上、参与社会建设的内容较少。”马云福说，中国社会正飞速发展，“卧尔兹”也要反映这样的潮流，“基于这个原因，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于1994年成立教务部之后，在1996年就开展了全国‘卧尔兹’演讲比赛。因为新疆把讲‘卧尔兹’叫‘解经’，后来也都把讲‘卧尔兹’叫‘解经’”。
成立教务指导委员会进一步开展解经工作
在中国，从1996年开始，每隔一年都要举行一次全国性“卧尔兹”演讲比赛。“中国伊协教务部成立之后，1995年就举办了《古兰经》诵读比赛，1996年举办了‘卧尔兹’演讲比赛，1997年再办《古兰经》诵读比赛，就一直这样延续下来。”
根据马云福介绍，参加“卧尔兹”演讲比赛的阿訇逻辑思维要好，引用《古兰经》、“圣训”不能引错，口才要好。“但是内容很重要，”马云福说，“‘卧尔兹’的内容必须是积极的，要以两世观为指导，不能只讲后世不讲今世，或者只讲今世不讲后世，而是要劝导穆斯林随时都要想到两世吉庆这个根本原则。”
经过几年的成功尝试，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2001年成立了中国伊斯兰教教务指导委员会。“教务指导委员会一开始主要搞解经工作，我担任委员会副主任兼执行秘书。”马云福介绍说，教务指导委员会成立后，为了针对当代中国穆斯林在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作出既符合教义、教规精神，又符合时代发展的阐释；并针对个别地区极少数分裂势力利用伊斯兰教编造歪理邪说，委员会组织开展了解经工作。马云福曾多次带队到新疆等地调研，然后组织力量编写出“卧尔兹”集供各地解经用。
孜孜以求，追寻《古兰经》原意
马云福以“吉哈德”为例，向记者介绍了他们的解经工作。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的人讲‘吉哈德’，说‘吉哈德’就是要圣战的意思，就是要杀异教徒，”他解释说，“实际上《古兰经》中的‘吉哈德’并不是这个意思。在《古兰经》中，‘吉哈德’是‘勤奋’‘努力’的意思，引申为‘为伊斯兰教而奋斗’。”马云福又说，“埃及的宗教部长有一本书中讲‘伊斯兰教不讲圣战，圣战是神圣的战争的意思，伊斯兰教只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分’，根本不存在别的内容。”
随后，教务指导委员会编写了一篇“卧尔兹”，题目为“什么是吉哈德”。这篇“卧尔兹”讲清了“吉哈德”的原意，澄清了许多穆斯林的误解，对一些煽动杀异教徒的宗教极端主义分子以很大打击。
记者在这本《新编卧尔兹演讲集》中看到一批题为“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诚实经商是穆斯林的美德”“伊斯兰教要求我们谨守中道”“穆斯林应该和睦邻里”的“卧尔兹”，从《古兰经》和“圣训”出发，有针对性地解释了穆斯林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据马云福介绍，《新编卧尔兹演讲集》已经出版了3辑，包括汉文和维文两种文本，发送给了数万名穆斯林。
解经应严格遵循《古兰经》和“圣训”
记者和大多数人一样问了这样的问题：“解经会不会断章取义歪曲了《古兰经》和‘圣训’的原意？”
马云福说：“这一点绝对不会。”他介绍，教务指导委员会在解经中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每一个论点都以《古兰经》和‘圣训’作为依据，没有依据，解经就没有力量，就没有说服力，群众也不会相信，我们也就要关门了。”因此遵循《古兰经》和“圣训”是解经的生命。
（本文作者系中国新闻社记者）
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程——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马云福 马崇林
马云福，云南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他自1953年前往首都北京回民学院、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学习，尔后留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工作。这段时期是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以及中国伊斯兰教变化、发展的重要时期，而马云福可以称得上是这个时期的参与者和见证人。马云福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供职几十年，这是他的工作经历，也是我们云南64万回族穆斯林的荣耀。2005年夏天，我借赴京开会之便，特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拜访马云福副会长，兹将笔录整理出来供读者了解。
问：马副会长，您在北京工作几十年了，称得上是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老同志、老领导。几十年来，您对我们云南伊斯兰教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指导，我们云南穆斯林由衷地谢谢您。此次利用赴京开会的机会，从《云南穆斯林》编辑部的角度专访您，把您的一生经历介绍给云南的父老乡亲，不知您愿意吗？
答：能为家乡服务，能满足家乡父老乡亲的愿望，是我义不容辞的。
问：您是怎样来北京的？
答：1948年秋季，我从云南峨山县慕名去滇西蒙化（今巍山县）兴建中学学习。当时兴建中学是一所中阿并授、具有现代教学特点的学校。校长是云南省著名的教育家、伊斯兰教学者纳润章经师。他教学有方，办学严谨，吸引了众多云南穆斯林青年到此就学。我在这所学校里学到了许多文化知识和宗教知识，并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社会活动，这对自己的成长、锻炼和整个人生历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951年春，我刚从兴建中学毕业，便被县文教科聘请到三家村的回族村办小学担任教师，一年后被调到蒙化三区第五中心小学，参加办“五年一贯制”实验班，后来被提升为该校的教导主任。近三年的实践，使我无论在工作或思想上都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懂得了怎样教书育人和怎样进行教学管理，特别是体会到做一名人民教师的崇高与荣誉。
1953年北京回民学院阿拉伯文专修班向全国招生，给云南分配了3个名额，我作为滇西选送的人选，同昆明选送的王孝才、大庄选送的马国龙一起来到了北京回民学院阿拉伯文专修班学习。到北京学习，使我感触颇深。当时能到北京去学习太不容易了，相当于古时候叫的“进京赶考”，要走半年才能到达。于是我更是充满了自豪感和荣誉感，并暗中立志一定要抓住这个极好的机会多学到一些知识，为国家、为民族、为伊斯兰教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回民学院阿专班学习的两年里，我的文化知识和阿拉伯语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为我以后的继续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问：听说您还在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学习过，那么您是怎么考入该学院的？当时的情况如何？
答：1955年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成立，回民学院阿专班一至三年级均合并到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形式上采取二、三年级毕业，发给毕业文凭，其中一部分年龄偏大和已有妻室的学生选择了走向社会参加工作；另一部分学生则报名到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继续深造，我选择了继续学习深造的道路。当时阿专班一至三年级均有不少人报名，学院采取了编班考试的办法，成绩好的编入第一班为三年级，差的编入一、二年级，加上当年从外地招来的新生，我被编入第一班，于是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三个班便开始上课。我在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两年的学习，是我收获最大的两年，不仅在文化知识方面，在宗教知识和阿拉伯语方面都得到很大的提高。不难看出，当时的教师对这样一个新成立的学校十分重视，培养伊斯兰教人才的决心很大，工作积极性很高，教学工作十分出色。特别是两位埃及教授（是当时埃及来华访问的文化代表团成员查然博士和拉提夫教授，访华后，根据中埃两国文化交流协定执行项目，留在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教书）学识渊博，教学认真负责，使学生受益匪浅。我在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学习两年后被分配到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工作至今。
问：马副会长，您20世纪50年代初就到了北京，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同云南籍著名的穆斯林学者马坚教授、纳忠教授和纳训先生一定有不少接触，请谈谈您的印象和感受。
答：是的，我同上述几位老教授是有许多来往。首先是马坚教授，在我来北京之前，还在兴建中学学习期间，我和我的好同学杨绍美就给他写过信，请教他怎样才能学好阿拉伯文。马坚教授非常认真负责地给我们回了信，对我们想学好阿拉伯语的愿望给予了鼓励。来到北京后，我和几位云南同乡马孝琳、纳国祥等经常到马坚教授家。当时他住在北京大学校园内燕东园的一幢平房里。马坚教授老伴马存真女士也是云南人，他们两位对家乡去的人非常热情，每次去都要招待吃饭，使我们感到分外温暖。马坚教授平易近人、说话幽默，经常说得让我们笑声不断。因为幽默也是一门高雅的艺术。
我最后一次去看望马坚教授是1976年，那时他几乎双目失明，还患有糖尿病，但他很乐观。他说：“我对死向来是置之度外的，”接着又说：“我这一生有一件遗憾的事，就是后悔当初上班时不该骑自行车，应该走路去，因路并不远，这样就不至于现在走起路来两脚不方便了。”马坚教授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他毕生致力于阿拉伯语教学和伊斯兰学术文化的研究及译著，他的译著颇多，如翻译《古兰经》《回教哲学》《回教真相》《教义学大纲》《阿拉伯文学概况》《阿拉伯通史》等20种之多，并主持编写了中国第一部《阿拉伯语汉语词典》，他的为人和治学精神不仅给后人们树立了榜样，而且留下了宝贵财富。
纳忠教授是一位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和阿拉伯历史及阿拉伯语言学家。1958年他从云南调北京任新成立的外交学院阿拉伯语教授兼系主任，1962年调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授、系主任等职。我久仰纳教授的大名，但同纳忠教授接触较多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因工作关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请他出席国际会议，他后来当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常委，现在是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顾问，因此我经常去他家里，他住北京外国语大学宿舍院教授楼。我每次去他家，都看见他孜孜不倦地伏案写东西。他的著作颇多，诸如《伊斯兰教》《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回教诸国文化史》等数十种。我亲眼看到并了解出版过程的《阿拉伯通史》，这是一部近百万字的巨著，史料丰富、翔实，弥补了东西方一些史学家所写的欠妥失实的地方，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纳忠教授不仅在学术研究和著书立说方面孜孜勤奋，而且生活简朴，重视锻炼身体。他认为一个好的身体就是工作的本钱和成功的条件。因此，他长期不懈地坚持走路运动，每天走一万步（约两个小时）使他赢得了一个好身体。今年（2005年）他已95岁高龄，虽不能似几年前每天走一万步，但仍能在屋里或院中散步。他每天走一万步的消息传出后，很多人都受到启发，做起走路运动。有的同志对我说，他坚持走路运动后，原来的失眠症好了。纳忠教授在锻炼身体方面也影响了许多人，应该说这也是他对社会的又一贡献。
纳训先生是中国当代阿拉伯文学翻译家。20世纪50年代初在云南民院工作，不久便被调到云南省文联从事翻译阿拉伯名著的工作。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1953年9月，他受云南省民委的委托对被选送到北京回民学院阿拉伯文专修班学习的王孝才、马国龙和我进行阿拉伯语测试。他和蔼可亲地对我们3人逐个进行测试，测试后嘱咐我们到校后一定要努力学习，成为有用的人才，将来报效国家。此次虽系第一次接触，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0年他被调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后，作为同乡，我们之间有了接触，当然接触最多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我们常去看望他。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马惠生同志是一位热情好客、尊重学者的人，对上述老教授他曾几次邀请到家里做客，也邀请我作陪。我们一起互相学习、互相鼓励，受益匪浅。
纳训先生毕生呕心沥血致力于《一千零一夜》的翻译。至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将全译本分六卷出齐，共230多万字，这是一项多么大的工程啊！我和纳训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1988年。一天，他老伴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特邀我和老伴及马惠生同志三人前往做客。他老伴也是云南人，十分热情。纳训先生还是那样和蔼可亲，同我们说起话来仍是那么客客气气，文质彬彬的。虽然他身体比原来弱了一些，但没有想到，不久他就归真了，使我们那次见面竟然成了永别。纳训先生虽然归真近20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脑海中回荡，迄今难以忘怀。
问：您被分配到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工作迄今已40余载，可以说您是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请您为我们的读者就您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工作的初期情况作一些介绍。
答：是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刚刚成立3年多，1957年秋我就被分配到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工作，迄今已47年，我亲身经历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发展变化。总体上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发展变化是同祖国的发展变化分不开的，是同呼吸共命运的。
